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二、缺乏「为主做门徒」的真正决心和委身
七、八十年代教会以倍数增长，到了九十年代却突然停止了，这巨大变化是否表示我们爱上帝的心冷淡了？对主的委身减弱了？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的普查数据及我的访问并不支持这个看法。九十年代的神学院，无论是延伸课程及全时间攻读的学生人数均急速上升。不爱主又怎会全时间奉献呢？而且不少神学生是大学毕业後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一般神学院现在的毕业生平均年龄是三十多岁。这股献身热潮使教牧同工人数从一九九四年到二○○四年急升四成（九百一十二人），而且升幅不断加快。同样令人感恩的是，过去五年香港出现经济衰退，会众人数又没有上升，同工数目的大幅增加，却并没有令堂会陷入经济危机。普查虽然发现有三至四成堂会入不敷支，但我访问的百多家教会都没有因此出现即时的支薪问题。而且整体来说教会更期望多聘请五百七十四名同工。信徒普遍爱主爱教会，逆境下金钱奉献仍不断上升。以事论事，不能说信徒比起七、八十年代时爱主的心冷淡了。
我认为问题不是爱主的心不足，而是未有足够专注和决心做好一件事，就是为主做门徒，从外而内，吸引未信的朋友加入教会，留下，再使其委身基督。大家的资源及注意力一方面大量投放在堂会内部牧养上，另一方面又分散到各种个人、家庭、社会等事情上，总之就没有凝聚足够的critical mass的决心和委身去「为主做门徒」。十年间增聘的九百一十二位同工，相信不少是为了配合堂会的分龄牧养需要，而「分龄牧养」在堂会中，重点是确保有充足人手去牧养原来信徒的各种属灵需要。我访问的中型堂会（一百五十至二百人左右），绝大部分有两个至四个传道人，大部分时间都在牧养原本不同的分龄信徒。
教会转型令信徒更内向
一间二百人的堂会，现时有四个传道人不足为奇，不少在我谘询时发现其高中生事工大有潜力可以吸引几十人回来，但四位传道人中，却只有一位用少部分时间「协助」高中事工，意即每星期用两小时出席高中团契。在谘询时四位传道人都感到手上的牧养工作已十分吃力，绝无可能分派其中一位专心做高中事工。二十多年前这种教会只有三、四十人，可能全部都是高中学生，一个传道人心无旁赘，为了教会生存也别无选择，专心做好高中布道、栽培、成长事工，今日有了四个传道人，反而没有人真正去理会这个事工了。只有极少数例外的堂会，肯下决心去布道。一间新界堂会有二百多人，十年内没有新朋友加入，信徒都是十多二十年前学生时代信主，现在三十岁以上的信徒，六成是姊妹，却只有一位男传道。执事会议决多聘请一名女传道，却没有像绝大部分堂会一样要求她牧养成人姊妹或做子弟的儿童工作，而是要她百分百时间专注少年人布道，决心重头再做起。结果几年间吸引附近中学六十多名学生回来稳定聚会。这证明其他堂会不是缺乏传道同工人手，而是缺乏足够决心和委身「为主做门徒」。教新普查发现最多堂会认为发展的主要困难是同工人手不足（百分之廿六点五堂会持此观点），我的研究却发现增加同工人手，倘若不专注在有潜力的对外布道群体中，也是於事无补的。
这种被内部信徒需要霸占全部资源时间的问题，亦使小组化的运动很多时没有效果。过去十年不少教会转化为小组教会，教新的普查显示现在百分之十五点五的堂会以小组牧养为主导。我访问的一百三十间堂会中，也有超过十间「已经」转型为小组教会。可惜转型不单没有增强外展布道的力量，反而使信徒更内向，只顾组内团团契契，彼此分享。原本北美的细胞小组模式强调有爆组（细胞分裂）目标，藉此推动组员带新朋友回小组，建立长期关系，以融合（assimilation）的策略来布道。但香港大部分所谓「小组教会」，都没有真正有决心地推动这机制，小组完全没有制定外展活动和计划，一般组员只是以为小组取代了从前团契的功能。
传道同工的转职周期
最後一个因素是传道人自己未能立定心志，全然委身「为主做门徒」。这一方面反映在传道人趋向「专业化」，以发展自己事业的心态事奉，一般未能全然开放自己的生命，与信徒一起共同生活。另一方面反映在传道人的留职年期。今次「普查」显示同工转职仍然频密，五年间有百分之五十三点九的同工曾转职（以人次计算）。当中原因有很多文章探讨，我在此只想指出一点，在我访问中，大部分传道同工认为在一间堂会事奉三至五年离开，是一个合理，专业，负责任的年期，於是三至五年後，基於希望扩阔经验，海外宣教，个人进修，照顾家庭等因素，纷纷离职。这个观点我在《101间香港教会经验分析》书中花了很多篇幅反驳。我访问堂会的经验显示倘若只是为了内部牧养，三至五年还可以接受，但若是要建立生生不息的信仰群体，真正持续为主做门徒，最起码要七至十年。同工们不再普遍认同这个最低留职年期，可能反映忽略为主持续做门徒的决心。
（三之二。待续。标题及部份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