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香港基督教教会普查简报》刚发表不久。从已公布的资料来看，显示了教会在质和量方面的某些进步（见胡志伟牧师在http://www.hkchurch.org的评论〈我看「二○○四香港教会普查」〉）。至於教牧同工转职情况，从数字看，却没有改变。因公布的资料不多，对此现象暂时难作详细分析，现只能提出几个观察和继续讨论的方向建议。
普查资料显示：堂会过去五年（二○○○至○四年）教牧同工转职（原因包括：离职、调职、退休或离世等）人次，与全港受薪教牧同工人数的比率为53.9%，比一九九九年所作调查的57.4%为低。这情况似有改善。然而，若仔细查看，便发觉因二○○四年全港受薪教牧同工（包括主任牧师、堂主任、牧师、传道/宣教师、传道干事/助理）人数增多了557人（由一九九九年的2579人增至二○○四年的3136人），以致计算出的转职的人次亦增多了，由一九九九年的1480人次增至二○○四年的1690人次，即增多了210人次。故此比率的降低并不表示转职人次的减少，反而在增加。加上从堂会内部来看，近七成（69.5%）的堂会（即820间）在过去五年间曾有教牧同工转职。
至於教牧同工离职（指离开现有的事奉堂会转换另一事奉工场）情况，二○○四年调查的、堂会过去五年的教牧同工离职的人次与二○○四年全港受薪教牧同工人数的比率是46.4%，与一九九九年的数字（46.6%）并没有明显改变，但因全港受薪教牧同工人数的增多，故二○○四年调查的过去五年离职情况为1455人次，比一九九九年调查的1201人次实质又增加了256人次。从此数字，转换工场的实际人次的增加，比总转职人次还多。
上述数字实在叫人关注牧者转职离职的现况和对教会的影响。此等普查数字是否表示牧者转职离职的情况在恶化中和十分恶劣呢？
分析现有数据时要注意，牧者转职离职的资料乃以人次作统计，例如：同一位教牧同工在该五年内，分别离职二次和退休一次，调查中便显示为三人次了，但牵涉的只有一位同工。依此，离职的1455人次中，究竟牵涉多少位同工呢？有多少同工出现离职频繁的现象呢？此等同工是否有某些个人因素影响其事奉工场的稳定呢？
资料显示，近七成（69.5%）的堂会（即820间）在过去五年间曾有教牧同工转职。这数字十分吓人。但因转职是包括离职、调职、退休或离世等原因的。虽然调职、退休或离世者只占总转职的1690人次中的235人次。究竟当中有多少堂会的同工转职只是基於调职、退休或离世等较自然的原因呢？有多少堂会的同工转职是因离职呢？就算原因是後者，当中转职的同工在该等教会的事奉年期有多长呢？若其事奉年期超过某个数目，如六年或十年而转职者，又有多少呢？假若能有此等数字，当然仍在乎论者怎样看待事奉年期与同工委身、对教会好处等的关系。
至於同工转职集中在哪类型的教会呢，是小型的教会？大型的？抑或其他类型的呢？较大型教会的同工人数相对较多，故若同工转职情况较多，仍较易理解。若多在较小型教会发生，其影响是否较大呢？
教会认为该堂同工离职的原因是甚麽呢？离职同工自己又认为离职的原因是甚麽呢？过往很多讨论，尝试指出同工离职的可能原因。有论者认为是教会的领袖和制度未能给予牧者足够空间和信任去发挥，或对刚进工场的传道人未有足够的支援和忍耐，或教会未够尊重牧者的属灵权柄等。另有论者则认为是新入职的牧者好高慕远，或未懂与人建立亲和关系，或未有足够的事奉牧会训练，而神学院亦未能提供切合时代需要的神学课程等。该等成因都是可能的，不过多是透过观察推测而得，究竟该等原因中哪些属於较重要呢，就少有普查数据作支持。望能有其他调查研究作更客观而深入的讨论。
或许我们对牧者转职离职的现象十分关注，甚至视为严重。然而，有点奇怪的是，在调查堂会发展的困难时，只有0.7%堂会表示「同工人事变动」构成堂会发展的困难，亦只有0.8%堂会表示「同工人手/恩赐配搭」构成堂会发展的困难。反而26.5%堂会表示「同工人手不足」（二○○四年教牧职位仍有14.5%的空缺率，共574个）是主因。牧者转职离职对教会的影响似乎没有一般印象中的大。这只是调查问题的设计使然？是答卷人的主观使然？抑或教会真的如是想？「同工人事变动」不构成堂会发展的困难，是坏是好？
究竟牧者转职离职的情况是否十分恶劣呢？似乎仍有待作进一步的资料分析，甚至需要进行更细致的调查和考究，以能得知更确切的现况。至於如何理解此现况，及如何关心和训练牧者，就需要更多的讨论了。
（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为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实用神学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