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近日政府正就反同性恋歧视法案进行谘询。具体的条文仍未出笼，可是已经在基督教界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碰巧在近期发生了女同性恋者冲击榆林书店的事件，更令整场争议火上加油，持不同意见的基督徒为此争论不休。
笔者与部分反对同志运动的中坚分子（下简称之为反同人士）相识多年。他们曾在笔者反思信仰的路上作出了不少支持。在笔者的心目中，他们并不是某些人眼中的禁欲主义者，而是有血有肉、讲理性讲道理的有识之士。在道德的议题上，笔者亦是倾向保守的。笔者相信同性恋是罪，不能认同同性婚姻，亦主张维持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
可是，对於反同人士所发起的社会运动，笔者总是觉得有点不对劲的地方。有反同人士曾邀请我参与他们的行列，可是我总是不置可否的支吾以对。只是过去由於笔者理解他们的忧虑，所以并没有提出过反对的意见。可是，近日的连场争拗暴露了反同人士思想之中的漏洞，而他们在争论中亦逐渐的变得排他而不理性。到了今时今日，笔者只能凭着良心向昔日的知心好友道出本人的立场：我不会支持反同志运动。
国家的角色
在近日的争论之中，有很多反同人士都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同性恋是否道德」与「国家应否以法律反对同性恋」是两个问题。我们在第一条问题中答「否」，并不代表要在第二条问题中答「是」。即是说，国家并不应该限制所有不道德的事物。
有论者或会如此反驳：国家的责任不是要赏善罚恶吗？难道国家并不应该维持社会的道德吗？笔者并不否定国家维系社会道德的功能及责任，只是国家本身有其不可逾越的限制。基於这些限制，国家只应及只能维系部分的社会道德。
论到国家体系的限制，不同派系的政治学家都作过深入的讨论，笔者在此无意复述他们的学术成果。笔者在此只能简述国家体系於维系道德上的两大限制。首先，国家只能规範市民的行为，却不能控制市民的思想，举例来说，国家可以检控乱抛垃圾的市民，却不能令市民在思想上希望令城市更清洁。一个人倘若整天都想着该如何乱抛垃圾、如何令城市更肮脏、甚至教导他人如何如此行，我们可以说他是不道德、甚至是变态的。可是，只要他仍未抛出手上的垃圾，国家不能够对他做些甚麽：除非国家像《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那般，成立友爱部以净化国民的思想。（可是即使老大哥在望着你，他总看不到你内心的隐密处。）道德是关乎内心与行为的，可是国家只能处理行为，这样国家并注定不能处理所有道德问题。
而国家体系的运作摆脱不了权力的使用，这又造成国家在维系社会道德上的限制。「权力带来腐败、绝对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这样我们便要面对一个两难的景况：我们可以增加当权者的权力，以加强他对人民在道德上的控制。可是，当权者并不是圣洁的上帝，面对权力的引诱，他很可能会成为腐败的极权者。这是社会道德的灾难。倘若我们不希望见到这结果，便需要对国家的权力加以制衡。这样，国家的权力便会在某些领域失去作用，亦即是说国家对某些道德领域无能为力。
比如说在某些社会的道德价值中，阴道交以外的性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在一些国家中，口交及肛交均是刑事罪行。可是我们试想深入一层：究竟国家如何执行这些法律呢？难道国家要派秘密警察监视行房中的夫妇？这样的权力恐怕并不能够令人接受。而在实际运作上，这些法律亦出现了不少问题。马来西亚前总理安华便曾在政治斗争中被人控以肛交之罪名。而新加坡亦曾有警员因曾与女友口交而惨遭勒索。反过来说，倘若我们不愿见到上述的那些情况，坚持阴道交的社会人士便只能接受以另外的途径维系他们的道德价值。
毕竟，我们并不能在人间建立天国。地上的国家体系有其自身的限制。我们不能因为同性恋不道德，就自动的认为同性恋者该受国家制裁，或是认为同性恋者不应有其反歧视法。
谁来维系道德？
笔者并无意说同性恋是私德问题，所以并不应受国家限制。事实上，公德与私德的界线往往并不清晰。比如说酗酒可以说是个人操守的问题，可是亦是当事人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笔者的看法是：即使是公众道德的问题，亦不一定应交由国家处理。
究竟国家应该在甚麽时候插手呢？基於限制权力的缘故，我们可以说除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国家应该尽量放手。而在国家以外，亦有其他机制可以管理公众的事务：这分别是公民社会与市场。
有一些公共事务，是公民社会与市场均不能处理的。比如说维持社会的秩序与治安，需要有一套合法地使用有限暴力的系统（如警察、军队）。公民社会并不能维持一个如此庞大的系统，而市场亦不会有人接手这盘必然蚀钱的生意。是以，国防与公共安全等事务必须要由国家承办。而社会的贫穷问题往往是市场失效（Market Failure）的後果，而公民社会亦欠缺调动资源的能力。这时候，国家便有责任介入，透过社会福利及收入再分配救济贫民。
可是，国家适合处理关於性倾向的道德问题吗？首先，性倾向在很多方面都牵涉入比较私人的範畴，同时亦与个人的思想有关。观乎前文所述的限制，国家介入性倾向的道德议题，很可能只会引致国家失败（State failure）。笔者认为，关於性倾向的道德问题，最适宜由公民社会去处理。公民社会可以提供一个空间，让社会各界可以讨论各种道德议题。而在讨论之中，反同人士可以以理服人，让他人可以由内心出发转向较保守的道德立场。在我们社会中，我们有足够的空间以公民社会的渠道去维系社会的性道德。我们又为甚麽要以国家的法律反对同性恋？
当然，我们若需要以公民社会中的道德讨论去维系社会道德，社会必需要有充足的言论自由。在此，笔者认同反同人士的某些忧虑。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反歧视法案中，并不应该有以言入罪的成分。除了暴力恐吓外，一切的言论均不应为反歧视法案所限制。可是，反同人士亦需要有理性的讨论态度，以诚恳的求真态度参与公民社会的道德讨论。二元对立的两极思维，或是替对手贴上种种标签，都对社会道德的维系毫无裨益。纵然对手可能是横蛮无理，我们亦只能以百分之二百的理性回应，唯有如此才能在道德讨论上说服他人。
（下）
在前文笔者论到国家体系在维系社会道德时的限制。正因如此，我们不应该以国家的法律对同性恋者作差别的对待。反同人士要维系其持守的道德理念，最好还是透过公民社会中的道德讨论。
可是，即或我们不以法律制裁同性恋者，有人或会认为这并不代表社会应该立法以保障同性恋不受歧视。不过，笔者仍然认为我们不应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对一切反歧视同性恋的法案。笔者仍然会坚持同性恋是不道德，但这并不代表本人可以歧视同性恋者。
同志是社群的一分子
有论者认为，为同性恋者的个人权益说项，是个人主义泛滥的象徵。可是这种评论绝不公允。纵然笔者并不认同部分同性恋者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亦不认同同性恋者的道德理念，可是笔者并不能否认他们是本人所属的社群之一分子。倘若我们真的要抗拒极端个人主义、假如我们真的相信社群的价值，我们就只能保护、而非剥夺同性恋者的个人权利。
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中，耶稣论及行淫的妇人时如是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笔者以前的教会的主任牧师是维护家庭价值的中坚分子。有一次他讲道时提及这段经文，指出耶稣纵然宽恕了妇人的罪，却仍然评论该妇人是犯了罪。这位牧者籍此鼓励基督徒要勇於指摘同性恋者的罪恶，不要以宽容之名去姑息。这位牧者是位可敬的绅士，其讲道内容严格来说并没有大错误。可惜其着重点却差之毫釐，谬之千里。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在於宽恕与宽容，而不是对罪恶的扺抗。耶稣当然不会以有罪为无罪，可是他指出我们要以宽容对待犯了罪的人。我们宽容，并不是因为我们同意他人。实情是我们与其他人於上帝的眼中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不得不宽容不道德的他人。
对於同性恋是否合乎道德，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我们应当慎思明辨，亦应当向众人陈明我们的理念。可是，我们必须尊重同性恋者是与你与我一样的凡人，亦必须接受他们是我们社群的一分子。这样，他们个人的基本权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倘若我们不是自私，就理当支持。一个人之所之应当受人尊重，并享有基本的人生权利，其基础并不在於其道德是否过高尚。他之所以应当享有这些权利，乃是因为人本应生而平等。而人之所以平等，乃是因为每一个人於本质上都是同等的罪人，故此谁也没有欺压他人的天然权利。即使是基督徒，亦不能作为特权的基础。基督徒必须有坚定的道德立场，却不能因着这立场的缘故而拒绝宽容。
诚然，同性恋在不少基督徒的道德价值中是错误的。笔者也是如此相信。可是既然我们与同性恋者同为卑微的罪人，那麽我们除了按良心说诚实话外，再也没有可以在同性恋者面前自夸的。就让我们宽恕七十个七次。倘若同性恋者打我们的左脸，就让他们连右脸一起打。倘若他们要我们走一里路，我们就走足二里。
论到反同性恋歧视法案，笔者的看法是：倘若同性恋者真的受到歧视，而他们的苦况又需要国家介入，那我们并没有反对到底的道理。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在走了这一步後，部分同性恋者会得陇望蜀，可是即或如此，我们还要坚持尊重同性恋者。请对弱势者敏感一点。
在笔者的上一篇文章，曾提及国家并不应介入所有的道德议题。在某些议题上，国家的介入只会造成国家失效。可是笔者并无意采纳新右派的进路，主张国家无为而 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方针。国家不应该凡事插手，应该尽量以民间的力量解决问题。可是，在市场失效、公民社会无能为力的时候，国家有义务挺身而出，以法律去解决其他方法解决不到的问题。
根据前文的推论，我们可以说纵然我们可以认为同性恋不道德，我们亦需要维护他们的权利。那我们现在便有一个问题：究竟我们是否需要动用国家的力量去达成这一个目标？
笔者承认这个问题的确很有争议性，在此笔者亦无意提供任何结论。诚然，倘若我们能在公民社会的道德讨论中，说服社会大众宽容同性恋者，这实在是最理想不过。一个全然理性的市场，亦应该不会特别针对同性恋者。可是公民社会及市场又是否足以保护同性恋者？这却很视乎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态度。倘若一个社会极度恐同，那麽市场自然倾向对同性恋者不利，因为市场的参与者大都有杯葛同性恋者的倾向。而这个社会的公民社会，亦很难就同性恋问题作理性的讨论。在这个情况，笔者认为国家是应该介入的。可是，究竟香港的情况是否需要政府介入，相信还需要更多实证去说明。
不过观乎反同人士对国家介入同性恋议题的看法，笔者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他们似乎对弱势者的处境不够敏感。比如说他们认为反歧视法案剥削雇主及业主的良心自由。可是他们又有否想到就业与居住都是基本的权利？当然，在某些特定的职业、比如神职人员，又或是某些特别的物业、比如教会宿舍或业主所居物业的房间，雇主或业主会有很强力的理由拒绝同性恋者。可是，其他的情况又是否如此？反同人士似乎只注重私有产权拥有者的权益，却忘记了私有产业亦是公共空间的组成部分。私有产权并不是拒绝对弱势者的个人权利之充足理由！
有论者认为倘若我们要立法反歧视同性恋者，那麽我们又是否要立法反对歧视肥胖或口吃人士？笔者认为，这种想法已经隐含了对「小政府」的肯定。笔者只想反问一句：难道我们就不应为反肥胖歧视立法吗？观乎社会上一些鼓吹瘦身的广告及电视节目，对肥胖人士极尽挖苦之能事。而社会人士普遍以鄙视的眼光看待肥人，动不动就以「猪扒」、「甲组脚」等词语羞辱肥人。笔者本身亦是肥胖人士（不少反同人士也是！），对此或多或少亦有一番体会。在报章中，我们亦看到有不少人为求摆脱肥胖而牺牲健康、甚至危及生命。难道我们不应立法反对歧视肥胖人士吗？
倘若我们相信同性恋是罪，他们并不会因为身为弱势人士而嬴到道德上的优势。可是，即或我们真的不能认同同性恋者的行为，我们又可否以人性的角度看待他们呢？笔者明白不少反同人士对於被指为不宽容而感到委屈。可是我们既是和平之子，为何不能以百份之二百的宽容回应指摘呢？
总结
由始至终，笔者的道德立场仍旧是保守的。对於反同人士的付出与委身，笔者只是感到敬佩。不少反同人士在笔者的心目中，都是正直不阿、温文有礼的大好人。笔者无意敌挡他们，亦无意颠覆基督徒的道德坚持。
可是，目前关於反同运动的论述己偏离正轨。在近日的讨论中，笔者看到了不少各走偏锋的言论，而不少评论已变得情绪化。笔者在此只能爱之深、责之切，深切盼望反同人士能走在理性讨论的路上。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11.5.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