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库 > 昔日讲场

社会的主流意见似乎认为事件有损立法会在公众的形象，无论是泛民主派，还是非泛民主派，都做得不对，各打五十大板，主要理由在於各党各派在事件中的行为都是「不守议会规则」（强行默哀） 或「滥用议会规则」（联手杯葛） 的表现，这违背了立法会尊重法律的精神和形象。这个结论有其道理的地方，但是否符合公义的考虑？是否符合道德伦理的价值观？这是本文想讨论的问题。

就整件事情来看，似乎没有一位议员认为「为赵紫阳病逝默哀」是错误的做法，联手杯葛的议员也多次强调行动与默哀本身无关。正如曾钰成说的「此事纯属会议违规，与政治绝无关系」，而田北俊更表示自由党稍後会为赵紫阳去世感到惋惜和悲痛发表声明 （《都市日报》，一月二十日报道）。这反映出「为赵紫阳病逝默哀」本身不是一件错事（最少联手杯葛的大部份议员没有这方面声明或表态），只是立法会主席不批准默哀而已。换句话说，若立法会主席批准默哀，也没有人认为是错的。所以，「不准默哀」不是由於立法会议员觉得不对，只是立法会主席认为赵紫阳对香港的贡献不及邓小平。这个判断是否合情？是否合理？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这个说法呢？若我们都不能接受，那麽代表我们的立法会议员应该接受呢？

有评论认为问题不在於「主席不批准默哀」，而是主席的裁决应该遵守和受到尊重，这是议会的规则，良心不应超越法律和规则。今天，香港社会不断高举法律是衡量问题的最终标准，让「法律」成为我们的共同信念和中心价值，这样的「法律中心价值观」所产生的道德和文化危机，很容易发展成一种麻木不仁的「理性堕落」，正如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藉宣布「上帝已死」呼喊社会愈来愈趋向唯物主义思维文化所带来的道德困境。究竟法律规条之上，有没有我们更应珍惜的价值？究竟怎样的法治社会才是健康的法治文明？

《香港商报》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试问有贼『劫富济贫』，是否有良心就可以超越法律？」（一月二十一日）笔者想，究竟为甚麽一个不为自己好处，满有侠义心肠的人，甘愿沦为盗贼，劫富济贫，成为政府的敌人呢？一个政府的有效管治会出现义人变贼吗？究竟是贼人「劫富济贫」不道德，还是权贵透过法律和制度「劫贫自肥」不道德？孙中山先生违反大清法例，推翻满清权贵（劫富），救黎民出祸国权贵股掌之中（济贫），他的良心超越了法律，但他做错了吗？中国共产党违反国民政府法例，打退国民政府权贵 （劫富），救饱受欺压的同胞出贪官污吏之手（济贫），他们的良心超越了法律，但他们做错了吗？

同样的逻辑，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德良知，为甚麽昨是而今非？十五年前，赵紫阳违反党的决定（准确点说是违反党领袖们的决定）作出了道德抉择，中国政府认为赵紫阳犯了「严重错误」；今天泛民主派议员违反主席裁决作出「为赵紫阳默哀」的选择，公众认为他们做错了，要打五十大板。历史给我们看到一幕又一幕「良心与法规」的交战，也看到不少人生百态，作为基督徒应如何判断这些事件的是非对错？

法律的意义在於公义的彰显，但法律往往受限於时代文化、制度典章和人为因素，故它不会是公义的唯一诠释和代表。问题是若社会失去对良知的尊重和对「是非善恶」的执着，「法律」很容易被掌权的人利用来对付「付出了道德勇气，坚守着公义良知」的异见者，就如电视剧《楚汉骄雄》所说「公道不在人心，是非在於时势」。

当传媒大众汇聚成的主流民意认为「流会事件」纯属一件议员违规事件，按着「良心不应超越法律」的法理观念，判下「各打五十大板」结论之时，笔者思考的却是「法律又可否超越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