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井夫君这麽详尽的回应。其实既然大家已有许多共通点，所以严格来讲，不再是回应而已，乃是找更大的共识。（当然，是否现存的分歧是「小异」──或「大异」，又是另一话题。）
首先谈谈能否先政府一步在民间引发对立法内容的讨论？
我完全同意，现时第三条道路缺乏推广的渠道，没有民间组织形成压力团体，向政府及民间推销，所以第三条道路的声音恐怕会流失。而且，如果照现行的两个选择的话----就是铺天盖地的立法或完全不立法，宗教界所承担的风险非常大，因为全赖於谁更成功动员，谁可以令更多人表态支持。但是基督教团体也因此要被逼采取一些更加对抗性手段，长远来讲，会破坏教会在公众的地位及形象。纵使教会成功阻止立法，但所付出的代价──如戴耀廷说（第九二六期）──会相当大。
我指的代价，其中之一就是公众会认为基督教是反人权，反平等，打压同性恋者。当然，我们完全不是，但是给公众的形象，是挥之不去，甚至是百词莫辩的。我不太清楚民阵拟让同志团体带头拉横额的事件，是否与最近一连串教会高调反对立法有关，如果是的话，就是其中的fallout。现时人权、平等是「皇牌」论述，反对人权、平等的话已经把自己放到论述的劣势。我个人的意见，是绕过这些论述，或以其人之道，还自其人之身。
关於怎样区分领域一与领域二，我承认在某些範畴而言是相当富挑战性的，我在〈走出划一与豁免的思维困局〉（第九二四、九二五期）也说过。我也不太清楚以下回应，能否令阁下满意。关於福音餐厅的例子，我觉得是属於领域二多过领域一，特别如果你把办餐厅的首要目标定为传福音，所以你有自由按申请人的信仰背景作甄选。就像基督教办的社会服务机构，如提供堕胎人士心灵辅导，相信机构有权要求员工是基督徒。我觉得可以定那些目标为优先，那些为次要，搞清楚以後，便好办事了。我个人的意见，是如果按照我的建议立法的话，可以附加一些条款，如每五年对法例重新审视一些可能备受争议性的领域，或留一点释法空间，处理这些较具争议性的领域。当然，我不是律师，只是一个愚见而已。
至於井夫君说：「若要立惩罚的法例，则黄君的三层划分比SODO划为单一领域已有很大的进步，在平衡不同群体的得与失的计算上，明显有进步。但笔者仍然主张先采用积极性措施，然後才考虑歧视条例。」我不同意我提出的建议只是一种「进步」而已，我的建议不只是一种权宜之策，为了减少现行铺天盖地的SODO版本对社会及教会所产生的不良已影响，乃是同时满足社会公义（双方合理权利）的要求：就是没有人应该因为不相干的因素，受到差别待遇。我觉得只是依赖非立法手段去处理同性恋者受歧视问题未免太乐观，关於这问题，我们已经在网上留言谈过了。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处理法理上不公平，因为雇主现时是享有（2）〔自由Liberty〕及（4）〔豁免Immunity〕的法律权利，但同志团体一种都没有。
最後，井夫说：「若非有充份资料显示在性倾向这一因素下，有组别特别受到广泛的歧视……」性权会在平机会已拿到数据提供。当然，作为反对派，性文化学会永远可以质疑这些数据，所以我不大清楚性文化学会要怎样的数据才满意。我身不在香港，不便多说。我们以前也谈过了，我个人认为，如果是社会公义的事情，是不能单纯以数据决定应否立法的。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我深深体会立法的重要，虽然种族歧视经过去几十年的努力，的确是减少了，但是我觉得是没有理由因此就撤消种族歧视条例。何况我指的社会公义，是局限於在不相关的事情上作出划一甄选准则而已，所以我的SODO版本，只是肯定同性恋人士在性与家庭伦理不相干的领域，与异性恋者一样享有一视同仁权利，再没有在进一步针对与性及家庭价值相关的领域，而是让民间社会决定，所以是相当合情合理的。
（节录自黄继忠三则於六月十二及十三日回应井夫的网上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