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五年初，一班基督徒发起了一个反对制定「性倾向歧视法」（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简称SODO）的运动，香港性文化学会是主要发起团体之一，虽然这运动规模很少，但最近在教会界也引发相当大的迴响。当然，这招来支持立法者的批评，有人说我们和教会神经过敏，说我们不了解法例，又说我们逆向歧视的案例夸张失实，所以显示我们没有诚信。总而言之，他们千方百计淡化SODO的危机，并为反立法人士制造一个非理性的形象。我们欢迎批评和理性讨论，也承认我们在表达方面或有不完全的地方，但认为这些指控基本上不成立，在这里回应一下（以下回应主要是针对论点而不是个人）。
淡化SODO危机的十大策略
策略一：单单强调制订SODO的动机是维护同性恋者的平权和保护弱势群体，而尽量不提这法例是采用惩罚性的手段。
这策略已成功地把反SODO人士标签为反平权和漠视弱势群体需要的恶棍。然而考虑订立任何法例时，良好动机固然重要，但却绝不足够，我们还须考虑手段是否合理和合宜，是否有更坏的後果，和对社会有甚麽长远影响。例如一些支持廿三条的人可能也是出於良好动机（如爱国情怀），但若廿三条的後果恶劣，那仍然不可接受。SODO的争议性源於它是采用惩罚性手段，会剥夺别人（被判定为「歧视」同性恋者的人）的自由和对他们作出惩罚，在自由社会采取这些手段，必须很强的理据，支持者有举证的责任。再者，政治是很复杂的，我们不能排除一些提倡廿三条的人的动机并不纯正（如巩固北京政府对香港的操控）。同样，我们也要思想，一旦制定了SODO，甚麽政治运动是最大得益者呢？当然是同志运动，所以我们不能排除一些提倡SODO的人的动机可能是推动改造社会的同志运动议程。
策略二：假若真的不能不提违反SODO的惩罚，就尽量淡化刑罚的严重性，例如说违反SODO只是民事罪行，不是刑事罪，所以不会坐牢（可能加一句：你们想要「食皇家饭」也不是那麽容易），大不了是道歉和罚款。
不坐牢就是小事了吗？首先，民事法例同样会对当事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威吓、精神压力和生活上的干扰。此外，罚款对大多数平民百姓而言并非小事（而且现时的歧视条例的罚款没有上限），如多伦多地区一个印刷商Scott Brockie，不肯为同志组织印制物品，在二○○○年二月被安大略省的人权委员会罚款五千加币。他不服而上诉，前後所用的诉讼费接近港币一百万！有一位弟兄乾脆说：「我没有钱，宁愿坐牢好了！」此外，被政府强逼道歉可以是极尽屈辱的事，香港有一位的士司机被控违反残疾歧视条例，他纵然倾家荡产，也不愿道歉，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有错，在这个情况下道歉实在损害他的尊严。最後，正正由於不是刑事条例，控方举证的要求没有那麽严格，市民误堕法网或受法例滋扰的机会也比较大，就算现有的歧视条例有时也可「踩入」相当私人的领域，平机会有一个调解案例，就涉及招请家庭私人补习教师的「性别歧视」。
策略三：强调现时政府没有立法意图，和此阶段也没有法例草案，所以反SODO的人是无的放矢。（但很奇怪，转眼之间他们又会说反方对法例有误解，并提出他们的「正确理解」。）
我一直有参与立法会的谘询会和与民政事务局开会，也不断留意这方面的消息，我认为说政府无意立法是误导的说法。前几年政府还是有点抗拒立法，但二○○四年底突然公布SODO的谘询计划和时间表，那时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余志稳说：「政府认为须再进行民调，……除非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例如七、八成人认为毋须更改现行政策，否则当局倾向推出谘询文件，……有关建议可包括……立法，禁止性倾向歧视。」（〈禁性倾向歧视势掀激辩〉，《东方日报》，二○○四年十二月廿七日）
有些人质问我们，政府现在还没有法案，你们在反对甚麽？这说法也是以偏概全，我们也可问，若没有法案，那同志团体在赞成甚麽？政府透过公共事务论坛和电话调查在谘询甚麽？事实是，性倾向歧视法的基本意念和内容大家都有个概括的了解。以前胡红玉等已提交过这类法案，外国的类似法案可作参考，以前几条反歧视法已为性倾向歧视法提供一个粗略蓝本。无论是赞成或反对立法的人都可按照这些资料提出意见，当然有具体文件後大家可针对条文再发表意见，但这阶段在公民社会的讨论是重要的，可给政府参考，让草拟法案时可避开一些明显的问题。很多法例的意念，都是在有具体法案前多年就在社会的讨论中酝酿的，这本就是正常不过的。
策略四：强调SODO并不是要规管生活所有範畴，例如家庭生活就不受影响。
这话不错，然而，SODO除了没有介入家庭生活和私人谈话之外，其他生活重要範畴差不多全受规管。同志运动活跃分子邵国华这样描述SODO的覆盖範围：「性倾向歧视条例……应该保障任何人士免受基於性倾向的歧视、骚扰及严重中伤，规管政府、公共机构、私人机构及个人，不能在雇傭、教育、提供设施及服务、审批组织会籍、颁授专业资格及广告宣传等範畴作出歧视行为。」（邵国华，〈性倾向歧视立法──需要与误解〉，《思》第九十三期，二○○五年一月，页12。）想想：社会生活那方面不包在以上範围呢？可见SODO管辖的範围是相当广泛的，自由社会的精神是「有限的政府」（limited state），应容让相当大的私人空间，SODO却在同性恋如此争议性的课题上以强制手段介入社会生活，实在不能不慎重考虑它的必要性。
策略五：面对有疑虑的听众时，选择性地提SODO的内容，如特别强调同性恋被无理解雇的惨况，尽量不提可能出现较严苛的内容，如中伤罪。
事实上，邵国华提倡的SODO包括「严重中伤」罪，这在残疾歧视条例可是刑事罪，这样看来，SODO肯定不会招致牢狱之灾的说法也是不确实的。此外，按照《立法禁止种族歧视谘询文件》的中伤罪（42条），「如因一人的种族……而藉公开活动煽动对该人的仇恨、严重的鄙视或强烈的嘲讽」，即属违法的种族中伤行为。一些官员曾表示种族歧视条例和SODO会最相似，因此SODO也很可能包含在外国被人诟病的煽动性倾向仇恨罪（hate crime [sexual orientation]），即是说只要因一人的性倾向，「藉公开活动煽动对该人的仇恨、严重的鄙视或强烈的嘲讽」，即属性倾向中伤行为，已经违法！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部的Liz Whitelam大力推动SODO，她也赞成这个看法。（"Based o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most recently expressed views in the proposed anti-race discrimination consultation document, it is likely to take the more mainstream and acceptable tact - to disallow a person from inciting hatred, contempt or ridicule towards another" [Letters to edito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 12, 2005]. 她认为这不会规限言论自由，正文指出这看法难以成立。）
这不就是以言入罪吗？支持者经常说SODO不会影响言论自由，似乎不是昧於事实就是避重就轻。根据平机会的工作坊的解释，「公开活动」包括教会的主日讲道和大学／其他机构办的研讨会。根据现时同志运动和政治正确的看法，说同性恋不正常、认为同性恋者可自愿接受辅导或指出同性恋者患爱滋病的比率较高，也被视为煽动对同性恋者「的仇恨、严重的鄙视或强烈的嘲讽」的言论。例如支持SODO的人说：「其实当我们把非异性恋看成是可以研究的『课题』，研究它的成因究竟是先天还是後天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我们有把非异性恋边缘化为『是病态的，不正常的』。」（《尊重不同性倾向人士教材套》，由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和基恩之家制作，民政事务处赞助，一九九九，页17。）「把同性恋者定义为不道德」已是歧视（同上，页3），你若认为同性恋者不宜结婚或不能参加教会事奉，当然也表露了对同性恋者的鄙视。SODO可能把这一切都定性为要禁制的歧视（中伤），这实在有漠视市民的良心自由之嫌，更遑论尊重不认同同性恋行为的言论自由了。既然崇拜讲道也算公开活动，那牧师在讲台根据圣经谴责同性恋，的确有可能犯了性倾向中伤罪（最少被控告或调查的机会相当高）。最近有些牧师提到这可能性，支持者众口一辞说这些牧师神经过敏、不懂法例和有殉道士情意结，如果他们并非不知歧视法里有中伤罪的存在，那又是甚麽理由呢？
再者，根据多个歧视法蓝本和邵国华的建议，SODO也会有性倾向骚扰的罪名，这也是以言入罪。「任何人……如因另一人……的性倾向……而向被骚扰者作出不受欢迎或不为他人接受的行径（该等行径包括口头辱骂或发出表示憎恨被骚扰者的邮件），而在有关情况後，应会预期被骚扰者会因该行径而受到冒犯、侮辱或威吓」，在受保障範畴内这也违法。如性倾向中伤罪一样，这里的概念和标准都相当含糊，特别在同性恋这样高争议性的课题上，不同立场的人的言论是很容易使对方感到冒犯和侮辱的。就算不认同同性恋的人从来没有侮辱过同性恋者，但只要持续发表反对同志运动的言论，和不利於他们的数据和案例，就会「冒犯」了同志运动活跃分子。民主派对廿三条有很多批评，认为煽动叛国的言论不应入罪，因为这会在很多可能的情况危害市民的人权和自由，这些危害无论看起来多麽微小，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一旦让政府的权力介入，情况只会愈演愈烈。（就算要立法，也要指出只有当清晰而即时的危险存在时，才可以规管。）或许我们也可从这思路反思应否禁制反同性恋的言论和行为吧？
支持者也很少提及SODO对教育的直接和简接影响，参考《立法禁止种族歧视谘询文件》的51条，SODO应「订明任何教育机构……在录取或对待学生方面，如基於性倾向作出歧视，即属违法。」我们绝对认同不能剥夺同性恋者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但现在香港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不会审查性倾向，同性恋者有大学学位的比率较一般人更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神学院等教育机构会受到甚麽影响是一个重要课题（不要以为豁免是理所当然的），更重要的是「对待学生」的涵义很广，很可能率涉到老师的言论、课程的内容和价值观。不认同同性恋的观点，以及一些不利同性恋生活方式的事实，都会被标签为「歧视」，再难在学校存在。从外国经验看，这是SODO制订後必然的发展方向。学校老师现已疲於奔命，SODO只会添烦添乱，以法律手段处理教育问题并非良策。这问题很大，要在其他地方详细处理。此外，SODO也会应用到「提供货品、设施及服务」的领域上，这里商业机构和私人组织都会受影响，例如邵国华就认为教会崇拜也是「提供服务」的一种。
策略六：强调SODO不会直接影响婚姻制度，因为它没有凌驾性。
在香港，以上说法就着SODO的即时效应而言可能是对的，但却忽略了（或刻意不提）每条法例也会产生连锁效应和长远效应。从外国的经验和长远的角度看，认为SODO会促进同性婚姻，并破坏现存的婚姻制度，是更合理的说法。首先，要注意每条法例背後都有一种精神或哲学，如《立法禁止种族歧视谘询文件》的引言说：「香港有需要订立法例，以防止和对付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很明显，将来的种族歧视法不能真的禁制「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如态度上或思想上的歧视，但以上的哲学指导着这法例的发展，和揭示哪一种行为和价值观是法例鼓励或不鼓励的。同样道理，SODO使所谓「性倾向平等」成为官方哲学和政策，如政务科的单张说：「人人应在生活的各方面享有平等机会，无分……性倾向」，今天香港的同志运动已在争取收养权和婚姻权，他们会问：「收养和结婚不是生活很重要的两方面吗？SODO的精神不是说我们可在生活各方面享有平等机会吗？那为何不准我们收养和结婚？」一旦SODO成为法律条文，无论它有没有凌驾性，同志们「合乎逻辑」的要求是难以抗拒的。
其实SODO和同性婚姻两者都属於同性恋权利（gay rights），在法律的讨论中和在同志运动的议程中，关系密切。支持两者的理据都是类同的，就是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有完全一样的「权利」，在生活和社会制度方面都不应有任何区别。SODO的影响不单限於里面的条文，更重要的是标志着同性恋权利的哲学已包含在法律里，已有制度上的立足点。在这基础上争取同性伴侣或同性婚姻，只是一步之遥。从实际例子上，加拿大多个省的同性婚姻就是建基於反歧视和平等权利的概念，由法庭的判决打开破口（因为还有大多数加拿大人并不接受同性婚姻，国会多次也不能通过同性婚姻法），这里有相当直接的关系。美国麻省的法庭支持同性婚姻的论点也是建基於歧视法，其他有SODO那类法例的国家也多有同性婚姻法（如荷兰） 或同性伴侣法（如西班牙、冰岛、瑞典、丹麦、法国、芬兰等）。无论如何，SODO必然会为同性婚姻开路，这也必然会冲击家庭制度和整体社会，这些发展只是迟早的问题，西班牙快将通过同性婚姻又是另一例证。
策略七：只提SODO的即时效应，但只字不提它的连锁效应和长远效应。
策略六其实是应用策略七的一个特例，总而言之，支持者在推销SODO时集中谈几条较令人接受的条文，而提到它的後果时则只提条文会产生的即时效应。然而，上面已指出这不是事实的全部，SODO会有连锁效应，这是指条文不是即时但也相当直接的效应；而SODO的精神慢慢渗透於社会各领域後，就会产生深远的文化和制度的剧变，这就是长远效应。
要明白SODO的连锁效应，不得不提歧视法也包括简接歧视和转承责任。根据简接歧视的理念，就算我们作出一致的要求，但事实上这会令同性恋者有不利的待遇，也可能违法。其实这概念不甚清晰，也令市民堕入法网的机会增加。而且根据转承责任的理念，若性倾向歧视发生於某公司，而该公司之前没有作出预防的措施，那公司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总而言之，个人为了怕惹官非，机构为了免受损失，都会尽量避免作出会被视为性倾向歧视的行为，最好方法就是积极推行「性倾向平等」的政策。这会产生塞蝉效应，任何不认同同性恋的言论、态度和行为都不被鼓励或被公司禁止。久而久之，不认同同性恋的人会被边缘化甚或被压制，这本就是同志运动希望SODO能产生的长远影响。
策略八：强调只有做成伤害才算违法，所以触犯SODO不是那麽容易的。
我想这说法是有误导性的，因为SODO会禁制所有直接的性倾向歧视，而只要你因别人的性倾向，给予他差於你给予其他人的待遇，就会违法，例如不租屋给同性恋者。然而这样会把「伤害」的意义界定得很广泛，例如「不提供设施」、「不租屋」也当作伤害，但这些行为不构成身体伤害或财物损失（除非你不用这些设施或不住那屋就会家破人亡），大多只会产生不便或感情的伤害，若这也算法律应禁止的伤害，那政府就可大量干预市民的自由。例如恋人分手也很「伤」，难道这也要规管！一般自由主义者都强调确保社会不会过分侵害市民自由，伤害原则里的「伤害」不能理解得太广：「我们其实应该十分小心去说明甚麽才是真正需要法律和政策去关注的『伤害』範围……否则就难免有一危险，就是任何『伤害』都可被立法者按照其当时的想法（一己之方便），而给列作要由国家加以控制的行为。」（文思慧，《自由-一个制度层面的探讨》，香港：天地，一九九○，页110。）例如榆林事件中，一些支持立法者要求立法制裁榆林书店，但书店不提供地方给别人摆放小册子，究竟伤害了谁？（或谓这令同志心灵受伤，但银行不提供借贷给客户也会令客户心灵受伤，难道这也要以法律规管？将来银行不贷款给同志团体，会否也违反SODO呢？）事实是，若制订了SODO，很多人虽然从不伤害或毁谤同性恋者，但只要他们基於良心自由或商业理由，对待同性恋者有别於异性恋者，也会被法律惩罚。
策略九：强调性倾向只包括同性恋、异性恋和双性恋，不包括其他性喜好，所以甚麽「骨牌效应」是子虚乌有的说法。
长远下去，随着社会愈来愈「开放」，很难明白为何其他性倾向或性喜好的人（如乱伦者、娈童者）不会托庇於「性倾向平等」的哲学，那时证明他们没有法定的平等机会的责任，将会加於在任何一方面不认同他们的人。事实上只是在几年之间，政府已考虑把变性人也放在性倾向歧视法的保护範围里，认为「性倾向」的定义不会扩张，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策略十：当SODO的问题愈来愈清晰时，支持者会承认有一些忧虑是可理解的，但说最重要是合理地立法，只要法律条文写得仔细就可解决所有问题。所以，坚持反对的立场是非理性的。支持者更指控反方没有认真提出合宜立法的方案，或积极建议立法以外解决歧视的办法。
这些要求有部分不是完全不合理，反对者当然应进一步研究各样方案，然而将所有责任放在反对一方并不合理。今天不立法，明天还可以（随着世界大势这应该愈来愈容易），但立了法後要废除则难若登天。支持廿三条者当时也说市民是过度忧虑了，只要对建议条文仔细修订，合理地立法就没问题了。难道反对廿三条者未曾仔细研究各种方案，没有立法以外的积极建议，就不可以鲜明地反对立法？其实，「合理地立法」的讲法已假设了这法例总体而言有合理性，这对反方而言只是空洞的假定，并没有说服力。以同样逻辑，赞成SODO的人也应详细指出如何立法才可避免SODO的流弊，和积极提出建议去保障同性恋异见人士的人权，在未完全达到这些目标之前，就不应批评「反SODO人士」？
结论
SODO的影响是深远的，淡化SODO影响的策略纵使出於真诚的动机，也流於短视，也不能排除一些淡化策略主要是用来分化反SODO的人的。当我看这些论调时，总感到有点叶刘淑仪的影子，她那时推销廿三条时，初期相当顺利，因为看起来廿三条问题不大，但後期大家都明白魔鬼就在细节中，於是慢慢发掘廿三条内蕴的危机。然而叶太面对种种质疑时，也经常承诺廿三条不会有这个或那个恶果，更多次说，只要法例制订了後，大家就知道她是对的。当时我心里狐疑，她为何能作出这些承诺呢？她是终审庭法官吗？她将来还会在位吗？幸好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希望市民也要仔细思量SODO可能产生的恶果，不要被一些表面的口号误导了。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7.4.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