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回归後的八年管治，董建华终於在早前宣布离任。而城中争论的焦点，早已聚焦在下一届、甚至是再下一届特首之争。也许，我们应当反思一下「建华八年」的是非得失，并领悟当中对香港政治发展的启示。
殖民地时代的香港政治
要了解董建华任内香港的政海风云，我们必须先回顾殖民地时代的香港政治。建华八年的风风雨雨，或多或少与香港回归前後权力集团（Power Bloc）的权力转移（Power shift）有关。
严格来说，殖民地时代的香港并没有自己的政治。一切重要的政治决策，都需要由港督请示英国外交部去作决定。简单点说，香港的政治大脑是在伦敦，香港政府不过是伦敦政策的执行者。
不过，威尔逊（Woodrow Wilson）模式的政治与行政独立，很多时并不能反映政治现实。行政机关在实践上，往往与政治决策者分享了一部份的政治权。这种情况在香港的情况更为明显。香港与伦敦之间的地理距离，在某程度上保证了港督与香港政府的自主权。而在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大陆的解放及大英帝国之衰微，均令伦敦方面开始意识到香港是一块借来的地方。这样，伦敦往往不会过份插手於香港的事务，而任由香港政府自生自灭。
倘若我们肯定了香港有属於自己的政治，那麽我们的下一个问题便是：谁是香港权力精英（Power Elite）的一员？香港有哪些政治集团？
在殖民时期的香港，制定决策的工作乃是由行政局负责，而立法局则负责制定具体的法案及预算。行政立法两局是香港政治权力的核心架构，当中又以行政局作主导。在某种意义上，港督与行政局组织了香港的内阁，主宰着香港的政治事务。
行政立法两局中，约有一半的官守议员、以及一半的非官守议员。官守议员包括了港督以及香港政府的重要官员。而非官守议员则是由港督或英皇透过英国外交部任命。
香港政府的主要官员，都是从公务员系统中晋升的。公务员大都是受过教育的本地华人，亦有不少聘自英联邦国家的外籍人士。在香港开埠初期，政府官员全都是由英国人所担任，後来逐渐有华人加入公务员系统。在六、七十年代，香港政府逐渐开展本土化（Localization）的过程，在高级官员的行列具有愈来愈多的华人脸孔。香港的公务员系统是论功行赏的制度（Meritocracy），出身寒微的人士只要有优越的学业成绩，均可加入公务员系统。仕途的升迁亦取决於官员的工作能力，与他们的背景无关。公务员系统提供了一个让贫苦阶层晋身高级官职、并得享政治权力的渠道。可是，这并不代表公务员系统是一个民主的制度。公务员系统的文化强调对上级的服从、以及对现状（Status quo）肯定。即使是生於草根阶层的官员，在经历过升迁过程的洗礼，大都会变得保守而亲建制。在实践上，公务员系统是权力精英中一个保守的集团。
商界人士则是香港权力精英中以外一个重要的集团。起初他们大多是由英国公司所组成，如汇丰银行的大班，一直稳占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的席位。在华商堀起之後，香港政府亦对他们施行「行政吸纳政治」的政策，安排他们担任行政立法两局的非官守议员，以及各大小谘询部门的席位。事实上，两局的非官守议员，大部分均为商贾所把持。不过，纵然商界人士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政府却没有被他们所操控。严格来说，「行政级纳政治」是一种怀柔政策而非分享权力的机制，真正的实权仍是掌握在港督及高级公务员的手上。当然，在实践上商界对政府的施政有一定的制肘。如前政府顾问顾汝德（Leo Goodstadt）所合，商界对於香港政府来说是一个难相处的伙伴（Uneasy Partners）。
过渡期的转变
在一九八四年，中国与英国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铁定一九九七年归还中国。自此，香港踏入了过渡期，而香港的政治形势亦出现了不少新变化。
随着香港踏入过渡期，香港的政制亦日趋开放。政府在八十年代成立主要由普选产生的区议会，作为地区性的咨询组织。而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席，亦由委任改为由选举产生。不过，这与全面的民主化还有一大段距离。香港的政治仍旧由港督、高级公务员及行政局所主导，而高级官员及行政局的产生方法始终没有变得开放。区议会的角色被局限为谘询性团体，而立法局有一大部分议席并不是由普选所产生。立法局有一半以上的议席，是由功能组别选举所产生，而这些选举的选民普遍是专业人士、商人及富裕阶级的人士。在九十年代，港督彭定康曾推出政改方案，将功能组别的选民人数增加。可是在北京政府的强烈反对下，一切改革的成果已於回归後遭「拨乱反正」。
不论如何，新建立的选举政治已成为政治集团的斗争埸所。而政治气氛的开放，亦令公民社会的发展日渐成熟。这固然令普罗大众有分享政治权力的机会。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形势却是对权力精英中的某些团体更为有利。他们可以透过与某些公民团体结盟，以公民行动及立法局的议席作为武器，从而争夺权力的宝座。
自香港回归中国的前景确定以後，香港的亲北京团体兴起成为新的权力团体，成为香港政坛的明日之星。在殖民地时代，他们曾经站在殖民政府的对立面、甚至曾发起武力抗争。一直以来他们被香港政府及反共人士所边缘化。如今他们效忠的北京政府即将成为香港的新主人，便飞上枝头变凤凰，成为香港政坛的新贵。他们凭着北京提供的资源，利用他们广阔的人际网络大搞「蛇宴政治」。纵然亲北京团体在香港有不少死敌，其支持度亦比不上民主派，可是他们已经拥有不少铁票。在九十年代，亲北京人士於香港成立民主建港联盟，该政党开展了不少地区工作、令他们於各级议会掌握不少议席。凭着在议会的实力及未来的政治前途，亲北京团体火速成为香港权力精英的中流砥柱。
而商界则在过渡期前支持英国以主权换取治权的方案。在中英两国谈判期间，他们曾赴京游说，却无功而还。随着香港政治的开放，他们亦开始组成政党，亦即後来成为自由党的启联资源中心。他们采取亲殖民政府的立埸，而在选举政治的参与上却显得保守：他们集中攻取功能组别的议席，却无意参与普选。
在商界中有一些亲北京的人士则在九十年代自立门户，并成立香港协进联盟。由於北京当时与英国就政治问题进行争拗，亲北京商人成为了北京政府的盟友、颇受器重。可是，在香港回归後，香港的商界很快便效忠他们的新主人。昔日的亲英商人已不复存在，回归後的香港商人无一不是亲北京的。这时，亲北京的商界陷入了身份危机：他们既不是商界的核心成员，亦不是传统亲北京团体的一份子。而在选举政治中，他们的实力远逊於其他对手。亲北京商界的兴起，不过是昙花一现。
董建华时代的政治风云
总括而言，回归时香港的权力精英可粗略的分为三大权力集团：商界、公务员体系与亲北京团体。第一届特区政府的核心、都是来自这三大集团。在这几个大集团中，很可能还存在着好几个流派。不过这已不在本文的讨论範围。
在特区行政首长的选举中，董建华以压倒性的姿态胜出。根据政治耳语，董建华的胜出是基於中央政府的钦定。可是假如若细心观察，我们便会发觉董氏并非权力精英的核心成员。董建华从未做过公务员，在回归前一直是东方海外公司的主席。其所属的董浩云家族虽然享有爱国的名声，却曾一度是国民党的支持者，旗下的东方海外公司之商标亦包含了代表中华民国的梅花标记。董建华成为亲北京人士，是比较後期的事，比不上传统亲北京团体那位「根正苗红」。而在董建华接手家族生意时，其家族早已家道中落，甚至濒临破产边缘。这样，董建华在商界中亦不是有影响力的核心人士。倘若董建华真是由中央政府钦点的话，他们大概是看中了董建华三不像的身分，期望董氏能以其人脉关系调和三大权力集团的利益冲突。
很明显，北京政府这次押错了注。
纵然笔者并不能够认同董先生的政见，却不能否认他是一个爱祖国、爱香港的好好先生。可是，他却急於求成、希望可以在短时间为香港脱落换骨。可是事事急於求成，最终只能燃起太多火头，只能替香港拆骨。被称为「七十一」的董特首对工作的认真值得我们致敬，但这一份执着却叫他不能容忍异见。对外他长期敌视民主派、漠视市民的民怨，最终令他的民望在低位徘徊。对内方面，他对殖民地时代留下的高官并不信任。董氏与第一届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的貌合神离，早已不是甚麽秘密，而陈太後来亦提早卸任。而董氏在回归後推出的一连串利益。最终公务员系统的士气日趋低落，亦对董氏的施政作有意无意的阻拦。
面对着社会上种种民怨，亦感到事事受公务员系统的「港英馀孽」的制肘，董建华在开展第二届特首工作时，推出了高官问责制。事件在香港民间并没有造成过大的反响：普遍人士已对董建华感到失望，亦很清楚问责是对特首而非市民问责。在宣布高宫问责制的安排之後，特首踌躇满志，却不知道自己正替自己挖掘坟墓。
在高官问责任之下，一些原属高级公务员的职务改为由特首作政治任命。一众局长将会成为新香港的内阁。商界人士及亲北京团体一直都只能染指行政会议的席位（梁爱诗是其於其法律背景而成为第一届律政局局长，是少有的例外），如今终於可以成香港的内阁之一员。而一直垄断进入此权力核心的公务员体系，则受到更进一步的挤压。
董先生的乐观预望，始终未能成真。在问责制中犯错的高官，往往都会受到董氏的挽留。这大大的触怒的普选大众。而在二○○三年期间，香港惨成沙士疫埠，卫生的负责官员成为众矢之的，随後「杨永强查杨永强」的调查更惹市民不满。而在同年的廿三条立法风波，政府强行以快刀斩麻的方式立法，令香港不少市民的愤怒强烈爆发。这最终造成了七月一日五十万人大游人的壮观场面。最终，自由党临阵倒帅，令廿三条的议案不获通过。董氏亦只能接受某几位涉事的高官的辞职。董先生最终决定留下，的确是有务气的抉择──董氏的弱势毕露，其政治前途亦已被判了死刑。
在高官问责制实施後，不少局长都是源自商界的成员。商人直接从政，令大众产生了一种官商勾结的感觉。合作制中的高官来自不高派系的权力集团，他们之间亦存在着不少竞争。当董建华的威信在七一游行後如插水式急降，他亦再没有能力统御他的班子。在七一游行後，董建华的曝光率愈来愈少。有文化人甚至讥诮香港已踏入了後董建华时期。而社会上的焦点，亦逐渐聚焦在第三届特首的估领袖游戏。代表自由党的唐英年、李氏家族的李国章与代表公务员的曾荫权，则展开了接二连三的勾心斗角。不少政策局长都热衷推销旗下的政策，甚至暗示关於竞争对手的不利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董建华可说是被架空了。他那「留下来更需勇气」的名句，恐怕绝非虚言。总括来说，董氏於任内力抗公务员系统的「港英馀孽」，并最终以高官问责制削减公务员系统的政治权力。可是，这却将商界及亲北京团体的内争直接带入权力核心。最终董先生不能驾御、辞职收场。
此外，高官问责制容许商界直接进入权力核心。以往殖民地政府的「行政吸纳政治」的方针，一方面满足了商界的参政意欲、另一方面却保留了独立的高官体制以作制衡。如今制衡不再，商界可直接成为高官。自此「商人治港」成为政治现实，避不过「官商勾结」之嫌疑。
权力交替下之市民社会
在执笔之时，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接任特首职位的呼声最高。有言论指这是公务员系统班师回朝、重拾权力之兆。如笔者前文所言，公务员倾向保守而亲建制。对於渴求稳定的中央政府来说，让曾氏先当两年特首稳定大局後，才让各大权力集团逐鹿中原，似乎已是最理想的选择。
究竟在这几年的权力交替中，市民担当了甚麽角色？有一些人以比较乐观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有人认为董建华下台是人民的胜利，是七一游行後人民力量的彰显。亦有人认为近日政治立场保守的市民亦开始走。上街头，显示香港政治正进行质变、最终会向民主政治迈进。
笔者的立场却是颇为悲观。没错，这几年香港的公民社会有不错的发展，香港人的公民意识乃是史无前例的高。可是，现在政治发展的方向仍旧掌握在政治精英的手中。七一游行期间，公民社会无疑是发挥了很大的力量。但是，这次公民革命之所以可以成功，原因在於政府在廿三条立法时犯下大量错误，再加上权力精英的内部分化而造成。不要忘记在居留权事件中，公民力量胜不过政府铺天盖地的宣传。而在七一之後，公民力量连一条利东街也保护不了。
此外，香港的公民依旧缺乏反思的能力。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所言，香港人一直坚守经济至上的中产价值。这种素质的公民很容易便会被权力精英所分化、甚至被统战成为权力精英内斗的棋子。领汇事件後的群情汹涌、「中产之声」等保守中产力量的兴起，在某方面证实了笔者在这方面的忧虑。
笔者并不是说香港公民社会的发展将注定失败，亦不是认为公民运动只是权力精英的棋子。只是目前香港的公民社会仍然微弱、亦缺乏足够的思想，我们实在不应期望公民社会可以在短期内造成重大的影响。历史的进展，亦不会因为我们的良好意愿而改变。
我们亦要放弃历史进化论（Historical Evolution）的看法。认为在某些政治或经济的指标达成後，民主将会自动出现，这乃是不可思议的。民主的政治不会因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某一数值而降临，公务员系统执政、保守公民的兴起等亦不是民主的保证。民主要靠争取才能得到、要靠公民的团结及殉道者的血汗来达致。
权力精英中的权力转移，或会为公民社会带来活动的狭繨、亦可以为公民社会带来压迫。不论如何，只有令公民社会更趋成熟，并以公民力量持续不断的争取，民主才可以成为可能、公民社会才可以得到政治力量。民主从来都不是由当权者施舍的！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5.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