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十分欣赏黄继忠先生尝试提出在订立性倾向歧视条例（SODO）与不立SODO之间，提出立另类SODO的建议（见第九二四、九二五及九二八期）。黄君明白按其他歧视条例所制订的SODO将不能平衡社会上各种自由与权力，因此反对依那方式立法。然而黄君亦同情性小众在好些处境中，在法律上处於弱势。「按现时的情况，雇主法律上起码享受（2）〔自由Liberty〕及（4）〔豁免Immunity〕，但是同性恋者相对地缺乏上述四类法律权利。况且，以上所谈及的只是雇傭方面而已，更遑论其他範畴如服务。所以在没有反性倾向歧视法例保护下，同性恋者（除了享有一般的公民权利以外）是处於法律地位及权力差异倾斜的劣势。」（第九二四期〈走出划一与豁免的思维困局〉第三分段）。
笔者想指出，黄君提出的雇傭及服务等处境下，性小众所受到的劣势，其实是其他人亦一同受到的。换句话说，在雇傭关系下，任何人都有机会因不同原因而被雇主在甄选，升迁等事件上，受到不合理的差别对待，而不获法律保障。性文化学会一直主张若要公平处理在劳工问题上的不平等，应该修补劳工条例。若非有充份资料显示在性倾向这一因素下，有组别特别受到广泛的歧视，例如情况像在种族因素下，少数族裔在工作上受到不合理的排斥，引致收入偏低；或在性别因素下，妇女在就业上不能同工同酬，或在甄选上受到排斥，孕妇遭解雇等等，就不宜引入法例作干预，赋予某组别特殊的保护。因此，目前性倾向歧视是否有需要动用法律来干预，一直是我们一些反对立法的人追问的问题。再者，若需要政府干预，也可以用积极的措施，鼓励市民留意并尊重性小众，像从前有人曾提出的标签制度或优惠等等。政府只立需要立的法例，社会的自由才更大。当然，若真需要立法禁止性倾向歧视，那黄君所提的方式是目前为止最为合理的建议。
能否先政府一步在民间引发对立法内容的讨论？
目前政府只曾表示过有意按其他歧视条例制订SODO，而尚未提出具体的条例草案。在此阶段，民间若先有具体的建议，倒可以给社会先行考虑立法後对社会各界的影响。如此的讨论甚至可以教育社会公众注意性小众在社会上的实况，对推广尊重公民权利和人权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比较第三道路式的立法内容与其他歧视条例的分别，可让公众在这一个涉及公众道德、个人权利、思想自由、表达自由等复杂的个案中，学会平衡各种权利与自由。先前所制订的歧视条例都在立法前已获一定的社会共识，立法只在乎落实的技术问题，例如租客与户主同住的情况下豁免户主因种族在租务上作出的歧视行为。为使立法不致成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第三道路可能也须强调不同性倾向人士在政治经济公民权利各方面的平等与不同性倾向本身在价值上平等之间的差别。
然而，由於第三道路并未获政府考虑，如何在民间提出并加以讨论是一个很大的技术困难。若非由某政党提出，或向议员游说，民间的公民社会很可能欠缺一个讨论的平台。一旦政府有了草案，民间很难扳回，一般只是略略修改而已。其中一个出路，是我们能否动员法律界的专业人才引发社会广泛讨论。
公民社会的领域的界线问题
在第九二八期，黄君提出将公民社会划分三个领域，分别是不宜作道德价值争议的领域、适宜或应该作道德争议的领域，及没有特定目标和功能的公共空间。黄君主张在最後一种空间应该只设一般的公民权利保障，而不宜针对特别的人作特殊保护，这一点笔者完全同意。在第二类领域中，黄君认为社会应让抱守不同道德价值的团体有各自发挥的空间，作良性竞争。这一点笔者也完全同意，同志团体与反对同性恋的团体应可共存於社会之中，彼此竞争，彼此批判，也可彼此交流，正如宗教间常作的交流对话。在第一类领域中，黄君认为不宜作道德争议，例如医护专业、警察、消防、新闻从业员等等。这一点笔者大致上同意，假如所提的道德争议是仅指性道德而言。警察、记者的专业操守，严格来说也不能脱离道德价值。
箸者的问题是，如何区分领域一与领域二？餐厅应是领域一，但福音餐厅呢？福音餐厅可能想员工清一色是基督徒（甚至只是福音派的基督徒，或灵恩派的基督徒），有定时的祈祷会，退修会等等，这全是该餐厅的特定目标所决定。当然，我估计福音餐厅是不会挑选顾客的，在提供服务上面应该不会作出差别对待，但员工的甄选便介於领域一与领域之间。种族歧视条例的谘询文件说，条例中有考虑在「真正的职业资格」上作出种族差别对待，例如容许拍电影时因角色而只聘印度演员。这种「真正的」职业资格，是否正是在领域一与领域二的交界处出现含糊的问题？
公民社会是一个谱系，硬性分为领域一与领域二，有一定难度。若能从积极措施入手，那麽既因无涉及惩罚手段，不同硬性区份领域一与领域二。若要立惩罚的法例，则黄君的三层划分比SODO划为单一领域已有很大的进步，在平衡不同群体的得与失的计算上，明显有进步。但笔者仍然主张先采用积极性措施，然後才考虑歧视条例。
（原文於六月十日在本报网站留言，回应第九二八期黄继忠〈再思反性倾向歧视立法的第三条进路：公民社会与同性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