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五年初，一班基督徒发起了一个反对性倾向歧视立法运动，我也是发起人之一，其实这运动为时尚短、规模很少，对社会也不见得有很大影响力，但多蒙瓶情君看重，对我们提出很多好的问题，无论他最终的动机是甚麽，他以平和的态度提出问题，我也心平气和地分享我的看法。（他对榆林事件的评论基本上建基於同志团体单方面的陈述和指控，我不是当事人难以回应，请大家参看榆林书店的声明。而且事件的关键在於：同志团体作出夸张失实的控诉〔一间小书店能「封杀」同志资讯吗？〕 ，并且强行要求别人顺从他们的要求，还加诸「歧视」的恶名。）
瓶情君质疑究竟我们有没有需要发动这个运动，和我们应否持守坚决反对性倾向歧视法的立场。首先让我指出，在自由社会中，每个公民都有权利藉着合乎民主游戏规则的方法，去提倡或反对一些法例和公共政策，这是基本的人权。若其他人不赞同，他们可提出批评，或发动抗衡的运动。（假设有些人不赞成民主派发动争取双普选运动，也应尊重他们的参政权利，也不能说他们不和别人对话就不应发起运动。）我一直都尊重同志运动有这个权利，所以我虽然对他们的诉求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我从来没有呼吁他们放弃他们的立场，或劝他们与我们先好好对话，才进行游说或抗争。而我们的运动的方法只不过是写文、发言、写信、投诉、办研讨会等，我们的意见建基於好几年的研究和讨论，我们从不人身攻击，从不冲击同志活动和场所，我看不出在那里有违反民主游戏规则。当然，瓶情君有权对我们提出批评，但我认为他所描述的图昼并不全面，所以在这里回应一下。
反对性倾向歧视法一方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在香港，在同志议题上，最先有坚定立场并以各种社会性和政治性手法争取目标的是同志运动，我们只是回应的一方。香港教会本来不大关注同性恋课题，假若同志运动不高调争取制订性倾向歧视法和同性婚姻法，我想绝大多数教会只会偶然在讲台上表达反对同性性行为的立场，而不会在社会层面反对同性恋。在公共空间，其实反对同志运动的一方是绝对的弱势，所以反对一方若不加倍积极组织起来，他们只会继续被忽略和边缘化。下面就着几个层面分析。
政府
我一直有参与立法会的谘询会和与民政事务局开会，也不断留意这方面的消息，我认为说政府无意立法是误导的说法。前几年政府还是有点抗拒立法，但二○○四年底突然公布性倾向歧视法的谘询计划和时间表，那时余志稳甚至说只要反对的不是绝大多数，政府就会展开立法程序，後来与我们会面多次後改了点口风，说得比较保守一点。为何政府有立法意愿呢？主要因素有几方面：
- 这符合国际趋势，余志稳多次提及香港这样国际化的都市，似乎是应该有这种反歧视法的；
- 这顺应香港的反歧视政策的发展，反歧视政策在法制内已有深厚基础，现时已立了三条反歧视法，种族歧视法应在不久的未来通过，这好像是一个配套，再加一条性倾向歧视法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 同志运动的游说已开始奏效，余志稳在与我们会面时多次对我们说同性恋是先天、正常和不可改变的，我们提供相反的论据和要求他提出证据，但他没有具体的支持论点，只是重申他的看法是主流观点；
- 同志运动的压力持续不断，政府也不胜其烦，所以希望立了法满足了同志运动的诉求，那就不用再受他们烦扰。
- 国际性的人权组织也多次要求香港政府制订性倾向歧视法，政府若立了法就一劳永逸，在国际性会议官员也不用再解释甚麽。
总结而言，政府根本就不重视反对性倾向歧视法的声音，去年底开始重提立法时有找同志团体，却没有找反对立法的团体，是我们多次主动要求反应意见，政府才愿意接见我们。在这样的情势下，反对的声音若不汇聚成较明显的力量，政府根本就不听我们的论据，所以发起反对性倾向歧视立法运动是有其必须的。
议员
支持立法一方在立法会有不少盟友，有几位更是旗帜鲜明支持同志运动（如刘慧卿、张超雄、梁国雄），但坚定代表反对立法的市民声音的议员，在现阶段却一个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反对立法的市民只能自求多福，发动民间力量，这样其实促进了公民参与，认同民主理念的人就算不同意这运动的目标，也不应对这运动加上负面标签。有时我实在纳闷，相当激进的同志运动，和各种有争议性的政治运动，大家和传媒都会接受，认为这起码会促进香港的公民社会的成长。但为何反对性倾向歧视立法运动的正面意义却轻易被抹煞？就是因为反对同性恋政治不正确？这里有没有双重标准？
传媒
在这领域里反对立法一方又是处於明显的劣势。主要的英文大报《南华早报》（SCMP）支持同志运动的立场是昭然若揭的，我们多次亲眼看到同志运动的领袖和《南华早报》的记者结伴而行，去年底我们举办一个关心和辅导同性恋者的工作坊，我们活动还未开始，《南华早报》就用社论炮轰我们，後来的报道也充满扭曲和敌意，指摘「这些对性倾向的辅导是出於无知及煽动歧视」，接着在一篇一月底关於性倾向歧视法的特稿中，一面倒地反映赞成的意见，甚至歪曲教会的立场，说「没有主流教会──他们代表了大部份基督徒群体──反对性倾向歧视条例的观念」。那记者其实有访问一位反对立法的专业人士，但那位专业人士说：记者根本听不下反对的声音，他稍微说了一些，那记者就会抢白一番，最後当然也没有刊登他的意见。这些事件令我们感到不公平，我们去信《南华早报》要求对话，但信件石沉大海，别人根本不将我们这些人放在眼内。我们发动友好写信给编辑，因为听闻letters to editor一栏是把持公平对话的原则的，然而我们寄去的信大部分被投篮，《南华早报》很选择性地刊登我们反方的信，而且经常把我们的主要论点删掉，总体而言，《南华早报》有意无意让赞成的声音主导（我们有作统计）。有一次我写了一封较长的信给《南华早报》编辑，他对我说他不考虑正反的立场，但所有信都不能超过四百字。我把文章删减了，但言犹在耳，过两天《南华早报》登了一篇支持同志运动的文章，是超过五百字的！
至於中文传媒的情况也相仿，《苹果》和《东方》不用多说，前者倾向同志运动，而两者都与我们这些「卫道之士」不咬弦。《明报》之前整体而言也是亲同志运动的，他们的港闻经常报导同志运动，让他们的发言人说话。而各版（性教育、副刊专栏、世纪版等）中支持同志运动的立场也是占主导地位的。我们多次投稿到各报论坛，但绝大部分反对同性恋的文章都不被刊登（近来的报道好像比较平衡及中肯，这是值得肯定的）。我在这里不作指控，以上的事实只是用来表明我们反方的言论空间其实极之狭窄（偶然我们较能畅所欲言的都是在买回来的篇幅），面对这种无形的封锁，难道我们尽量突围，尝试发出较鲜明和强大的声音也不对吗？当然，我们会持守理性、和平的原则，不会强人所难，不会捏造事实，不会无理冲击他人。
国际大气候
近年同志运动在全球风起云涌，取得极大进展，这种国际大气候很容易令人接受同志运动的诉求，这对我们当然不利。更重要的是，纯粹跟随风气的决定不一定建基於深思熟虑和理性基础，不少支持立法的人停留於「平等」、「反歧视」的口号，对我们忧虑的问题从未想过。反对性倾向歧视立法运动不单有鲜明立场，也提出不少属於公共理性範围的论据，这些都是大部分香港市民闻所未闻的。就算我们不完全对，但我们若能令更多市民更全面考虑这课题，也是对公民社会的讨论的贡献，让市民不是跟风地支持立法。我们欢迎任何人用理性、和平的态度回应我们的论点。
人权组织
香港的人权组织（如人权监察和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部）大多支持所谓同志权利，他们的名堂比我们响亮得多，然而他们对人权的关注是选择性的，宗教自由、良心自由和家庭制度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我会另外撰文解释这点），可惜的是这些人权在香港却受到忽略，所以反对性倾向歧视立法运动可对现在的人权运动提出纠偏的意见，也是非常重要的。
反对性倾向歧视立法运动的目标合理吗？
总结以上分析，国际和香港社会的发展方向对同志运动都较有利，而反对性倾向歧视法的言论空间相当狭窄，香港市民听到的言论和理据也较偏向一方。若没有持续的反对性倾向歧视立法运动，我想不到甚麽理由政府不会速战速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问题，也不能确定谁会在立法会维护同性恋异见人士的权利，所以对不认同或有质疑性倾向歧视法的市民而言，反对性倾向歧视立法运动是有逼切性的，不然法例通过了我们再做甚麽也徒然。运动的影响力是需要时间建立的，我们其实起步已迟了，绝没有过分反应，说这话的人不是不清楚形势，就是在使用缓兵之计。再者，现在社会对性倾向歧视法的讨论还很表面，反对性倾向歧视立法运动会使这讨论更丰富，但意见的流通也需要时间，我们若不及早发言，香港社会很可能在不充分明白性倾向歧视法的底蕴和涵义的情况下，就把这法例通过了。
运动的目标不是打压同性恋者或强加教会的价值於社会，而是认为性倾向歧视法是没有充足理由的特殊保护，会产生逆向歧视和道德／家庭「革命」（或瓦解），这其实是以强制的方法把同志运动的价值观强加於所有人。这并不公平，所以我们反对。（还有很多理据未能在这里交待。）
有些人质问我们，政府现在还没有法案，你们在反对甚麽？这说法也是以偏概全，我们也可问，若没有法案，那同志团体在赞成甚麽？政府透过公共事务论坛和电话调查在谘询甚麽？事实是，性倾向歧视法的基本意念和内容大家都有个概括的了解。以前胡红玉等已提交过这类法案，外国的类似法案可作参考，以前几条反歧视法已为性倾向歧视法提供一个粗略蓝本。无论是赞成或反对立法的人都可按照这些资料提出意见，当然有具体文件後大家可针对条文再发表意见，但这阶段在公民社会的讨论是重要的，可给政府参考，让草拟法案时可避开一些明显的问题。很多法例的意念，都是在有具体法案前多年就在社会的讨论中蕴酿的，这本就是正常不过的。
我们是否不赞成对话？
认为有鲜明立场就不能对话，实在有点奇怪，难道同志运动有鲜明的赞成立场，就不能和我们反方对话？难道民主派有鲜明的支持零七零八普选的立场就不可以和北京政府对话？似乎不是，这很视乎双方的态度。我们低调地关注同性恋运动好几年了，但甚少同志团体主动要求和我们对话（骂我们的说话倒有一些）。我们有一些对话机会，主要是在外面的论坛。但奇怪的是，有时某些同志领袖拒绝与我或蔡志森对话，有一次某大学团契邀请同志团体参与对谈会，其代表表示，若团契找我做另一方代表，他就不会出席。另一个论坛，本来负责人已找了一位同志发言人，但当他表示想找明光社参与，那同志就说：假若如此，他就会退出。
有时我们成功地对话了，经验又如何呢？我在九七年参与第一次「对谈」，但到达会场发现我是以一对十的局面，我的功用就是做「炮灰」，引发热烈（和激烈）的发言。近年我与邵国华的公开对话有两次，第一次在港大，那次一对一，比较公平，但主席是偏向邵一方的。第二次在今年二月初在中大举行，是我一人对三人的局面（主席亦是偏向邵一方的） 。但无论如何，大家都还算客气。
香港性文化学会於二○○五年二月廿一日晚举办了内部的研习组，我当晚回应了邵国华支持立法的论据，一些同志朋友有来「捧场」，後来笔芯兄写了数千字对我狠批，我欢迎批评但笔芯的文章充斥误解，和对我发动人身攻击，我只概叹，这令真诚对话的机会失诸交臂。为了弥补这些遗憾，我们於四月廿二日举办对谈会，已邀请了支持的邵国华和胡露茜发言。
我们和这次榆林事件的主角女同盟也试过「对话」，我们推动「一人一信」後，女同盟邀请我们在三月五日出席她们的聚会作「嘉宾」，她们抵达会场时才发觉当天主题是「一人一疯信」，而且内容是训话多於对话，大部分时间是胡露茜的发言，後来总算让我们的代表简略发言，但她们讲不及数句已被打断，全场陷入混战，女同性恋者你一言她一语，一切在嘈吵中度过。一位姊妹因吸入过多二手烟而哮喘复发，现在还需治疗。或许我们双方实在存在太多误解吧，这次的「对话」不算成功。
总结以上例子，我们不怕理性辩论，也赞成对话，让我们向这目标迈进吧！但若要成功，双方都要摆上诚意，向对方多走一步。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19.4.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