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督徒学会的《思》第九十三期的主题是〈性倾向歧视立法〉，其中包括性权会邵国华的〈性倾向歧视立法〉及〈性倾向歧视个案〉，以及胡露茜谈有关同志神学，笔者尝试分别回应两位的文章。
回应邵鼓吹性倾向歧视立法
其中邵批评政府於一九九六年进行的性倾向调查以引导性问题问公众是否「介意与同性恋者握手」、「介意入住同一酒店」等，是给予公众错觉，认为社会大众有权决定是否隔离小众族群，以及小众的权益应由大众来决定。并指出同性恋者也是人，同样享有人权，故应立性倾向歧视法以保障小众免受歧视，这是基於公平原则及基本人权，而歧视及伤害行为侵犯了同性恋者的基本选择自由。
这说法是非常误导性，试问社会哪里有法例限制同性恋者的生活呢？各人都是按自身的意愿去选择他们的生活及交往对象。事实上同性恋者现已与其他人一样享有同等的基本人权（如言论自由、投票权、进出境自由），和政府福利。他们现在争取的性倾向歧视法其实是去限制他人的自由，是超出了基本人权的特别保护。
这法例美其名为立法消除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实质就是立法去惩罚那些所谓「歧视」的人，即不认同同性恋的人士。我们不禁反问为何同性恋者有权按他们的情欲去选择他们爱的对象及生活方式，而其他人却没有权按自己的良心去选择与哪些人同住及往来呢？甚至要以法律去惩罚他们？美国就有一女士因不愿将房间租给一位女同性恋者而遭到罚款，更被逼参加由同性恋者教授的「觉醒课程」。
邵指出并非所有歧视行为都会受法律所惩罚，直至有人因此而受伤害才会受法律惩罚。基本上暴力所引致身体上的伤害已有刑事法去惩罚，那邵所指的歧视和伤害是甚麽呢？邵指是包括心理上及实质上的伤害，他举了一些所谓「歧视」的例子：一、一位女同志喜欢蓄短发及以「男性化」打扮示人，自少不喜欢穿裙，但偏偏银行规定客户服务部的女同事必须穿制服裙；故向平等机会委员会投诉受到歧视。二、一同性恋神学生入读神学院，由於学院宿舍不承认同性恋伴侣的关系，故被迫与爱人分开住。之後於教会实习，被教会发现其同性恋身份而被辞退。（个案三较复杂，在此不作讨论）
在此可见邵所指的「歧视」定义非常阔，而一旦立法，其效果亦非常霸道。而且所谓伤害是指主观心理上伤害（邵并没有解释何为实质上的伤害，可能是指解雇），可见法例将会扼杀对同性恋持不同意见的自由（包括圣经被加拿大视为煽动仇恨的着作），试想像按邵对歧视的定义，今天的政府高官及特首正正是受到最多歧视、最多心灵伤害的一群，若按邵的推理岂非应设立高官及特首歧视法，去惩罚那些不认同高官及特首的人？这对社会言论自由的扼杀将可想而之。该女同性恋者并非被强制进入该银行工作的，为何同性恋者有权选择穿着那些制服，而银行作为一私营机构，却没有权订立其员工的规例，若然有男性坚持要穿裙返工，银行是否也被迫接受呢？神学院作为一训练神职人员的学院，当然有其信仰及价值评断，是否应立法强制神学院的信仰守则呢？
谈到歧视法与价值观的问题，邵指出：「无论你认为这些人多麽不道德，你都不可以解雇她或拒绝提供服务予她，因为她的工作表现与她的道德操守无关。」所以邵容许宗教团体可被豁免（但并非所有同志团体及立法会议员都认为宗教团体可获豁免，因他们认为教会正是歧视同性恋者最严重的地方），但邵却认为教会办学及辖下的社区服务中心以及教会中请会计、行政等工作却不应豁免，因他的工作与道德无关，另外神学院及实习教会若被视为属於职业训练则不应被豁免。
问题是邵认为该工作与道德无关的，宗教团体却认为关系甚大，宗教团体无论办学及社会服务，甚至只是一份会计工作，都不只是单单一份餬口的工作，而是一种基於信仰原则去服事神，服务人群的事奉。老师及社工的工作都涉及其道德价值及德育的元素。然而邵却漠视宗教团体办学、办社会服务的理念，甚至要求立法去强制那些团体接受他们不能接受的价值。
这法例最大问题是，根据外国经验，尽管机构解雇或不聘请同性恋者的原因不是出於性倾向，同性恋者都可指控公司歧视他的性倾向，然後提出法律诉讼，同性恋者可找平机会用公帑去打官司，而机构则要自行付费。据悉美国在九一一事件後，因经济不景，有人怕被裁员而公开声称自己是同性恋者，因同性恋身分难以验证，万一真的被裁，他可以根据性倾向歧视法去控告公司，打官司要花数十万美元，一般公司都不愿意冒这个险。在西方，同性恋者以歧视法告教会及机构的新闻时有所闻。另一方面，很明显若有人怕被裁员而公开声称自己是异性恋者，相信是不会得到这法的保护的，可见此法是特别保护同性恋者。
回应胡支持同志释经
另一篇，胡露茜讨论到同志释经，她质疑传统教会按「字面释经」的方法，认为圣经文字并非关键，而是在於「圣经如何被诠释以及谁有权去诠释的问题」。她指出所有圣经诠释本质上都是一种权力的运作；并指出同志神学家质疑所谓「正统」和「异端」的分别，只是反映教会历史上谁胜谁负的结果。而传统教会释经偏重了男性和异性恋的经验，因此妇女和同志信徒的经验一直被置於教会的边缘，丧失了自己解释圣经的权利。同志释经正正质疑传统教会对「同性恋行为是罪」的理解，同性恋信徒从耶稣基督身上所体会的，绝不是一个道德主义的护航者，而是一个愿意谦卑降世，与妓女和税吏亲近，并谴责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同志基督徒应该勇敢地重新争取自己对圣经和信仰的解释权。
在此先要指出，胡所指的「从同性恋经验去了解圣经的同志神学」并非每一位同性恋者都接受的，笔者认识不少经历着不同程度挣扎的同性恋信徒，但他们并不接受同志神学的，他们正正带着他们的挣扎和经验去读圣经，从圣经体会到耶稣不是废除律法的性解放者，而是愿意赦免他们罪的上帝，甚至施恩帮助他们脱离同性恋情欲的辖制，从新过圣洁生活。因此我认为同性恋者带着自身经验去解圣经（谁有权解经）并非问题，关键在於他们按甚麽准则去解释圣经。
那胡的解经准则在哪？很明显她不是相对主义的，因她批评传统的「字面释经」为错误，那她是基於甚麽标准去批评呢？是基於甚麽标准去认同某些同性恋信徒的同志神学，而忽略另一些寻求改变的同性恋信徒的声音呢？
胡在文中提到随着普遍社会对性的开放，已经有愈来愈多人肯定两性平等和性权选择与实践的多元文化，同性恋、双性恋等都是个人情欲自主的实践。而教会是宣扬基督的公义和合一的，应先放下以异性恋倾向为尊的心态，尝试反省如何接待同性恋信徒，建立平等相互的关系，而不是要君临天下，声称唯有我才拥有真理的狂妄自大。
笔者相信胡正是基於情欲自主及平等的标准去作评断的标准，（胡的平等观只是一种假设价值中立的程序平等〔procedural equality〕，与圣经中兼顾其他价值的平等观不同）即圣经内容只要通不过她所认为的「人权」、情欲自主及程序平等，就是不合时宜的。回应谁人有权释经的问题，笔者认为不是谁的问题，而是对圣经的态度问题。在这自由社会，谁人都有权释经；但解经者是谦虚聆听了解圣经的信息？抑或只是带着既定的议程去「解」圣经？正如不少敌视基督教的人都按自己的本意随意去解经，但却并不一定解得合理。笔者认为文字是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的，正如圣经明明的说：耶稣肉身被钉死，之後复活，人可以认为这是不乎合现代科学而不认同，但若将圣经解释为「耶稣是服毒自杀，并没有复活」，这样的解经则难以说得过。
（作者为明光社义务同工，香港性文化学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