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心撰文批评反对性倾向歧视法的人（〈谁骑劫谁？〉，《时代论坛》二○○五年七月三日），他引用我的一段话：「平等人权等同要制订反歧视法例吗？这推论甚有漏洞，不然所有曾受歧视的人（如胖子、丑八怪、口吃、口臭者、有臭狐、低IQ者、低EQ者、「烟民」、嫖客）皆要立法保障，这事实上不可能，故此人权并不足以支持反歧视法例。」明心认为「以如此排斥的论调回应性倾向歧视，令作为基督徒的我感到羞愧。」我却认为以这种论调回应反对性倾向歧视法的人，是相当误导性的。
用理性的态度讨论性倾向歧视法
明心的回应令我大惑不解，我以上一段话的目的是釐清性倾向歧视法的性质，很多人说：「受反歧视法保护是同志的人权。」若这说法成立，所有反对「性倾向歧视法」者就可标签为反人权、歧视别人的人，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参《是非曲直》新版第四章中详细的讨论）。若明心明白我的论证後不同意，可以用理性的方式指出我论证的漏洞，他没有这样做，反而只是用感性的方式暗示反对立法的人有违「褔音与仁爱」的精神，直斥我的说法是「排斥」性和使人「羞愧」的。
我最近开始习惯别人的人身攻击，但我不认为以牙还牙是好的办法。我不会说支持性倾向歧视法的人必然在态度上是恶意排斥传统教会、不认同同性恋的市民和反对立法的信徒，更不会说他们会令我羞愧，我认为性倾向歧视法是复杂的问题，有些支持的人的确是出於良好动机，我只是认为他们的论据不大成立。我希望双方阵营用理性、和平的态度，集中讨论立法的正反论据，避免人格上的互相攻讦。
或许有些人认为我用「丑八怪、低IQ者」等字眼已证明我在排斥那些人，这实在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只是用那些字眼生动地指出社会中还有其他被歧视的组别，我从来不会骂别人是「丑八怪」，但不幸的是有些人会因样貌受歧视，我的问题是，若「受反歧视法保护是人权」，那因样貌受歧视的人也有人权，所以我们也应成立「样貌歧视法」，如此类推，直至无穷。我不认为这可行，若有人不同意，要提出一无所不包的「反歧视法」，我倒也不一定反对，但一定也要把「同性恋异见歧视法」放进去，保护不认同同性恋的市民的「人权」。
姓氏歧视法
「性倾向歧视法是特殊保护」这概念，仍有很多人不明白，我尝试用「姓氏歧视」的例子去解释（因为一谈到同性恋者，我们就很容易情绪激动，而且他们作为弱势群体的形象已相当深刻了）。假设现在有数十个姓李的人到平机会投诉，说他们因为他们姓李而被歧视，假设这些投诉都是真实的，因为社会的确有些人因为曾在某些姓李的人手上吃大亏，所以仇视姓李的人。这里真的有些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然而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我们合理的回应是甚麽呢？是否就应制订一条「李氏歧视法」呢？
首先，我们要注意若这法例存在，那些被歧视的李氏人的确会多了一些保护，但法例所保护的是整个姓李的社群，那我们就不得不问这样做是否公平？因为若用特别的法例保护那些本来就不需要特别保护的人，那他们只会如虎添翼，较没有那种保护的人有额外的优势。（若李氏歧视法存在，任何要解傭姓李的人都要加倍小心和投鼠忌器。）我们又假设整体而言，李氏族群的经济条件等其实比一般人更好：他们的平均收入比全港人口的平均收入高40%（也不要提李氏中有不少亿万富豪），他们有60%是大学毕业生，而总人口中只有20%是大学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为李氏立歧视法对吗？一般人岂不会质问，他们情况已比一般人好了，为何还要给他们特别保护？那岂不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样并不公平。
其他人也会追问，为何其他姓氏就没有歧视法保护？难道姓黄、姓关的就不会被歧视吗？单单为李氏立法岂不是对其他姓氏不公平？所以纵使其他姓氏受歧视的情况不严重，他们也会要求有同样的法例，因此，似乎要立一条普遍的姓氏歧视法，令所有因着姓氏受歧视的人都受保护。然而争议不会停在那里，因其他原因受歧视的人又如何？我们要立多少条歧视法才算公正呢？有些人认为这不是问题，总之看情况一条一条制订就好了，但问题不是这样简单，若歧视法的数目愈来愈多，不被歧视法保护的「非弱势群体」到头来反而可能成为「弱势群体」，并受到逆向歧视。假设现在除了现时三条歧视法外，还制订了种族歧视法、性倾向歧视法和李氏歧视法，又假设一间公司因着业务不佳被逼裁员，现在有六位工作表现相若的员工，一位是长期病患者，一位是同性恋者，一位是印巴藉人士，一位是姓李的，一位是正在怀孕的女士，这五位都受法例保护，但最後一位是姓黄的男士，他是身体健康的华裔异性恋者，这位「普通人」却没有歧视法保障。若六人中必定要裁减一个，你认为老板会选哪一个开刀呢？
性倾向歧视法是特殊保护
以上比喻当然不是完全与性倾向歧视法对应，但类似的地方也不难看出。关注和解决不公平当然是应该的，但不是每个方法都是好的办法，因为可能产生新的不公平和不良的副作用。我们要以法例为某群体提供特殊保护时，应要建基於清晰、严谨和公平的标准，和提供充足的理据。我希望提倡性倾向歧视法的人多点探讨这些问题。因为你要求政府为这个组别立法，其他组别（不同性倾向和性喜好）也会问政府为何又不替他们立法，若政府不能为所有组别立法，又不能对那些质询的组别提供原则性和有根据的答案，那对他们公平吗？不少支持性倾向歧视法的人的论述，仿似把射灯独独照在受无理解雇的同性恋者和无良雇主身上，而他们以外的社会多元利益组别（除了某几个典型的弱势社群外）则隐形在一片漆黑之中。性倾向歧视法应可在某些情况纠正一些权力不平衡，然而作为一条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的法例，它会影响各方面的权力关系。
我作老师的时候有一年负责收中六生，有一些会考生拿不到学校订的最低分数，但我看她相当可怜，於是建议破格收她，我当时认为规则是为人而设的，且认为扶助这位「弱势学生」和「被教育制度歧视的受害者」是大原则，所以相当肯定我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怎料到一位较资深的老师的一个问题就使我哑口无言：「关sir，我可以理解你的建议，但我们的名额有限，假设我们收了这几位不够分数的同学，然後名额满了之後有一位够分数或高分数的同学来报读中六，那时我们不能为他提供学位，岂不是对他不公平吗？」
事实上我上面的质疑也有一定理据的，参考西方的数据，同性恋者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在西方其实高於一般人，根据Simmons Market Research Bureau （with the U.S. Census Bureau）的近期调查，同志的每年家庭收入为55,430美元，而一般家庭的平均收入只有32,144美元。同志中有大学学位的比例较一般人高三倍（59.6%：18%），他们有专业资格或任职管理阶层的比例较一般人亦高三倍（49%：15.9%）。我不清楚香港的情况，但最少以下一些引句和「香港同性恋者大多在经济上属於低下层」的说法并不吻合：「活跃的同志社群大部分属高收入社群，没有家庭子女负担，属高消费一族，杜聪相信，要是香港举办一个精彩的嘉年华，引来海外同志参与，这群属DINK（Double Income No Kid）一族的游客，双薪无孩，定必刺激香港旅游经济 。」(〈同志破障上街〉，《明报》，二○○三年二月廿七日。) 此外，「据黎颂强及其他同志社区领袖指出，在香港，基於性倾向的就业歧视情况不算严重」。(《尊重不同性倾向人士教材套》，由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和基恩之家制作，民政事务处赞助，一九九九，页28。)
结语
明心认为民主「应尊重多元及保障少数人的权利」，而反对性倾向歧视法的人的问题是「对民主及人权的理解不清晰」，首先，不得不指出不认同同性恋的人，和不认同今年民阵处理七一游行手法的人也是多元中的一元，也可能是社会中的少数，我希望明心言行一致，也尊重这些人，及提倡立法保护他们的权利。此外，我们正正因为同意「应尊重多元及保障少数人的权利」，才反对立法，因为现今社会同时存在赞成和反对同性恋的意见和组织，若制订性倾向歧视法，就代表政府偏向赞成一方，长远的效果会打压反对一方，这是社会良心的强制统一化，是把对同性恋的多元立场压缩为一元：只可赞成，不可反对。最後，我们都同意保障少数人的权利，现在的分歧只是用怎样的方法。反对立法者认为现今的法例已没有针对同性恋者，已保障他们和其他少数人的权益，并没有需要和充足的理据特别立法，若为同性恋者特别立法，这更会危害不认同同性恋者的权益。总而言之，似乎明心对民主和人权的理解是流於片面的，支持民主和人权理念的人，不必然支持性倾向歧视法。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8.7.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