十二月四日，被誉为「香港良心」的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以脚打破自退休后的沉默态度，在六十五岁之年首次走上街头。她强调，是为表达对普选强烈诉求，以普通市民身分踏出民主第一步。在游行起步近六小时后，特首曾荫权在礼宾府回应大批市民上街争取普选时重申，参加游行的，是一班有热诚、有理想，爱香港的市民。对于他们的声音、热情、追求，他形容自己完全感觉得到，中央亦完全理解。陈、曾二人的讲话，是市民发出声音，并当权者对市民的回应。
以市民身分发表政见是最恰当不过的，不过在天主教和基督教圈子，却有人尝试把某些政见圣经化、神学化，把市民声音升格为先知声音。在宗派林立的教会群体，一本圣经、各自表述，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一些圈内人习惯了，便懒得回应，只管专注内部事务。但笔者认为，冷落先知是不应该的，所以要慎思明辨地了解这件事（申十八：20-22；林前十四：29等）。
在旧约希伯来文，名词「先知」（nabi），是由动词「说预言」（naba）演变出来的。这动词的词干（stem），大部分是 Niph. 或 Hithp，意即「被预言」或「使某人得预言」（BDB, TDNT, VI, p. 796）。先知之所以能够为神「说话」，是因为他已经「被说话」，他「说的话」就是他「被说的话」（TWOT - 1277）。先知从神的灵所得的默示，是一种「异象」（chazon），又是一种「负担」（massa）。先知声音不是自己抱不平的声音，而是首先听了神的声音，然后把神的声音传开去。新约时代也有相同的原则，先知声音必须源于神的默示，亦即是本着圣经，绝对不是社会上不平则鸣的响声。一些没有效验的先知声音，有如没有水的井、没有雨的云彩，为听众用未泡透的灰抹墙。
若细看那些基督徒的声明，不难看到是由创世记第一章引申出来的立论。例如，《基督徒回应第五号报告书联合声明》：「我们坚信民主参与是上主赋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亦需要我们努力不懈，共同争取。」又例如，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社会公义与民生关注委员会表示：「上主创造人类是生而平等，并赋予每一个人享有权利和义务，共同管理大地。」
不错，人有神的形象，也是神的形象，为尊贵的活物，有管理大地的职分（创一：26-28）。然而，从这一点推演到民主和普选，便存在许多问题。第一，人类堕落以后，神的形象受到破损，人的管理权已被削弱，大受限制。削减了的管理权，只有等到神的形象被完全重建及基督再来，才能全面恢复（参启二十：4-6）。第二，在历史中的某些时段，旧约的大卫和列王，以致于新约的基督，神的安排都不是民主和普选的，难道这些安排与神的创造相违么？第三，即使人类共同管理大地，也没有理由推演致民主和普选，因为管理是可以有许多模式的。第四，这些声明没有正视、没有处理圣经中有关政府和市民的教训（例罗十三：1-7）。论到圣经和民主，笔者认为，不应以圣经反对民主，同时，也不应以圣经支持民主。在这问题上，大家放下圣经，不讲神学，以普通市民身分表达政见，才是恰当的做法。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见解。在沙田浸信会举办的政改研讨会，林瑞麟局长在演讲开始的时候诵读以赛亚书六章1-4节，又以「三个仆人」推销政府的政改方案。这种言论可能会令部分基督徒倾向支持政府，何荣汉博士（《明报》：「神学博士挑战政改覆核失败」）知道形势不妙，便有样学样，立刻引用以赛亚书六章5-7节和「寻找迷羊」还击，抗衡一番。旁观者应该明白他们的心意，所以对于这类讲解不要太过认真。
何博士于其〈也是以赛亚先知的书──沙浸政改论坛听林局长分享的感言〉分享，他读神学时深得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启发。尼布尔提出的基督徒现实主义（Christian realism），表达了人人皆罪人的基本信念：「人实行公义的能力使民主制度成为可能，但人不公义的能力使民主制度成为必须。」《人的本性与命运》（到底，人的能力是怎样？）
尼布尔这个新正统的神学家，把政治、道德与神学结合一身，所以他也算是一个政治家。从二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他几乎参与了美国历次的政治活动，建立和参加至少一百多个组织，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政治组织有「纽约自由党」（Liberal Party in New York）、「美国人争取民主运动」（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等。他又积极投身于思想宣传工作，他是《明日世界》（The World Tomorrow）的创办人，又是《基督教和危机》（Christianity and Crisis）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还是《激进的信仰》（Radical Religion，后来改名为《基督徒和社会》，Christian and Society）的编辑。
在早期最重要的着作《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中，尼布尔寻找一种新的政治方法，不但利用道德资源、人性的可能性及各种潜在的道德能力，还考虑到人性的有限性，特别是表现于群体行为之人性的有限性。在处理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尼布尔表现出他后来才定义的现实主义之态度，即是将所有无法纳入固定规範的社会和政治要素，尤其是自我利益和权力要素考虑在内的思想方法。
一九四三年，尼布尔在他的《人类的本性和命运》第二卷出版时，对自己的极端观点作了修正。该书酝酿期，正值二战展开，那时人们的乐观情绪已被战争彻底地粉碎，和平主义也时过境迁，无人响应。人们需要的，是审慎地肯定群体的道德能力，以坚定自己实现正义的决心。尼布尔顺应了历史的需要，就在继续坚持群体道德和个人道德的区分之外，也肯定群体的自我批判意识，从而肯定群体的道德能力。尼布尔注意到群体里那些「变动之中的少数先知先觉者」，他们超出群体自私的局限，从更普遍的立场对群体的自私提出批评。
在香港这个追求民主为主流民意的社会，尼布尔的神学确实令人向往，尤其他那一句关于民主的名言，更被人重复地念颂。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尼布尔的社会政治学说，可以看为他人性理论的逻辑延伸，他对群体道德的论述也不例外。在人性理论的基础上，他通过群体与个人的对比来阐述对群体道德的认识。追根究底，他的神学之成败，取决于他的人性观。
自由主义相信人生来是健全的，人性中有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道德资源。尼布尔批判自由主义的乐观，但同时，他又认为基督教古典的罪恶论是一种矛盾。他否定人的原罪，说：「罪对人之所谓天性，是就其普遍性而言的，并非以它为必然的。」这种看法部分是由于他视创造事件为神话，不承认亚当和堕落的历史性。对他来说，罪恶重在社会的不义和惧怕，解救方法是对社会多点关注。他认为，人性完全堕落的讲法太过夸张，所以对人民追求、实行公义的能力，他有颇为正面的倾向。
何博士大大地吸纳了尼布尔的思想，当被问及在中国的两个区域：台湾和香港，普选出来的陈水扁比非普选出来的曾荫权是否必然更合适（衡量合适当然要包括国家分裂等因素）。他直言，没有肯定的保证，而且公义是在民主之外的：「根据尼布尔基督徒现实主义的讲法，人有破坏公义的倾向，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民主制度，以确保当有腐败和无能的政府出现时，我们可以透过非暴力的程序更替之，但同时，我们亦必须有心理准备，就是纵使我们努力完善化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的民主制度必将有种种「乱象」出现，而我们之所以有能力和意志完善化我们的民主制度，因为人有实行正义的能力。但从尼布尔这种基督徒现实主义把民主的必需性，似乎并非在于民主能够实行公义，而在于使得防止不公义成为可能。我们当然可以透过对代议者的监察，要他们实行公义，不过从尼布尔这个对民主制度的最低程度定义来看，似乎公义是由民主制度以外的制度来实行的，包括在制度上是司法制度和其他申诉机制，但更重要和基本的是人民本身对公义的追求。」从这里，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我们认同尼布尔所提出的基督徒现实主义对人性和实行正义的观点，民主制度是可能和必需的。」（〈从台湾选举乱象说起：基督徒现实主义与民主制度〉，第八六九期〉）
何博士有几个观点值得我们留意。首先，即使经过努力完善化，但我们的民主制度必将有种种「乱象」出现，从繁荣和稳定的角度来看，这种结果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第二，以能力和意志完善化我们的民主制度，是建基于人实行正义的能力，可是这能力的存在，只是一种假设。第三，民主只是防止不公义，而非保证公义，这与现在的民主呼声有很大的出入。第四，公义是由民主制度以外的制度来实行，那么，民主制度只是次要的，民主诉求成了主次不分。第五，更重要和基本的是人民本身对公义的追求，同样地，这种追求只是一个假设。总言之，何博士的言论有如尼布尔的，是建基在人性观的众多假设上，很难定性为先知声音。
在这个自由开放社会，我们所听到的，是市民的声音、市民的政见，当中有宗教背景的市民发表意见。既然只是市民，不是先知，就当把「奉神旨意」、「经上记着」、「先知声音」等口号彻底地除掉，免得带来更大的判断。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7.12.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