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区的政治讨论中，不论是政府还是反对派，对数字都有种莫名其妙的迷思。七一游行的游行人数，是近几年政治争论的焦点。在二○○四年，不少调查都显示约有二十万人游行，可是民间人权阵线一直坚持其数目为五十万。到了今年，游行人数降为二点五万。泛民主派对於这个数字式多式少感到不高兴。而中央政府的唐家璇则抓着这个数字，暗讽泛民主派不得人心。
港人对数字的迷信，并不只局限於七一游行的数目。近日曾荫权先生当上特首，宣布会把改善施政与促进经济视为首要任务。而政制改革则会被放到较後的位置。这些说法当然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这次曾特首以民意调查作为其言论的根据。
但是，事情真的是如此简单吗？五十万人上街就真的代表民主运动力量膨湃？二万馀人上街就等於民主运动不得人心？当民意调查显示有更多百份比的心关心经济，就代表政府应当忽视政制改革？
诚然，五十万人上街与二点五万人上街，背後确实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可是，我们能够简单的将这些数字与香港民主运动的成败划上等号吗？倘若我们有细心留意二○○三年七一的口号，我们会发觉有不少的诉求，针对的是政府的无能而非政制的不民主。那麽讲，五十万人上街并不代表民主运动的胜利，那今年只有二点五万人上街，又是否代表香港民主运动的衰落？我们倒要问一个问题：支持民主运动又是否一定会上街？至少，笔者在参与七一游行前，亦曾作出一番挣扎（天气酷热啊！）。今年的七一缺乏焦点，亦不是甚麽秘密。倘若我们考虑到二○○三年七一之前民主运动的状况，我们会发觉香港人对民主的支持，一直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若政府在《基本法》第廿三条立法一事不是错得太离谱，七一神话根本没有出现的机会。今年七一游行人数下降，纵然反映了泛民主派的一些危机，却不能说是民主运动的衰落。（严格来说，我们该问：民主运动何曾兴盛过？）
在探讨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真正想知道的，其实是一些概念（Concept）的内容。比如说香港的民主运动有多成功、香港的贫富县殊有多严重等。这些社会事实之所以是概念，乃是因为它们背後都有复杂的背景及发展，并不是三言两语便可以说得清楚。正正是由於这些问题十分复杂，我们需要一些指标（Indicator）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些指标包括了民调数字、统计数据等，是一些容易量化、易於量度的资料。可是，我们要留意这些数据并不是社会事实的全部，更不能完全等同於我们想知道的概念。这些数据，只是社会事实比较显而易见的部分。是以，我们必须将这些数字放在社会的历史脉胳中解读，才能够从中看到意义。
让我们以贫穷问题作例子说明。在讨论贫穷问题的时候，社会学家会以恩格尔系数（Engel Index）作为贫穷状况的指标。所谓的恩格尔系数，其实就是指食物支出占住户收入的比率。通常恩格尔系数愈高，住户便会愈贫穷。可是，这其实假设了住户会先将收入用来购买食物。在一份研究香港贫穷线的研究中，却发现最贫穷的住户，其恩格尔系数比情况稍好的住户来得要低。倘若我们只看数字，便会对此感至迷惑。可是，当我们考虑到香港重视饮食的文化，以及高昂的地价，这些数据便不难理解。
未经解读的数字，只是一堆没有意义的符号。而倘若我们对社会的历史脉胳一无所知，我们则不可能正确解读来自社会的数字。对数字的盲目膜拜，对了解社会现实毫无助益。社会学大师C. Wright Mills在其钜着《社会学的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一方面对不讲实证的巨型理论（Grand Theory）作出有力的批判。可是，另一方面他亦对信奉实证主义的民调专家毫不留情。Mills认为这些专家只着眼於微小的事情，只着眼於研究对象的数据而忽略社会的大气候。最终他们的社会学只是小地区重覆再重覆的数目字，却不能描述整个社会的状况。更让的是，这些没有意义的数据往往会被权贵挪用，使社会学家沦为社会建制的护教士。
香港各界的政治人物应该留意Mills的忠告，告别对数字的盲目崇拜。民间人权阵线对七一游行人数的坚持，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而曾特首假民调轻视政制改革的言论，说穿了其实不过是藉民调掩饰自己独裁本质的骗局。
在电影《星际快闪党》（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中，一部名为深度思考（Deep Thought）的电脑终日思索关於生命及宇宙终极问题的答案。而它的答案是四十二。可是，究竟四十二代表了甚麽？那个终极问题又是甚麽？这一切却没有人能够回答。游行人数与民调中的数字，其实与这个四十二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