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楝先生在拙文〈大大、小小的「交叉相对」〉的「发表意见」一栏，有一篇回应文章题为〈回应〉，只是短短二百零五字，不单包括一个福音派长期较为忽视的问题，而且包括四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些实在关乎这个系列，所为何事？意为何用？实在值得笔者花一些篇幅，把这个系列没有表露的个人背景，以及仍未言明的地方，甚至心中一些隐情，稍稍交待，作为一种敬答。因为张先生提出的四个问题，在接续的文章，笔者不会特别地回答张先生的第一个提问。第三篇现已刊登在网站上，第四篇也即将刊载，而第五篇也在写作中，至於第六篇已有题目不过已不关於「交叉相对」这种独特的文学技巧，并且不会在上半年写作。此外，笔者相信有部分读者看了第一至第三篇後也会发出与张先生大致相同的问题，只是他们没有写下来。所以，在敬答之馀也是向其他读者分享。事实上，这些都是笔者的疏忽，没有在这个系列刊载之时，就说明所为何事？意为何用？
第一段提及「福音派教会有时太强调历史文法释经（和命题式真理），不关心经文的文学形式」。事实上，近年己有改善。在〈大大、小小的「交叉相对」〉一文，笔者引用的三本着就是其中的例子。虽然有一本是翻译的，但是正好显示有些人已经注意这方面的情况，聚合力量，一同翻译。在此特别表示表笔者对胡玉藩、伍美诗和陈宝婵三位译者致以感谢！因着她们的翻译，笔者才进一步确认这种独特文学技巧的形式，并且从种种的分析中最後得出「交叉相对」这个最适当的名称。值得一提，汉语圣经协会近年的部分翻译，也注意这方面的情况。
第一个提问就是关於所为何事：「圣经有一些独特的文学技巧，是不是就有需要运用这些技巧在小说创作上？」是否需要运用这些独特的文学技巧在小说创作上，最基本的说法，一定是随每个作者的决定，而且也不一定用在小说创作上；在散文、新诗和戏剧等文类中也可以运用。不过，就个人的爱好和努力的方向，只要适合主题而且可加强内容的表现力，我会酌量采用在小说创作上。这关乎个人的特别背景。「几年来对小说创作每有思想，也每有疑问。然而，总觉创作小说兴趣最浓，用上的心力也较多。写得如何，自己不能下甚麽判语，可是，寻找题材，深思形式，学习他人的写作技巧，常是放在目前的具体目标；尤其是小说的技巧和内容的表达这两方面。」（见下面列作附录的文章；笔者在小说创作上的思考，此文较为具体，也未曾发表，所以特别列作附录，让张先生和其他读者参考）
此外，数年来笔者不断关注中国基督教能否有人写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上产生真正的影响。当然文学作品，应该包散文、新诗和戏剧，但是笔者因着个人对小说创作的酷爱，关注的焦点从不离开小说创作。因此，在第一篇〈如何运用圣经？〉（我的写作习惯，会加上书名号，这里不再坚持）进一步提出「在中国基督教文学创作中，毕竟需要许多人前仆後继，努力把圣经融会於创作中，才可盼望对中国文学同样有某方面的影响。」而且「笔者相信在文学创作上，现在应该有新的发展！」因为在这篇文章的种种思考和分析，「是笔者近年阅读一些基督教小说和相关的论文所引发的。不可否认，过去有少部分的基督教小说，的确表达出圣经的真理，可惜运用圣经方面，较多用直接方式，而运用出来多数是没有甚麽变化；在「间接」方式的表现也不够广阔，因而说不上深入，在整体上未能深刻表现圣经的真理。此外，相关的论文是〈圣经与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以及〈霸王妖姬：茅盾对参孙和大利拉的演绎〉（这两篇论文，原是以英文写的，由蔡锦图翻译，载於伊爱莲等着、蔡锦图编译：《圣经与近代中国》，汉语圣经协会，二○○三年）。无论曾受基督教影响的郁达夫、在日本时期归向基督教的郭沬若或是作为基督徒的许地山，甚至着名作家茅盾，在小说中运用圣经都显出不少局限和不足。笔者看到这些局限和不足，不期然引发以上的思考和分析。希望这些思考和分析，对於从事基督教小说创作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启发和参考。」
比较具体和完整的思考，是下面一段较长的文字：
最後值得强调，「神称代词」其特别之处，事实上并不在「我」、「」和「他」三个代词身上，而且它们还要配合各种技巧才能发挥出那种独特的效果。正如上文指出这三个「神称代词」均是指向真善美的三一真神，其存在并不孤立而且总与人及人们（或说信徒个人及教会整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藉着这种「神称代词」的多声部叙事，人的深刻经历、圣经的真理、人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及实践，还有历代神学的努力与洞见等等，都可以在文学上有与别不同的深刻表达。当然包括以上各种文类的融合。此外，「现代小说创作中普遍采用的许多手法，诸如叙述角度的选择和多重的叙述角度的运用、意识流、怪诞与非逻辑、象徵、艺术的抽象、对语言规範必要的突破和新的语言手段的创造、造成真实感和距离感的种种手段、结构和时间与空间的有机组合，凡此种种，都丰富了小说艺术的表现手法。」【注二十六】固然，一些有成就作家的表现手法和独特视野（vision）也不可忽略。在文学传统方面，希伯来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技巧及内容，有适当的汲收和融会，更可丰富作品的内涵。
（这是一篇长文，题目为〈中国基督徒作家「要学」高行健？〉，二零零二年三月刊在《导向月刊》〔一百九十九期〕，页三十四；第一行的「」，是原稿的用法，该刊编辑改成「你」，如今引录出来用回原稿的用法）
跟着第二个问题：「运用了，意义是甚麽？」从上面引文来看，这种做法只有加强的作用，没有主导的地位，然而无论是加强也好是主导也好，都需要整全的汲收方法。我很喜欢黄维梁先生一个用词，就是「转益多师」（黄先生的论文〈用「六观法」析评白先勇的《骨灰》──「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的作用」，载於陈炳良编：《中国现当代文学探研》，三联书店，一九九二年，页三十七〉。固然，「兼收并蓄」是其中核心的做法，当中更重要的是「融会贯通」、「圆融无碍」和「毫无斧凿之痕」──正如欧阳子女士对白先勇先生小说写作技巧的分析，她借用庄子的「庖丁解牛」，指出「最高等的技巧原是不见技巧的技巧」（原文是粗体，见欧女士〈「冬夜」之对比反讽运用与小说气氛酿造〉，载於氏着：《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尔雅出版社，一九九零年，页三百零一）。
说回上面的引文。我倾向一个较为广阔的运用角度，这无疑先求自己有多方面的吸收能力。笔者知道一下子要求一个初学者做到那些方向，并不容易；事实上，我也在学习中。只是在这个漫长的学习旅程中，笔者把零碎的思考和实践，形诸笔墨。这些思考和实践，大部分是神给我的「看见」和「领受」，因此我不能只求自己运用，不让其他弟兄姊妹参考。其中有我一份隐情。笔者实在天资不高，如今有如此的写作和思考的能力，大部分都是神的恩典。近年心中感到，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至少有几十位弟兄姊妹，在中国文学和写作上的修养都比我高；如果他们向神祈求而神又愿意赐恩给他们，使他们在某方面有「看见」和「领受」，他们写出来的文论和文学作品，一定比我写得好！希望把这些「看见」和「领受」，写下来或是实践出来，让他们在神的恩典下汲收，写成的作品一定比笔者写得更好！在漫长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创作路途上，有人身先士卒，纵然只是稍稍松开某方面贫脊的文学泥土，仍是需要有人献身的；若神的心意要笔者投身於此，笔者愿意承担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写作使命！
真的问到「运用了，意义是甚麽？」只能看实际的成果，即是根据这种独特的文学技巧写出的小说，可以表达甚麽意义。事实上，在这个系列的第二至第五篇还没有立意写出之前，我已经把这些思考和分析的领会，写成一篇短篇小说名为〈自私〉，而且在即将刊载的第四篇中成为例子。张先生和其他读者可以详阅这篇文章，而这篇小说将来会刊登在《基督教周报》，届时张先生和其他读者更可一窥全貌。这些意义就更为明显，不用笔者详细诠释！
然後是第三个问题：「那成果（那本小说）就是一部受基督教影响的小说？」大概而言，那本小说不一定受基督教影响。因为其中含有许多观点和标准，而技巧的运用只是其中一部分，虽然这些技巧对表现主题和内容有直接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是否受基督教影响。
最後一条问题：「为甚麽作者有点在意究竟可以怎样用得上这些文学技巧？」张先生明言，「只是好奇一问，没有隐藏甚麽批评」谢谢张先生由衷的坦白！上文已引用第一篇文章中的一些文字，作了重点的说明。其实，这篇文章对於这个系列可以视为「总纲」。此外，笔者应该表明，第二至第五篇只因应这种独特的文学技巧，至今似乎没有人曾加以探讨，所以因而有所偏重。在我心里，从来不会只求技巧不顾主题、内容和意识等等其他重要的原素。此外，日後我会继续从其他层面讨论圣经和小说创作，当然包括以上提及的主题、内容和意识等等其他重要原素。进一步来说，这个「散论圣经和小说创作」只集中种种技巧、主题、内容和意识等等重要原素的解说；这可以说是技术性的分析。或者是进一步的探讨，延伸至概念或抽象的分析，例如独特思想和哲学的探讨，正如第五篇所作的探讨。事实上，笔者也很注重这方面的探讨，例如刚刚刊登在《基督教周报》的〈中国基督教的《红楼梦》〉（三月十三日），也是从概念或抽象的层面出发。不过，它的层面更深，而且不从一般有识之士的观点来伸论，但是正如当中所强调：「笔者从来没有忽略产生一部如同《红楼梦》那样伟大的小说作品，其中包含种种复杂和难解的问题。然而，当我们找到一个核心的创作构思，我们的创作才有可能达到最高的水平，从而在中国文学上有真正的贡献！」。关注点仍然与这个系列，一脉相承。所以，这个系列不是集中技术性的分析，便是概念或抽象的分析，并不会涉及如何具体地落实於小说创作，因为这些建议和运用一定就个人的取向为主，他人未必认同。笔者认为从技术性的分析到概念或抽象的分析，比较适合初学者汲收。正如下面列作附录的文章所言，「既然技巧是『基本工具』，我应该好好掌握，其後才可谈到表现思想和主题」；若要好好掌握，就需要从技术性的分析到概念或抽象的分析。这是笔者个人的见解，希望张先生和其他读者谅解！事实上，白先勇先生那句话对笔者有很大的启发，从当年阅读後便一直影响笔者。
愿意以上的敬答，足以表达笔者这个系列所为何事？意为何用？算是弥补这次的疏忽。
附录：〈小说？小说！〉
多年前，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有数千言之多，後来给一位好友看，她好像许久才回应。她回应的话，给我深刻的印象。她在电话上，带着少少的歉意，却更多的真诚：对不起，你这篇不是小说！这些话，没有使我气馁；我只觉创作小说之道不可小观，几年来对小说创作每有思想，也每有疑问。然而，总觉创作小说兴趣最浓，用上的心力也较多。写得如何，自己不能下甚麽判语，可是，寻找题材，深思形式，学习他人的写作技巧，常是放在目前的具体目标；尤其是小说的技巧和内容的表达这两方面。
我所着重的是如何把心中的题材，化成文字，将那份自己看来是特别的体会能够阐露出来。因此，摸索的道路可能并不正统。我有看别人的小说，也看学者对某一作家的分析，从而深思和学习，可是最影响我的是一两句的「创作格言」。最先的一两句出自白先勇先生的〈蓦然回首〉：
我研读过的伟大小说家，没有一个不是技巧高超的，小说技巧不是「雕虫小技」，而是表现伟大思想主题的基本工具。
多年前看过这句话，心底里便常常浮现出来。心想，既然技巧是「基本工具」，我应该好好掌握，其後才可谈到表现思想和主题。同一段还有两句话，也使我印象深刻：
他觉得：何时叙述，何时戏剧化，这就是写小说的要诀。所谓戏剧化，就是制造场景，运用对话。（这里的「他」是指 Percy Lubbock）
此外，有两个观念对我的小说创作也有影响。第一个观念在於「如何处理」或「怎麽写」，两者同是关於如何表现小说的主题和内容。这个观念，可能出自夏济安先生，因为他两位学生在某一篇文章中都表达出这个观念。第一位是欧阳子女士。她在〈「花桥荣记」的写实架构与主题意识〉的论文中，最後有这麽一句话：
大凡一个小说作者，写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不在於选用什麽样的题材，而在於如何处理他所选用的题材。（黑体为原文所加）
夏济安先生另一位学生就是白先勇。二○○○年三月《明报月刊》刊登白先生的讲话笔录，其中有如下两句话：
所以我想，写作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老师夏济安先生也这样说过：写什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麽写。我想：一些主题和内容，作家各有不同的想法布置，但怎样去表现一个故事，却最重要。（黑体为原文所加）
「如何处理」或「怎麽写」，意思大致相同。我想到，除了语言文字的修养外，如何处理或怎麽写小说，是最考作者的能力。
另一个观念与上述的观念结合起来，可谓相互相生，孰先孰後，任凭各人的看法。以下的观念，相信不少小说家早已有之，不是甚麽新奇古怪的东西：
小说家还是要写。他要讲个故事，或者是情节演变的故事，或者是内心演变的故事，或者是心理演变的故事，那些变了样的记忆就来了。还有人生体验、思想情操、想像、联想、生活体验、道听涂说、大千世界、七情六欲的情事，都流到他的笔下，都可以成为他小说的素材。而他惟一的目的是写人。他就选择那些能满足他那篇小说需要的素材，於是，他就得创造一个独特的小说形式，将他所选择的素材，用他独创的语言表达出来，巧妙地配合在那个形式之中，就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立体的艺术品了。
这段文字出自聂华苓女士那篇满有深厚创作经验的文章，〈小说的实与虚──以《桑青与桃红》为例〉。整段文字虽没有前言後语，脉络欠清晰，但内容足以令寻求小说创作有更大进步的人，深思不已。如何「创造一个独特的小说形式」？其中又要用「独创的语言表达出来」？最後更要「巧妙地配合在那个形式之中，就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立体的艺术品了」。既然如此，如何去做呢？「费煞思量」可能不足以形容！
小说创作之道真的不可小观。起初对各方面存有疑问，是少不免的，可是，走进小说的创作天地，浩翰辽阔，百家争鸣，要争取一席之地，谈何容易！技巧的学习，是「基本工具」的掌握；何时叙述之外，制造场景，运用对话，需要不断探究；如何处理题材，牵涉甚广，其中更要创造一个独特的小说形式，将所选择的素材，用独创的语言表达出来，巧妙地配合在那个形式之中，才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立体的艺术品。因此，对於锐意创新的小说作者，由疑问到惊叹是势所必然的！
小说？小说！
──零一‧十‧二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讲场，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