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性文化学会（以下简称「学会」） 对性倾向歧视法（以下简称SODO）的一些反对论据，引来黄继忠君与黄国栋君在《时代论坛》网页的批评（分别是〈与性文化学会商榷：反性倾向歧视立法对其他受歧视的群体不公平？〉和〈几个问题──回应关启文《反对「性倾向歧视法」＝排斥弱势群体？》一文〉，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两位提供的论点都反映真诚与深刻的思考，他们针对事而不针对人的态度，也是我们高度欣赏的。因为我各样事务繁忙，再加上暑期的大假，所以到现在才作出回应，请两位黄兄见谅。
争议双方都不应把对手妖魔化
让我们做一些基本的澄清。黄国栋表示：「我担心的，是反对 SODO 的人士不断的以逻辑上（logically）和事实上（factually）错误的信息来硬销他们的观点，并且将那些支持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人士妖魔化。」他也认为「关教授和其他反 SODO人士却完全没有回应」一些批评的意见，继续使用一些「不合理的例子。」所以他质疑我们：「是不是为了要硬销你们的观点，就可以将这些不确实的例子不断的重复呢？」
首先，我们不能代表所有反SODO的人士说话，但就学会而言，我们绝对不赞成「将那些持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人士妖魔化」，例如在五月廿九日的一期《时代论坛》（第九二六期），我们特别斥资刊登了四版的〈反对「性倾向歧视」立法特刊〉（以下简称SODO特刊），里面开宗明义地说：「我们在这里呼吁所有支持反对立法的弟兄姊妹认真面对以上批评，且以爱心和宽容对待性小众。我们也当体谅了解教会内不认同我们立场的弟兄姊妹。我们绝不赞成强逼弟兄姊妹就SODO表态，更不应把对SODO的立场简化为审查信仰的指标（SODO始终是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坊间一些言论，无论是支持或反对SODO，都有一些过激或非理性的主张。我们呼吁各方应以香港整体的社会益处着眼，以公平合理为原则来评估SODO。」
我们也不赞成把反对SODO者妖魔化，但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在香港已经发生，如近期因七一游行的争辩，很多人对蔡志森和明光社的批评都很恶毒。就我自己而言，「我在五月底发现我的照片被网友放了在梁国雄议员的网页里……，标题是：「认住佢」。还有人说我是假道学、死耶稣佬、衰格、肥尸大只、面目可憎，并祝我早下地狱！」然而我表示：「我尊重别人有辱骂和憎恨我的自由……，也不提倡甚麽法例为我提供特殊保护。……我们不应把支持者和反对者标签或定型，……当然，也不应把支持立法者标签为反道德人士，他们很多都有爱心和正义感、甚或高贵的情操。」（《明报》，○五年六月六日。）
我们真诚地相信SODO是不应制订的
这些立场其实我们已多次表达，未知国栋兄有否留意。国栋兄似乎有点怀疑我们的诚信，他认为我们为了硬销我们的观点，就不顾一切，明明知道一些例子不确实和不合理（和一些信息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有错误），还不断去重复！一些赞成SODO的人怎样看待反对的人呢？我想要区分两种情况：
- 反对SODO的人真诚地相信SODO是缺乏理据和不应制订的，然而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的论据也是不成立的。
- 反对SODO的人内心知道反对SODO的论据是不成立的，然而他们为了私利或僵化的意识形态，坚持他们的错误的看法，还指鹿为马，不断重复错谬的论点和例子。
若（1）是对的，那反SODO人士只是头脑有问题，但若（2）是对的，那他们的人格也大有问题。我们的看法当然是：（1）与（2）都不对。经过详细的思考，我们认为SODO是弊多利少，但在过程中，我们发觉所牵涉的平等、自由、歧视和人权等课题都是异常复杂的，我们可以理解一些人（特别是受主流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会不同意我们的论点和例子，因此不会说不同意我们的人必然就是存心不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对手不要随意猜测甚或丑化我们的动机。SODO特刊说：「愿真理兴盛，我们衰微！有人质疑我们所做的是「为了求真还是求胜？」。我们不能透过「胜利」得到任何利益。我们也不敌视任何人，假若SODO符合公义原则，我们乐於竭下来，就让我们衰微好了！然而，我们认为SODO缺乏充足理据、会产生逆向歧视，会对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我们仍将继续择善固执。」
反对SODO者不一定出於自保心态
黄国栋兄质疑我们没有回应一些批评，我们当然不敢说所有批评都已回应（我们人力和精力都很有限），然而我们已多次澄清一些对我们的论点的误解，但可能国栋兄人在美国，未能看到我们随印刷版附上的SODO特刊。举两个例子：第一，国栋兄质问：「我们的道德原则，是「反对危害我的权益」？还是「支持应该支持的事」？……以「危害我的权益」作为反对的原因，是基督徒应有的态度吗？」这与SODO特刊处理的道德评议四相似。我们在那里已作出回应：「我们反对SODO，是为《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六条的家庭权和十八条的宗教和良心自由而发声，也是为落实利未记十九章15节真正不偏不倚、为整体社会的公平理念而作出努力。反SODO＝维护自己权益＝自我中心」是错误的，不然政治异见分子维护自己权益，甚或现时同志运动争取自己权益也同样是自我中心。其实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本是人权的一部分（《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教会自主也是很重要的人权，和其他结社自由也不可分割。维护这些人权，其实应该是所有关心人权的人（包括教会内外的人）都应支持的。
何况，会友担心有法例会控诉他们的牧师，基督徒不愿意见到有法例可逼使反对同性恋的老师被解雇，或做生意的权利无理被剥夺，这都不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当我们见到Chris Kempling和Scott Brockie受到的逼迫，我们实在不希望这种不公义的情况在香港发生，不愿意见到对同志运动说不的人都只能有悲惨的下场。我们维护家庭，为的也是要尽爱邻舍的责任，因为我们深信家庭制度的瓦解，会对所有人带来伤害，特别是孩子。维护家庭其实也是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六条说：「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SODO主要是用来保护同性恋者的
第二，国栋兄说：「反 SODO 的人士，不断的传播一个信息，SODO 等於『同性恋者保护法』。」他认为这论点是一种谬误。其实我们几个月前已写了「《性倾向歧视条例》立法答客问」，在不同地方派发，其中第12条问题就是：「性倾向歧视法同样保护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怎能说它是一种特殊保护呢？」我们从没说过SODO 等於「同性恋者保护法」，但我们指出：「性倾向歧视法名义上有为异性恋者提供保障，但这肯定不是法例的主要目的，因为异性恋者并不需要一条特别法例保护。有那一间食肆或公司会只是因为员工是异性恋者就不提供食物或解雇？同性恋者只占人口几个百分点，以上可能性肯定少之又少（虽不敢说绝不可能）。若为这种不设实际的可能性立法是难以说得过去的，所以明显SODO的目的是保障所谓弱势社群──同性恋者等性小众。最有可能『歧视』异性恋者的是同性恋组织，如香港彩虹不会聘用反对同性恋的异性恋者做总干事吧？又例如一个同性恋的老板，他开了一间公司为同性恋者提供多点就业机会，又或者他不喜欢异性恋者，所以从来不聘用异性恋者，也有可能。对於这些异性恋歧视，我们的立场一贯，应尊重同性恋者的权利和自由，不应制订法例禁止。」
事实上支持SODO者所提出的论据，绝大多数是环绕同性恋者的困境，我从没有听到谁用「保障异性恋者免受歧视」为论据。再者，SODO会「保障异性恋者免受歧视」的说法也不准确，只有当异性恋者因为他们的异性恋倾向受到歧视时，SODO才有适切性，但以上已指出，这种情况少之又少，最少我还未听到甚麽案例。
对同性恋的歧视和对基督教的歧视
国栋兄似乎认为从我们反SODO的立场，可看出我们不够重视保护弱势群体和保障「人权」的法律，接着他说：「我只希望到有一日政府歧视基督教的时候，关教授等可以处之泰然。」言下之意可能是：「你们反对SODO，只是因为对同性恋者的歧视不能令你们感到切肤之痛。但若政府歧视基督教时，你们又必定会出来抗议，甚或要求制订保护你们人权的法例。这是双重标准。」
让我们澄清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在好几方面同性恋者和基督徒的处境都是相似的：
- 现时政府并没有歧视同性恋者和基督徒，他们都可接受教育和综援，都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法律和公共政策都没有针对这两个群体的条文，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受各种法例保障。若政府将来提出任何针对和歧视同性恋者或基督徒的法律和公共政策，例如禁止同性恋者或基督徒读大学，我们都会同样反对。
- 同性恋者和基督徒（特别是那些鲜明反对同性恋的）都可能在社会里受到态度上的歧视，甚或就业上的歧视，例子：一些仇恨同性恋者的人把出柜的人解雇；一间很支持同志运动的报馆或性开放的老板把性价值保守和不认同同性恋的员工解雇。关於这两种歧视，我们都不赞成用法例禁止。我们从未要求政府特别制订保障基督徒的法例。
我们反对SODO的一个理由，就是当同性恋者的权利和不认同同性恋的人的权利有张力时（如教会组织的会籍和聘用、同志冲击教会和相关组织、信徒在自己工作空间实践信仰等），它都偏重保护同性恋权利，这样并不公平。
我们反对SODO的论证是甚麽？
明心引用我的一段话：「平等人权等同要制订反歧视法例吗？这推论甚有漏洞，不然所有曾受歧视的人（如胖子、丑八怪、口吃、口臭者、有臭狐、低IQ者、低EQ者、「烟民」、嫖客）皆要立法保障，这事实上不可能，故此人权并不足以支持反歧视法例。」明心认为这种「排斥的论调」令他「感到羞愧。」我说「明心的回应令我大惑不解」，国栋兄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我那段话是用来釐清SODO的性质，和质疑支持SODO的一种论据，这段话本身不能证明SODO是应该或不应该制订，更加没有攻击或批评任何人或群体，我真的不明白，明心如何能由这段话推论出我在排斥谁？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我那一段话其实只是一个复杂的论证的一个部分，把它从处境中抽离，的确会使人一头雾水。这也引起继忠兄和国栋兄不少疑问，由於那些疑问大多是建基於对我们的论证的不全面理解，我在下面重新阐释我的论证，然後再回应一些批评。（这论证的解释，其实已刊登於在二○○○年出版的《是非曲直－－对人权、同性恋的伦理反思》〔香港：宣道出版社〕，4-5章；二○○五年也出版了增订版。此外，更详细的演绎，可参我两篇文章：〈性倾向歧视法与古典自由主义：是友？是敌？〉，和〈性倾向歧视法：九个反对理由vs. 九个支持理由〉，载《平权？霸权？──审视同性恋议题》，香港：天地图书，快将出版。）
- SODO不单并非价值中立，它更假设了一种有高度争议性的性价值观。
- SODO是一条惩罚性的法例，会剥夺违法的人的自由，对有可能违法的人也构成威吓。
- 一般而言，在自由社会里，若无必要，我们不应制订可能会剥夺市民自由的惩罚性法例，提倡立法者要承担相当大的举证责任。这法例的争议性愈大，举证责任也愈大。
- 「立法保障某指定群体免受歧视」是特殊保护，不是基本人权。若「受歧视法保护」是基本人权，那这种保护是每个群体都应同样享有的，然而并非每个群体都同样享有这种保护（如被歧视的肥人）。我们不可不明白「是否人权」和「政府应如何保障人权」的分别，例如人身安全是人权，政府应如何保护呢？答：缉拿和惩罚伤害你的人。但政府是不能为每一个人雇用保镖的！若政府真的为某些市民（而不是其他市民）提供保镖，这就是特殊保护，是需要一些标准和论据的（如该市民受到死亡感吓，所以有即时危险，特别需要保护）。又如工作权是人权，政府或许应提供失业救济金和就业资讯服务，但不可能即时雇用所有失业人士。
- 歧视法的基本精神是平等保护（equal protection）（ 参人权公约），这与特殊保护本身已有一定张力，但两者不必然矛盾，因「平等」不排除合理的差别对待，但却与「没充足理据的特殊保护」冲突。所以，若政府要立法特别照顾某群体，应建基於合理、一致和公平的原则，而不是国际趋势或政治压力。
- 那究竟一个群体需要具备甚麽条件才应受特殊照顾呢？这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我们初步认为以下看法较为合理：政府要保护一弱势群体时，应至少符合以下条件：
- 整个群体有受歧视的历史，以致他们的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和文化机会都低於一般人。
- 整个群体彰显一些明显、不变或可辨别的特徵，例如种族、肤色、性别或国家起源。
- 整个群体在政治上不是很有权势的。
- 这群体的界定不应基於道德上很有争议性的行为。
- 因为同志群体未必能完全符合以上条件，所以我们不同意SODO是一条有充足理据的歧视法。
- 举证的责任主要不在反方，纵使（F）的标准（或其他反SODO人士提出的标准）过份严苛，也不代表SODO就必然有理据。正方还需提出好的论证：列出他们的标准，维护其合理性，然後提出证据支持SODO符合那些标准。我们还未看到一个有说服力的正方论证。
- 然而以上评价SODO的角度只是一个层面，若SODO最终是可以接受的，还须符合「平衡人权」的原则：同性恋者的权利，要与道德的要求、他人的权利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达致平衡（参《世界人权宣言》29条）。
- 我们认为SODO并不符合「平衡人权」的原则：由於它过分偏重同性恋者的权利，会严重破坏社会道德，侵害其他人的权利（逆向歧视），和伤害社会的整体利益。所以，SODO最终是不可以接受的。
当然，以上的每一点都需要进一步解释和辩护，我在上面提及的着作和学会的其他文章已作了一点工夫。然而，明白了我们反SODO论证的大纲，可初步回应两位黄兄的质疑。国栋兄问：「是因为我们不能保护每一个弱势群体，所以我们不应保护任何一个弱势群体？」答案是：我们并没有如此推论，相关的推论步骤是以上的（A）-（H）。他又问：「你可不可以解释清楚你会用甚麽标准来决定哪一个弱势群体值得保护？」我们的答案是（F）和（I） 。
此外，继忠兄在〈与性文化学会商榷：反性倾向歧视立法对其他受歧视的群体不公平？〉里，这样理解我们的论证：「性文化学会提出反对歧视立法的其中一个理由是：若反性倾向歧视立法，会对其他受歧视群体不公平，因为反性倾向歧视法属於特别保护，而社会上有这麽多其他受歧视的群体，立法会顾此失彼，… …所以结论是不要立法。」而他後面的批评主要是建基於以上理解。我们要指出，他对我们论证的理解并不全面，所以他的批评也不能直接应用到以上的论证。
虽然如此，两位黄兄提出的一些论点还是有见地的，值得进一步探索。
「李氏歧视法」和「姓氏歧视法」想说明甚麽？
国栋兄认为「如果关教授希望用这个「李氏歧视法」的例子来游说读者反对 SODO，则可能弄巧反拙了。」但他接着提出的「批评」却似乎没有真正针对我的论点。或许是我解释得不清楚吧！我再简述这个比喻的用意：
- 「李氏歧视法」
- 我假设以下状况：现在有数十个姓李的人真的因为他们姓李而被歧视，但李氏族群的经济条件等，如平均收入、教育水平，都比一般人更好。我的问题是，在这状况下是否就应制订一条「李氏歧视法」呢？
-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法例所保护的是整个姓李的社群，而李氏社群整体而言不需要特别保护。若给他们特别保护，使他们有额外的优势，那岂不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样并不公平。
- 引伸涵义：虽然个别受歧视的李氏惹人同情，但这不足以证明必须为整个李氏族群立法。
- 「李氏歧视法」是与「性倾向歧视法」作类比的。
- 现在的确有一些同性恋者因为他们的性倾向被歧视，但同志族群的经济条件等，如平均收入、教育水平，都比一般人更好（我引用了一些数据）。
- 因此，根据与（1b） 相同的逻辑，因为还没有充足资料显示性倾向歧视法（特别在就业、居住和教育方面）是有足够理据的特殊保护，所以并不需制订。
- 引伸涵义：虽然个别受歧视的同性恋者惹人同情，但这不足以证明必须为整个同志族群立法。然而在香港，支持者主要的论据就是如此！
同性恋者作为弱势群体的形象已相当深入民心，但我们要区分「道德舆论上的弱势」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弱势」，两种特徵没有必然的关系，同志群体或者仍然受到不少道德舆论上的压力（但已愈来愈轻了），但这方面主要牵涉到市民的价值观和言论，这些层面不宜用法例禁制。假若同志群体真的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处於长期和明显的弱势，那或许性倾向歧视法可用来改变这境况，但现在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我尝试用以上例子去解释的另一点其实是性倾向歧视法的骨牌效应（这一点主要是就着原则而言，然後才是关乎社会文化的实际发展）：
- 由「李氏歧视法」到「姓氏歧视法」：假设社会已制订了「李氏歧视法」，其他人也会追问，为何其他姓氏就没有歧视法保护？单单为李氏立法岂不是对其他姓氏不公平？所以，也应立一条普遍的姓氏歧视法，令所有因着姓氏受歧视的人都受保护。
- 由狭窄的性倾向歧视法（只包括同性恋、双性恋和异性恋） 到广泛的性喜好／取向歧视法（包括所有性方面的喜好，如SM、恋童、多元性爱和乱伦等） ：假设社会已制订了「性倾向歧视法」，保护一直被视为异常的性小众──同性恋和双性恋群体──免受歧视，其他性小众也会追问，我们也一直被视为异常和饱受歧视，为何我们就没有歧视法保护？单单为同性恋和双性恋群体立法岂不是对其他性小众不公平？所以，也应立一条广泛的性喜好／取向歧视法，令所有因着性喜好受歧视的人都受保护。
- 我假定一条广泛的性喜好／取向歧视法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制订性倾向歧视法是有疑点的。
- （1） 与（2） 的逻辑是一致的，国栋兄似乎同意单单立「李氏歧视法」是有问题的，但「姓氏歧视法」却是可接受的。我的问题是：若他支持狭窄的性倾向歧视法，那他会否同样支持广泛的性喜好／取向歧视法呢？若答案是否定的，我希望知道为何他只赞成保护同性恋和双性恋群体，却忽略其他性小众呢？他会用甚麽理由回应其他性小众的追问呢？若是道德理由，那与其他因道德理由不接受性倾向歧视法的人，是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呢？若他可用纯粹非道德理由区分同性恋与其他性喜好，我愿闻其详。若他也赞成广泛的性喜好／取向歧视法，那我们可进一步讨论这种法例是否可取。
经过以上澄清，国栋兄可以扣紧以上的两个类比提出批评，届时我再进一步回应吧！
社会／经济地位与反歧视法
我的确认为因为「同性恋者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高於一般人」，所以不需要那些层面的特殊保护，国栋兄认为「这是统计学上最基本的谬误！」我不大明白这是指甚麽，所以难以回应。至於我这看法的理据，上面已说了一些，这里再总结一下。
「受不利对待」是「反歧视法」的必需条件，因为「反歧视」行动的目的是改善一些弱势群体的不利遭遇，为他们拨乱反正，使他们更公平地发挥生命的潜能。若这情况不存在，那反歧视行动的原初动机也消失了。但这种不利对待应以实质的教育水平、就业机会、年薪等角度为主要考虑，而不应以「有否遭人白眼」为主要考虑。举一个例，假设社会中普遍存在对「亿万富豪」的「歧视」，我们也不应「反亿万富豪歧视」的法例吧？纵使李嘉诚去租屋时被拒，因为业主对富豪存有歧视，我们也不用立法禁止吧？因为那些富豪有能力照顾自己。
反歧视法是针对族群的特徵立法的，然而去确定一个族群是否受到严重的歧视，是需要客观和容易有共识的证据的，如教育水平、就业机会和年薪等。事实上，社会里很多组别会受到歧视，若没有清晰理据显示某组别比其他组别所受到的歧视特别严重，又何能证明应为那组别而不是其他组别提供特殊保护呢？假若同性恋者在就业上真的受到严重歧视，那应有数据证明同性恋者的就业情况比其他组别恶劣吧？如失业率偏高，和平均收入偏低。事实上，当美国在一九六四年制订Civil Rights Act（主要是一种种族歧视法） ，支持者的主要论据就是用一些数据，指出黑人的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而黑人的工作人口主要集中於非技术性的行业里，作专业人士的不多。（Mosley & Capaldi, p. 3） 我很怀疑，若当时的黑人的平均收入已略高於一般人，那这条Civil Rights Act还有没有那麽多人拥护。
当然，歧视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并不简单，有些人认为一个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偏低，也不一定代表它受到严重歧视，这可能是因着那群体的文化因素。相反，如国栋兄提出，纵使一个组别（如美国的华裔／亚裔人士）的收入和教育程度都比平均高，但可能他们仍然承受着系统性的歧视，只是他们付出的比其他种族高得多。这里有棘手的诠释问题，无论是反对和赞成歧视法的人都要面对。
国栋兄问我：「如果因为歧视的原因，美国华裔需要付出200%的努力，才可以得到比平均高 2% 的成就，我们可以说没有反种族歧视法律的需要吗？」我想如果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这是实况，那的确是一种不公平的情况，但纵然如此，也不代表单单基於这点就足以制订种族歧视法。第一，如上所言，歧视法是惩罚性的法例，有很多流弊（这点请参考我们在《基督教周报》一系列讨论现行歧视法案例的文章），会规管公民的自由，所以，若有其他方法解决，那最好不要诉诸法律。若美国华裔经过努力已能在社会赚得略高的地位，那华裔的角色模範、关系网络和各种资源，应可大大扶助下一代的华裔，那他们受歧视的情况应会逐渐改善。第二，若没有黑人等少数民族那种弱势情况，我很怀疑国栋兄的论据能说服华裔以外的美国人去制订种族歧视法，或许他们会追问：「我们客观能知道的就是华裔已拥有比一般人略佳的条件，你说这是因为他们的加倍努力所致，这种说法有甚麽可令我们信服的证据？言下之意：你是说若没有歧视，华裔的成就应该会比平均高出很多，如30%。这是完全假设性的想法，你如何得知呢？再者，你岂不正是在提倡『华裔优越论』，和贬低其他民族的努力吗？！这可是种族歧视的态度啊！」第三，或许我们也可用这思路提倡「百万富翁歧视法」，因为可能不少百万富翁的确是仍然受到歧视的，若没有歧视，以他们投入的努力，他们应已是亿万富翁呢！
我认为种族歧视法要有清晰的理据才应制订，但我当然赞成不同种族都应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所以我不赞成「华裔＼亚裔学生入名校……所需要的 SAT 得分要比其他种族高得多」，除非有很强的其他理由。我不是没有「考虑过「投入」与「回报」的关系」，但一般而言，「投入」与「回报」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正比例，有些人天生资质较高，另一些人含着金钥匙出生，又一些人的运气比别人好，这些人都可以比别人投入少，但却可得较高的回报。从某个意义看，这样都是不公平的，但我们可以透过法律去处理这些问题吗？国栋兄是否在提出一个原则，与投入不相称的低回报，在就业市场、教育机构等都要用法律纠正或禁止？这种社会哲学的动机诚然高贵，但会产生的後果却不定美满（参Sowell），这是另一个大课题，需要分开处理。
「非弱势群体」变「弱势群体」
我曾说：「若歧视法的数目愈来愈多，不被歧视法保护的『非弱势群体』到头来反而可能成为『弱势群体』，并受到逆向歧视。假设现在除了现时三条歧视法外，还制订了种族歧视法、性倾向歧视法和李氏歧视法，又假设一间公司因着业务不佳被逼裁员，现在有六位工作表现相若的员工，一位是长期病患者，一位是同性恋者，一位是印巴藉人士，一位是姓李的，一位是正在怀孕的女士，这五位都受法例保护，但最後一位是姓黄的男士，他是身体健康的华裔异性恋者，这位『普通人』却没有歧视法保障。若六人中必定要裁减一个，你认为老板会选哪一个开刀呢？」
国栋兄说：「如果有读者在已经有『人权法／反XX歧视法』的社会中工作过，就应该知道上面的例子是完全不合理的。」这话说得相当重，但我们与在香港对歧视法甚多经验的律师谈过，他／她却认为我以上的例子是相当真实的。为何两种反应有如此大的差距呢？我想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国栋兄未曾考虑美国处境和香港处境的差距，所以有不少误解：
- 他说公司可考虑的一个「合理的裁员标准是年资」，这在美国的处境是对的，因为Civil Rights Act里清楚地说年资是一个考虑因素，不算作歧视，但香港的歧视法可没有这样的条文，所以这一点在我们的处境并不适切。
- 他又说：「如果年资也完全一样，还有其他的合理方法可以用，例如抽签。」这说法也不错，但假设公司老板个人认为黄先生的表现是较其他人略高一线，又或者老板觉得与黄先生较容易合作，甚或主观感受上较欣赏他的性格及团队精神等，这些黄先生的优点都令老板不想把黄先生解雇，在这情况下，抽签的方式也不合适。然而他可能难以找到很客观的证据支持这点，去向平机会解释，很大可能他还是需要牺牲黄先生了。
- 他说：「在美国，如果因为一个员工是身体健康的华裔……异性恋者而裁掉他／她，……这已经同时违犯了种族、性别、性倾向等歧视。」一个华裔在美国的情况当然与在香港很不同，国栋兄似乎忘了我的例子的处境是香港。那六人之中，只有一位是印巴藉人士，若他被解雇，纵使老板的原因不是针对他的种族，但他已有一个受保障的状况（五位华籍员工留任，只有他这少数民族被解雇或遭受任何其他不利，即是他较其他人有较差的对待），他可以到平机会投诉，无论老板会否被控诉，他都要与平机会周旋，和花费时间、金钱与心力作多番解释及证明有关解雇不是出於歧视。（平机会目前的权力颇大，可以要求公司提交资料，要公司自已澄清没有触犯条例。）若老板不愿多作解释及证明，亦可与投诉人调解，若调解中有关补救及赔偿事项达不到双方同意，老板更要面对诉讼，而投诉人可向平机会申请公帑作法律诉讼；如老板不合资格申请法援，他便要自已负责抗辩程序的法律诉讼费用，纵使老板抗辩成功还得清白，由於法例规定他所用的诉讼费用大多是不能追讨回来的。这种种原因，都会令老板碍於种族歧视条例而不会轻易解雇那印巴藉员工。这正好是香港歧视法的运作情况。
- 黄先生却不同，他被解雇时老板给他的理由只需要是「业务不佳」，他可以向机会投诉，说老板解雇他，是因为他身体健康或是华裔或是异性恋者或是姓黄吗？不能，因为残疾歧视法不保护身体健康的人，而且「老板会针对健康员工的健康情况而歧视」是没有说服力的说法。同样，「老板会针对员工的异性恋倾向而歧视」，是难以置信的，所以国栋兄说：「如果一个异性恋者被同性恋上司歧视，他她一样受同样的法律〔性倾向歧视法〕保护。」恐怕在绝大部分情况都不成立。
总结而言，在以上的的例子，为何黄先生会遭遇逆向歧视，并非因为老板针对他的种族、性别或性倾向作出歧视，只是因为他是普通人，不受任何歧视法保护，但其他五人都各有一条歧视法守护，在这情况下，纵使老板没有存心歧视，他的解雇行动都会触发地雷，惹来麻烦。一般中小企老板都不愿意被投诉、牵涉平机会调查，甚或惹上法律诉讼的纠缠，所以，除非完全不明了歧视法的威力，否则他们不会在明知的情况下犯险或找麻烦，因此不难想像在以上例子中老板大多会向黄先生开刀。看来我的例子是站得住脚的。
歧视法案是否「零和」游戏？
国栋兄问：「任何反歧视法案是否只是「零和」（zero sum）游戏？一方的「得」只能取自另一方的「失」？还是对整体社会有利 （net gain）？」我想这问题很难有简单的答案，要看是那一条法例和那一个处境，然而在香港的处境中，就业的竞争是激烈的，歧视法所应用的处境很多时都是「零和」游戏，若每个员工都同样进升或解雇，那根本没有歧视的问题。歧视的问题出现，就是因为有一些报酬或代价，只能有一些人而不是其他人得到或承担，所以都是局部的零和游戏，如上面提及解雇的例子。
此外，歧视法所带来的保护事实上有时是要其他人承担代价的，例如一个仍有工作能力的长期病患者，纵使他经常告病假，雇主也不一定敢解雇他，这也是好事：保护一些弱势群体。然而，他告假时很多工作都要其他同事分担，令他们百上加斤，这也是事实。一些律师告诉我们，一些雇主本来用勤工奖鼓励员工不告假，但这个奖虽然没有针对任何人，但当然那些要定期到医院覆诊的长期病忠者是不可能拿到这奖的，这样他们就简接地受到「较差的对待」，因此，他们是可能用「简接歧视」的条文投诉雇主的，为了避免麻烦，不少雇主就乾脆取销勤工奖。结果就是一些本来能拿到额外收入和奖励的员工也没机会了。
国栋兄也问：「以外国的反种族歧视法为例，黑人、华人当然有「得」，白人有「失」，但是，整个社会呢？除了极少数的种族主义者，相信绝大多数人民都会同意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比一个种族不平等的社会优胜。」这里牵涉的问题很复杂，我想，争议的要点不是「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是否较理想的社会， 而是「用甚麽方法达致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我也不是反对在美国实施种族歧视法，在美国的处境黑人群体是值得特殊保护的，因为它大致符合上面（F） 的标准。同样，我们也不希望同性恋者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只是我们不同意SODO是达致这目标的好方法。
性倾向歧视法与公平──回应黄继忠
继忠兄的问题与国栋兄的有不少是相关的，上面已说了很多，所以下面的答覆比较简洁一些。首先，让我们表达对继忠兄的诚意和以事论事的态度的欣赏，希望多点交流可减低大家的分歧。继忠兄认为我们是这样推论：「实际上，基於各种原因，社会根本不可能或很难应付所有的歧视问题，所以一定会有顾此失彼的情况出现。帮得一个就帮不到另一个，所以乾脆什麽群体都不帮助就更公平。」上面已指出这个理解并不正确，并重新交待我们的论证。
我们不是说因为保障任何受歧视的群体都有一点随意性，所以任何受歧视群体都不应受到保障。我们是说，为了避免任意性的特殊保护，若政府要立法特别照顾某群体，应建基於合理、一致和公平的原则，这要求在歧视法例的领域中特别重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与私人的赈灾不同，这是一种公共政策，政府要向整体社会交待，私人运用自己的资源基本上可依循个人选择，但若政府的综援、法援或医疗福利，没有一致的标准，是可以让官员抉择给谁或不给谁的，不单不公平，更会产生贪污和腐化的问题。就如上面的保镖例子，政府当然不能为所有人提供保镖，但假如政府随意为少数人提供保镖，当其他人投诉为何他们没有如此优厚的待遇时，官员这样解释：「这样做法的确有点不公平和任意性，但那些人的人身安全是他们的人权，所以他们有保镖保护是很合理的，你们为甚麽投诉呢？我们总不能因为不能为所有市民都提供保镖，就一个市民都不去保护啊！」市民会满意这个解释吗？
第二，歧视法的基本精神本来就是平等保护（equal protection）（参人权公约），若它的制订有很高的任意性，是否自相矛盾和很讽刺呢？第三，正如继忠兄指出，SODO「是带着庭杖惩罚及会剥夺个人自由的」，在这种处境公平特别重要，假若父母偏心，经常给你弟弟双倍的零用钱，你当然会不高兴，但若父母偏心到一个地步，甚麽错失都要你受罚，但弟弟却总是丝毫无损，那你的冤屈肯定不只加倍。
继忠兄也提到我们对其他歧视条例的态度，如现有的《残疾歧视条例》、《家庭岗位歧视条例》和《性别歧视条例》，或可能快有的《种族歧视条例》。原则上我们同意现有三条歧视条例（我们同意平等和扶助弱势群体也是基督徒应有的价值，但我们对因言入罪仍有保留）。然而，SODO与它们的性质不同，我们反对SODO的主要理由不能应用在现有三条歧视条例，因为现有法例保护的社群有实质的需要和可辨认的特徵，在道德上也没有争议性，也不会导致家庭制度解体或骨牌效应。然而，我们仍然认为反歧视是复杂的事情和要付出代价（特别是公民的自由），以一刀切的法例处理不免有不少灰色地带，难以避免滥用的情况。所以现时应对平机会的工作和那些条例作检讨，不宜急切制订新的歧视法，特别是好像SODO那样有高度争议性的法例。
例如：我在《是非曲直》（二○○○） 已指出：「我在这里提的问题都不能应用到『反性别歧视』上：因为女性的经济地位较低有数据支持、女性性徵有易辨别的特徵、男女平等的理想普遍被接受；等等。」所以，纵使我们不赞成性倾向歧视法案，也不代表要反对性别歧视条例。
结语
再次谢谢两位黄兄的批评，令我们对这问题也想多了一点，然而我们仍然相信我们对性倾向歧视法的立场基本上是合理的，当然还有好些论点需要解释，但现时的篇幅已很长了，就此收笔，下一个回合再讨论吧。
（作者为香港性文化学会主席）
参考书目
Mosley, Albert G. & Nicholas Capaldi. 1996. Affirmative Action: Social Justice or Unfair Preference?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Sowell, Thomas. 1999. The Quest for Cosmic Justi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9.8.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