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关教授在百忙中抽空回覆，你的澄清实在有助沟通讨论，也纠正了我对你立场的某些误会。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主要是参考性文化学会网页上的资料，我手头上的其他资料也不多，看漏了的话，很抱歉。在这里只是想补充一点，在立法事情上，我觉得随意性也不可能完全排除的，因为理论上受歧视的群体可以多不胜数，而很多问题的出现也不是社会能完全控制的，比如新移民涌入带出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涌现，会影响社会原来要处理的歧视问题的议程。所以纵然有合理及一致的标准，但是社会选择保障某些受歧视的社群而不保障其他受歧视群体不一定可以完全排除随意性的。好，就这个问题，我们姑且谈到这里吧。
至于关兄的回应文，内容触及不少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伦理、政治、及法律观念，加上回应你的同时是很难不阐述我个人的观点，所以若真要有充分讨论的话，恐怕要另撰专书才能办到。囿于时间----新学年快要开始，不能再分身兼顾各样事务，只能勉为其难回应你文章中的三个论点，有言不尽意，挂一漏万之处，请见谅，盼望日后再跟进讨论。
首先，我相信我与关兄所持的立场有重要的共识。我赞成若果反性倾向歧视法按着现行三条反歧视法例为蓝本而通过的话，会弊多于利，因为不但会对传统婚姻家庭制度造成莫大的冲击，威胁个人良心及信仰自由。而且，按我个人理解，会导致法律权力严重倾斜，这点我已经在探讨反性倾向歧视立法第三条道路有清楚交待。（参考《时代论坛》第九一五、九二四、九二五、九二八，及第九二九期的回应文。）我亦不完全认同现行人权论述的划一性的平等保护（equal protection），我认为划一性的平等保护不能应用到性倾向歧视问题上。在这理解前提下，我相信我与关兄有许多沟通的空间。
然而，我与关兄的立场亦有关键性分别，我认为要立法的话，有限度谨慎立法，更能满足社会公平的要求，更能兼顾各方的合理诉求。我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我不太清楚关兄有没有机会认真考虑过，因为关兄（相当大胆的）宣告：「我们还未看到一个有说服力的正方论证〔去支持立法〕」（粗体为笔者所加）。如果关兄还未有机会深入思考第三条进路的可能性，我诚意邀请你花点时间看看，平情的评估一下。诚然，我不敢保证我所提出的第三条进路没有漏洞－－这点我也说过了，我亦不相信在这个复杂议题上有天衣无缝的立场及解决方案，但我相信我所提出的立场并不是一无是处。如果真的是毫无可取，劳烦指正，我不介意修正什至扬弃我的立场。（当然，我还没有机会较完善的阐释我的立场。）真诚对话沟通是不怕有错的，如哈伯马斯所言，是orientation toward understanding，不是以策略理性或取胜为主导的，所以面对批评，有错则改之，是沟通者应有的本色，也是吃我这行饭必须具备的条件。
就进入正题吧。
一、是特殊保护？「特殊保护」？还是个别（或特定）保护？
关兄反对SODO的其中一个主要论点如下：「『立法保障某指定群体免受歧视』是特殊保护，不是基本人权。若『受歧视法保护』是基本人权，那这种保护是每个群体都应同样享有的，然而并非每个群体都同样享有这种保护(如被歧视的肥人)。我们不可不明白『是否人权』和『政府应如何保障人权』的分别，例如人身安全是人权，政府应如何保护呢？答：缉拿和惩罚伤害你的人。但政府是不能为每一个人雇用保镖的！若政府真的为某些市民(而不是其他市民)提供保镖，这就是特殊保护，是需要一些标准和论据的（如该市民受到死亡感吓，所以有即时危险，特别需要保护）。又如工作权是人权，政府或许应提供失业救济金和就业资讯服务，但不可能即时雇用所有失业人士。」
为了使讨论更形清晰着实，让我先撇开「结婚是否是同性恋者的人权」这类备受争议的课题。（我个人亦相信不是，或者就算结婚是同志的人权，也不应鼓励。）我就以一些较简单及现时较少争议的例子作跳板吧。假如有两个人X及Y，X是白人，Y是黑人，他们都生活在种族歧视，特别是对黑人歧视的社会A。假如A的宪法已经写得很清楚，就是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是生活在A，都受到宪法赋予的权利所同等的保护，如人身安全权利或同等就业机会权利。假设A还没有立反歧视法例，X 被抢劫，他（她）报警求助，警察就马上来声援，X也不会因为他（她）的肤色，找不到他（她）想做及能胜任的工作。相反的，Y被抢劫报警求助，警察跚跚来迟，也因着肤色的缘故，Y找工作到处踫壁。很明显，X 是享有A宪法保护的权利，但Y 呢？ 对Y 来讲，人身安全权利或同等就业机会权利只是形同虚设而已（又或受严重限制），Y根本就没有享有与X同等的权利。
好，现在社会A进步了，有反种族歧视法了，主要是保护Y那类少数族群。按关君的定义----我希望没误解他，是「特别保护」黑人。但问题亦来了，这些（关君意义下的）「特别保护」的法例或政策究竟是做什么的？不是用来保护黑人本来就已经应该享有（与白人一样）的同等权利吗？报警求助，警察不是应该要迅速回应求助者，无分求助者的种族背景吗？平等就业机会权利不是理应所有人享有吗？的确，「若政府真的为某些市民（而不是其他市民）提供保镖，这就是特殊保护。」这点我完全同意。为某些市民提供保镖是名正言顺的特殊保护，但是保证一些人享有他们原来就应该跟其他人一样有（但实际上被剥夺的）权利，又怎能说成是（关君意义下的）「特殊保护」呢？我们不能因为有一条法例保护Y群体而不保护X群体，就可以推到Y所受的保护是真正的特殊保护。
要知道赋予某组别「个别」或「特定」保护并不等同赋予他们「特殊」保护。用英文可能会更能清晰表达我的意思。Giving protection to particular groups of people is not the same as providing them with special protection. "Particular protection" has to be understood in relation to "universal protection," which is meant to cover every particular group. "Special" protection, on the other hand, conveys a sense of "privileged" protection, which is rightly exemplified in the case of having bodyguards. "Particular"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privileged." To claim that the former implies the latter is to conflate the two concepts.
回到性倾向歧视问题，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启文兄在不同地方重覆说过类似以下的一段话：「同性恋者的人权，他们已经有了，SODO只是『特别保护』。」我相信你说对了一部分。对，如果讲到人身安全权利，公平审讯权利这些範畴，同性恋者应该跟其他人士所拥有的权利无异。如果同性恋者在街上被人殴打，相信香港的警察不会袖手旁观。同性恋者犯事，相信香港的法庭，不会因为犯事者是同性恋，就不给予公平审讯。在这些範畴上，若果对同性恋者特别优惠，比如给他们提供保镖，那么是名正言顺的特殊保护。我个人亦认为，与性倾向及家庭价值有密切关系的领域／範畴，如果立法强制，要求机构／公司对同性恋者作出一视同仁的甄选准则，也可能是名正言顺的特殊保护。但是与性倾向或家庭价值拉不上或很难拉上关系的领域／範畴，我们真的有权利不喜欢同性恋者就不聘用或解雇吗？按我的第三条进路的建议，SODO只应应用到在这些领域／範畴，保障他们本来就应该有──但容易被剥夺──的权利，所以在这些领域／範畴，不是真正的特殊保护。因此，「同性恋者的人权，他们已经有了，SODO是『特别保护』」只是说对了一部分，是相当偏颇的讲法，因为忽略了同性恋者本来就应该有，但被剥夺或容易受剥夺的那些合理权利。
既然（我版本的）SODO只是保障同性恋者本来就应该（在性倾向不相关的领域／範畴上）享有同等的待遇 ，那么SODO 就不是名正言顺的特殊保护。所以我不太清楚，关兄意义下的「特殊保护」的论调到底是帮助大家了解问题，还是混淆问题。（当然，我再次声明，我并不是说，同志有同样的结婚权利，因为这些是与性倾向及家庭有关的，上面已经说过了。如果有的话，要让公民社会作最后决定，不能通过现行立法手段达到。）因为关兄的「特殊保护」不是真正的特殊保护，不是为某些市民提供保镖那类的特殊保护，不是超出原来就应该受到保障的保护，而是个别或特定保护。
也许启文兄会这样反驳：「同性恋者丧失工作上平等机会的权利是咎由自取的，是他们deserve 的。没有人要他们选择gay的生活方式，如果他们不搞同性恋的话，就会与异性恋者无异，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权利，所以无论如何，立SODO就是对他们名正言顺的特殊保护。」
我不想花太多篇幅在这里探讨deserve（或desert）这个哲学问题1。我也不想在这里讨论到底性取向是否容易改变。问题的癥结在于：是否desert可以轻易驾驭基本人权呢？诚然，一个凶残的杀人犯不单只应该受到法律制裁，而且理应受到社会的谴责。但是否因此犯人就失去公平审讯权利呢？是否我们就有权利发泄公愤，把他（她）抓出来虐待呢？虽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他（她）deserve 的，但我们能这样做吗？是否在性倾向不相关的领域，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关系，同性恋者就deserve（在性倾向及家庭领域不相关的领域／範畴）失去一视同仁的就业甄选机会呢？我在别处举过的例子：「假设有两位飞机师，一位是异性恋者H，但他（她）经常酗酒，与另一位飞机师G，他（她）是同性恋者，G没有不良嗜好，你作为民航飞机的雇主，你要聘请（或解雇）H或G呢？」（参考〈性倾向歧视问题的复杂性：论歧视与性倾向歧视〉。）异性恋与同性恋在这份工作上是没有（或很难有）相关性的分别，为什么只要知道对方是同性恋者，就自然而言可以构成差别待遇的理由？再者，就算AIDS与同志社群有密切关系，是否作为一个医生就可以对求助者说：「你搞到有AIDS，是你自作孽的，没有人叫你去搞gay。你已经失去要求我救你的权利，所以我救你只是优待你而已，是名正言顺的特殊保护！」？（请勿误会，我并不是说desert是完全不应该考虑的原则。我只是说，作为一个社会公义原则，desert是有它的限制的，什至在某些情况下是危险的。）
如果关兄真的要作出以上的反驳的话，那么类似的论证同样可以应用到基督徒身上：「基督徒丧失工作上平等机会的权利是咎由自取的，是他们deserve 的。没有人要他们做基督徒，如果他们不做的话，就会与无宗教信仰人士者一样，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权利，所以无论如何，立反歧视法就是对他们名正言顺的特殊保护。」这是不是关兄愿意见到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呢？
结论：如果我以上的分析是正确的话，我相信关兄所提出的四个SODO立法条件（F1至F4）的合理性需要重新审视，因为SODO（及残疾歧视法例等等）根本不是他所讲的（真正的）特殊保护，而是个别（或特定）的保护而已，目的是保障同志（或残疾）群体本来就该享有权利的（当然不包括结婚及领养孩童权利）。这是非常关键性的课题，因为关兄要求反对者满足F1至F4才能考虑「特殊保护」同志群体，但是如果SODO根本不是真正的特殊保护，那么他的四个条件就可能不能成立。但很抱歉，我不能在这里进一步讨论了。关于特殊保护的问题，我就姑且谈到这里吧。但是以下我要讨论的一点，是与以上讨论紧紧相扣的。
二、关于「歧视」同性恋者的自由与「歧视」基督徒的自由
在回应黄国栋医生关于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及对基督教的歧视一段，关兄指出基督徒与同性恋者的处境都是相似的。
关兄说：「同性恋者和基督徒（特别是那些鲜明反对同性恋的）都可能在社会里受到态度上的歧视，什或就业上的歧视，例子：一些仇恨同性恋者的人把出柜的人解雇；一间很支持同志运动的报馆或性开放的老板把性价值保守和不认同同性恋的员工解雇。关于这两种歧视，我们都不赞成用法例禁止。我们从未要求政府特别制订保障基督徒的法例。」
我理解关兄及反对SODO人士的忧虑，我也觉得私人企业及机构，特别是小型企业及机构，是应该有很大的自由去不聘请或解雇一些不合工作或机构定位的员工。这点我已经在阐述SODO的第三条道路有清楚的交待。所以我完全同意「一间很支持同志运动的报馆或性开放的老板把性价值保守和不认同同性恋的员工解雇。」因为在这些领域，性倾向与家庭价值是有相关性的。我亦赞成在闹市中，如有同性恋者在众目睽睽下亲热，公众是有权利投以异样眼光，正如基督徒在闹市派福音单张，我们不能要求别人一定要喜欢我们的信仰。因为公众地方──像闹市或海滩──不像公司或机构，是没有特定目标和任务去完成的，闹市或海滩等地要作什么用途，很视乎使用者怎样用。除了规範某些出位的行为（如淫亵及不雅行为）的一般条例，我们不能随便立反歧视法例保护某些群体。所有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同意关兄的论点。
但我不赞成「当同性恋者的权利和不认同同性恋的人的权利有张力时（如教会组织的会籍和聘用、同志冲击教会和相关组织、信徒在自己工作空间实践信仰等），它都偏重保护同性恋权利，这样并不公平」这个说法。如果关兄有细心看过我的第三条进路的话，我亦反对教会只是配得法律豁免权利而已，我认为教会是有法律自由决定同性恋者在教会的地位。当然，我还没有机会进一步阐述我的立场，但就我版本的SODO，如果同志团体在公司推行觉醒运动或相关活动，是不受法例保障的：就是其他不赞成同性恋的员工有权利提出抗议的，因为推行觉醒运动或相关活动已经超出SODO保护範围，超出保护平等工作机会範围，超出大部分机构的工作性质及定位。如果我是建筑师，我上班的主要目的，是设计安全及合规格的楼宇，不是要向员工告诉我的家庭多么美满，我的宗教经历多么传奇等等，因为这些都与这份工作很难拉上关系的。同样的，不歧视同性恋者，在职场上保障他们同等工作权利的机会，并不意味同性恋者可以在工作间故意表现或推广自己的身分。这方面的这条件都可以在立法时写清楚的，所以根本不需要诸多忧虑质疑。
我不能赞成在所有的领域／範畴，只是因为不喜欢同性恋者，就有权利解雇或恶待对方。如果我是航空（巴士）公司的雇主，我很不喜欢同性恋者，我是否有这种权利，是否可以因飞机师（巴士司机）是同性恋者就解雇他（她）呢？飞机师（巴士司机）的主要任务，是将乘客安全的由A点送到B点，与性倾向很难拉得上关系的，为何我个人的道德或信仰取态──在这些领域／範畴上──神圣到一个地步足以驾驭公平的就业机会权利？
要知道一间公司──尤其是大公司──往往由不同信仰、道德价值取态的人士组成。一些无神论者可能不喜欢基督徒，一些基督徒可能不喜欢佛教徒，一些佛教徒可能不喜欢会回教徒，一些有德兰修女的道德及灵性情操的人可能不喜欢那些出入风月场所的员工，离婚人士可能不喜欢那些把家庭价值挂在咀边的人……，如果所有人都因为个人信仰／道德取向就不与其他人合作，什至想尽办法把对方解雇，那么整个工作环境还要得？我已经在〈再思反性倾向歧视立法的第三条进路：公民社会与同性恋问题〉提过：
「当我们回到公司或机构，我们有特定的工作任务要完成，而这些任务，往往与某些道德价值──如性倾向──无关的。如果我是急症室的医护人员，我不能因为知道（或怀疑）病人是同性恋者，就不去抢救。就算与我一起共事的医护人员是同性恋者，只要对方尽忠职守，我也要尊重他（她），不是因为他（她）的性倾向，乃是因为他（她）是一位胜任的夥伴。再者，如果我是主管，我一方面不想见到我的同性恋员工在职场上大谈他（她）与同性爱伴的私生活，惹来我其他下属的不满。但另一方面，我亦不愿意见到我的异性恋者员工细数他（她）的婚姻及家庭怎样美满，他的妻子怎样贤良淑德，她的丈夫怎样才气横溢云云，令那些失婚的同事难堪。毕竟，医护人员的职责是随时候命，抢救病人，任何影响工作环境的和谐，又或令工作环境复杂化、政治化的举措或言行都是不利的，什至是危险的，因为会破坏夥伴合作关系，阻碍任务完成。而反歧视法例除了达到在性倾向不相关的领域一视同仁、不偏袒的甄选目的之外，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规限个人道德的冲动与论断，不让职场政治化，沦为道德与意识形态的斗兽场，影响职场的运作及任务的执行。」
到底基督徒是否适宜把职场作为个人信仰的殖民地，我们需要讨论，不能只是假设适合。在多元的公民社会，与别人合作肯定要有某种程度的宽容，个人信仰实践肯定会有所限制。宽容是多元社会重要的价值，不能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拥有真理，就认为社会的各个範畴／领域都要服膺于我们的信仰及道德价值底下。（不要误会，我不赞成整体社会什么都宽容，但是有些领域／範畴，宽容是关键性的价值，亦无可避免。）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到底是否在所有公民社会的领域／範畴上，个人信仰或某些（特指超越与别人合作所需的）道德价值是priority？那些超越与别人合作所需的道德价值真的可以驾驭一切人权论述？当然，我相信在某些公民社会领域／範畴上，道德或信仰价值可以或什至应该驾驭人权论述，但在一切的领域上？我不敢苟同。当然，我不清楚关兄是否持priority of the good over the right立场。我个人认为，某些情况底下，是priority of the good over the right，但其他情况下，是priority of the right over the good，这才是较平衡，较贴近现代多元民主社会的看法。当然，我不可能在这里讨论这个大题目。
最后，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启文兄的一句话：「我们从未要求政府特别制订保障基督徒的法例。」当然，我非常欣赏启文兄的个人操守及对使命的执着，为了反SODO忍受许多无理谩骂及侮辱。我也不太清楚启文兄是否在所有的情况下受到歧视，也不会要求制订保障基督徒的法例：是否在所有情况下，有人打他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人打。我不知道启文兄是否带着殉道者情意结，所以我不敢妄下定论。但是如果活在现代公民社会，面对与宗教信仰上无关的差别对待，比如无理解雇，也不争取保障自己的权益，那么我也无话可说。康德说了一句相当重的话，但是我觉得是一语中的："If a man makes himself into a worm he must not complain when he is trodden upon." 启文兄不要误会，我没有言下之意，我只是想指出人尊严的重要性而已，而法律就是对尊严肯定的最重要保障，不能仅仅通过民间、非法律的途径，特别是人的善心，所能达到。
当然，如果是因为要反SODO的缘故，不让对手有反攻的把柄，于是放弃争取反宗教歧视法例----就算所承受的歧视是多么的不合理，那么就真的令人费解，什至是令人遗憾，因为有点「同归于尽」（对不起，一时之间想不出更适当的用词）之嫌。
三、「样貌歧视」？「身材歧视」？「口吃歧视」？「低IQ歧视」？「低EQ歧视」？等等
另外，关兄喜欢使用「样貌歧视」，「身材歧视」等等为例子去反对SODO，如：「胖子、丑八怪、口吃、口臭者、有臭狐、低IQ者、低EQ者、烟民、嫖客」，因为若SODO通过后，会对这些组别不公平。
首先，谈谈「低IQ者」、「低EQ者」。关键要看多低，如果是严重弱智，或患自闭症导致低EQ，令患者无法过独立生活，那么已经是一种残障，可以归入《残疾歧视条例》，所以不是什么难题，无必要诸多争论。但如果IQ或EQ只是稍为偏低，那么就很难立歧视法保护。为什么呢？因为IQ或EQ在重要範畴如工作上是属于能力的考虑，在绝大部分工作是相关性的差别。一个IQ低的人，是不可能以歧视为理由控告普林斯顿大学，硬要大学让他（她）执教，担当相当于爱因斯坦曾经当过的物理学教席。一个EQ低，不懂得将心比心，不懂得易地而处的辅导员，是不能指责专业辅导学会不颁受认可资格为歧视。所以为「低IQ歧视」、「低EQ歧视」订立法例是相当困难的事。
就算退一步来说，我们真的要为低IQ者、低EQ者立反歧视法，但是立法的基础，与性倾向歧视的理据不同，因为IQ与EQ 起码在绝大部分的工作上是息息相关的，低IQ、低EQ会直接影响工作是否能顺利完成。但是我想不出一位装修工人、水电工人、巴士司机、土木工程司、气候学专家，他（她）们的工作性质与性倾向有何关连，我想不出一个人是不是同性恋或异性恋对他（她）能否准确预测天气，能否修理漏水的水管有何关连。当然，有某些工种，性倾向与家庭价值有密切关系的，如中小学教育，辅导，家庭服务，及宗教教育等等。但我已经不厌其烦的说过， SODO是不能应用到所有与性倾向及家庭价值领域相干的领域，所以根本不能与「低IQ及低EQ歧视立法」相提并论。
另外，启文兄提到口吃群体，但是我有朋友指出，其实口吃群体可以在现行一些反歧视法例下受到保护，如《残疾歧视条例》，所以亦不是什么大问题。当然，我觉得只能应用到与口吃残障不相关的领域上而已。比如司仪一职，就很难使用有口吃的人士，所以不属于歧视。
我在这里不想谈到底口吃是先天还是后天，但我相信启文兄最关心的就是：如果是后天，是可以改变的，那么会不会有人不是口吃，但假装口吃，目的要谋取利益。我认为如果真的有人不是口吃，但假装口吃，目的想利用法例，那么就悉随尊便吧。因为如果按严谨的歧视定义 ----就是因一个人的不相关的因素（特质），对他（她）作（不合理）的差别待遇，那么这类机会主义者只是「有头发想做秃头」？因为口吃者不能在与口吃相关的领域得到好处，例如口吃者不能或很难做司仪，公关，播音员及几乎所有需要口齿伶俐与人沟通的工作上，因为歧视法不能应用到这些範畴／领域上。所以假装口吃（在许多领域上）只不过是找自己麻烦而已。
进一步谈到样貌，如果面目「丑陋」是天生导致，又或意外造成，比如面部被严重烧伤，我觉得亦可以归到《残疾歧视条例》保护下，所以也不是什么难以应付的问题。但普通情况下，「样貌歧视」、「身材（型）歧视」与上段所提的例子有所不同，因为「样貌歧视」、「身材（型）歧视」等等牵涉审美标准，而审美标准，往往因文化、时代、社会，什至是个人喜好而异，所以要执行这些法例高度困难。鲁宾（Peter Paul Rubens）的油画，就有以肥胖的女士为题材。一直至欧洲现代社会早期，肥胖是财富及成功的象征。我对选美这玩儿没有多大兴趣，但是我发现现时西方人对何谓漂亮的女性，与东方人的标准普遍来讲有差异。西方人认为高头大马、身材丰满、性感豪放，尤其是金发女郎，是美的典範。东方人则倾向认为，樱桃小咀，黝黑直发，含羞答答的女性才是美的象征。西方人的美感观念是表现性（expressive）的，所以艺术哲学有所谓Expressive Theory of Art。但东方人是倾向于尽在不言中，较隐性的（disclosive）的，较接近海德格尔的艺术理论。而另一方面，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就有喜欢身材饱满的人作为终身伴侣。基于多元、及因应社会、文化、时代、什至个人而异的标准，订立「反样貌歧视法」、「反身材歧视法」实际上根本行不通。所以不为这些受歧视群体订立反歧视法例，不一定意味漠视他们的需要，对他们不公平，乃是可能在执行上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与此不同，「同性恋」，「异性恋」等等，是可以下一个可达共识的法律定义的。所以，用「样貌歧视」、「身材歧视」等等去反对SODO未免──饶恕小弟冒犯说一句──牵强附会了。
当然，我同意同性恋者在外表上是不容易与其他人分辨出来。正如关兄提到立法的其中一个标准，F2（但是他的四个标准的合理性仍待审视）：「整个群体彰显一些明显、不变或可辨别的特征，例如种族、肤色、性别或国家起源」。而正因为一个人是否是同性恋，主要是基于个人的宣称----我们不可能走进别人的房间，看看睡在他（她）床上的是同性或异性，那么SODO立法后，会被否滥用？会不会明明是异性恋者，去自称同性恋者，为要谋取利益？
我的回答与上面关于口吃的讨论相似。我的答案是：「有可能，但主要问题是出于现时提倡的铺天盖地，涉及公民社会各个领域的SODO。我亦反对这类铺天盖地的SODO。」我的第三条进路与现行提倡的SODO不同，因为是相当有限及谨慎的，滥用机会很微。因为我把SODO应用範围划分几个领域／範畴，有些领域／範畴性倾向及家庭价值无关（或很少关系）的，所以一视同仁；有些领域是与性倾向及家庭价值有关的，所以受影响人士（包括机构）有法律自由去按个人良心（或机构目标）及工作性质去决定到底同性恋（或异性恋）者在机构的位置如何。在这个理解前提下，一位异性恋者宣称自己是同性恋者，不会有多大好处，而事实上是弊多利少。因为如果你是异性恋者，但你宣称自己是同性恋者，你可能只能在某些领域底下得到（本来就享有的）一视同仁的权利，但你可能会失去你其他领域已经拥有的权利，如婚姻权利及领养孩童权利，什至你的宗教自由可能有许多实质上的限制，因为就我的SODO版本，教会不只是享有法律豁免权利（legal exemption or immunity）而已──这点我已经有详细交待了，乃是法律上的自由权利（liberty），所以教会有权按着她的信念去决定同性恋者在教会的地位。（当然，教会不能伤害同性恋者，如身体侵害，因为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一样，是受到公民权利的保护，这里主要是指受聘或服务方面的问题。）
所以就算F2是合理的标准－－我只是说「就算」，因为关兄所提出的四个标准的合理性是值得商榷的，我相信按我的SODO版本立法后以后，受影响的人士会「对号入座」，不会座错位置。耐人寻味，在美国有部分少数族裔人士，不太喜欢affirmative action，因为affirmative action虽然让他们得到本来应该得到的好处，但是给别人一种受袒护的形象挥之不去。当然，SODO 不是affirmative action，这点在前文已经提过了。也正因为SODO不是affirmative action， 没有特定工作配额分给同性恋者，所以如果一位异性恋者，在工作上宣称自己是同性恋者没有什么好处，只是保证原来他（她）已经享有的平等甄选机会而已，根本不需要去宣称自己是同性恋者。相反的，是自招麻烦。
至于滥用及偏袒问题，我不能在这里详细讨论了，但我已经说过，到底滥用是基于立法与司法时不够完善，或是必然的结果是值得商榷的。反对人士只是一味说立法会导致滥用及偏袒情况，比如指出同性恋者可以使用公帑去打官司，但是雇主要自己掏腰包云云。但「会否滥用偏袒」这个的问题，起码有部分是属于技术性层面的範畴，不一定难解决的。比如，双方都可要求政府提供同等的法律援助便行了，立法时候可以写进法例的。不要把技术上不难纠正的问题，当做反对SODO的主要理据，本末需要搞清楚，反对所用的理据要fair。
末了，希望启文兄手下留情，当我指出ABCDE等等群体不能与同志团体相提并论，不会再提出新的受歧视群体PQRST，如百万富翁受歧视等等！因为会相当难应付！皆因受歧视的群体可以是N，而N可以是∞！如要等到完满处理那些无数受歧视群体才考虑给同志（或其他受歧视）群体立反歧视法例，那么真的什么反歧视法都不用立了──正如我前篇文章指出的！而且赞成SODO那方到底真的有多少责任要回应多少质疑也是问题。在法庭上也只是要求控方prove beyond reasonable doubt，不需要为所有的质疑答辩，因为不是所有的质疑都是合理的。法官也有权利禁止控辩双方的律师提出误导性、假设性、及带有循环论证（begging the question）的问题。关于这方面，国栋兄已经讨论过了。
好，已经写了超过一万字，真的要收笔了，暂时不能再放时间在这个议题上了。谢谢关教授你肯与我沟通，纠正我对你的立场的某些误解，也令我能进一步澄清我个人立场，欢迎继续赐教。
1 关于desert的观念，我曾经花时间研究过。可参考George Sher的Deser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John Rawls 在A Theory of Justice 也有这方面的讨论。Robert Nozick 在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也反驳过 John Rawls的论点。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19.8.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