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香港政党政治之困局，不少人都曾指出香港的政党缺乏足够的政策研究。这个看法已被提出多年，逐渐的由真知灼见退化为陈腔滥调。前阵子笔者观看政治舞台剧《西九龙皇帝》，在落幕前演员竟「画出仔画出肠」地说出「政党要多作政策研究」，实在闷得要命！
在今年的九月廿三日，刘细良先生在《明报》论坛版中发表了相反的论调，刘氏认为当代的政治运作已改为讲形象、讲包装，民主党近日所做的政策研究，已是来得太迟。
政策研究不是明日黄花
根据刘氏的说法，香港的政党应该将资源放在其品牌之上，并摒弃以政策研究救党的迷思。可是，这种评论称得上是公允吗？
英国在近几十年的政治变化，是刘氏立论的基础之一。按刘氏的见解，近年贝理雅工党政府之所以能三度连任，与其政党的研究工作并无关连，英国在经历过戴卓尔夫人在八十年代的领导后，戴卓尔主义已成为英国政坛的名牌。贝理雅的成功，在于他能够将戴卓尔主义的招牌据为己有。
笔者并不否定政治品牌逐渐吃重的大趋势。可是，刘氏却忽略了政治品牌并不是靠做秀打造出来的。戴卓尔主义的背后，其实充满了学问。这些学问未必是由保守党自己研究出来的，却是不少知识份子的心血结晶，比如说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以及经济学界的货币供应理论，均是戴卓尔主义的重覆支柱，戴卓尔主义不只是一个漂亮的品牌，它本身是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贝理雅固然是一位懂得包装自己的政客，可是他也不只是个中看的品牌。吉登斯（A. Gidens）的「第三条路」理论，为工党的执政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也许我们并不认同第三条路是工党该走的路线，我们却要怀疑贝理雅「盗用」戴卓尔招牌的简化讲法。
有一点我们不应忘记：单靠声势浩大的宣传，并不能塑造一个成功的品牌。一中看不中用的政治品牌可以赢得一次大选，可是其乏善足陈的政绩不能带来接二连三的胜利。一个长期成功的品牌，背后必需要有一个实效的稳固基础。戴卓尔主义如是、第三条路也如是。
政策研究忽变陈腔滥调
可是，纵然政策研究有其重要性，将之视为政党问题的万灵丹，却会使它成为一种陈腔滥调。我们还需要问一个问题：究竟政党需要哪一种政策研究？
我们也许要先搞清楚政治家与技术官僚的分别。政治家的视野是倛阔的，他的责任在于指出社会发展的大方向，然后指示行政机关达成其目标。而技术官僚的目光，则只是放在某一时空中的某一小事，然后思量该以何种技术解决这有限时空中的问题。
很明显，公众对政治人物的要求，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诚然，公众并不希望政治人物流于形而上的空谈，而希望他们能脚踏实地的就切身的议题提供答案。可是，公众也不希望政治人物在技术性的问题上纠缠，公众不是技术人员，他们并不知道某某法例某章某条的法理依据，亦不会有兴趣知道。政治人物若太注重枝节，只会增加与选民的疏离感，令公众倒尽胃口。
比如说，第三条路的理论正是一个成功的政策研究成果。这理论并没有迷失于技术上的枝节：它没有告诉我们该如何改革医疗制度，也没有告诉我们该如何以工代账。可是，它又能告诉大众社会的大趋势，并指出在当代处境下社会当走的大方向。它告诉我们当代正是一个风险社会，是以一方面福利国家有必要维持，也有必要改革。
香港政党的困境，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其缺乏有远象的系统理论支持。香港的政党不是没有政策研究，可是其内容却迷失于技术上的枝节，是以民主党与民建联的政策报告，看上去可以没有什么差别。另一方面，它们的指导思想却流于空洞与抽象。比如它们以维护民生式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党的方向，可是这些却是假大空的口号而已。究竟我们要怎样的民主，如何促进和谐？笔者相信香港的政党并不懂回答。
总结
纵然政治品牌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香港的政党并不应该放弃政策研究的努力。成功的政治品牌的背后，必有成功的政策研究。可是，香港的政党必须调整他们的策略，假大空的宏大敍事，政治口号，与流于琐碎的技术文章均不适宜。香港的政党需要有纵观全局的气魄，需要有指出社会大方向的整全理论。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4.10.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