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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起）江大惠（下称「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讲师）、罗民威（下称「时」，《时代论坛》编辑主任，座谈会主持）、陈华恩（下称「陈」，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副总干事）、梁恩荣（下称「梁」，香港教育学院教育管理及专业支援系讲师）、罗瑞兰（下称「罗」，中华圣洁会灵风中学教务及宗教主任） |
在中学学制及课程改革中，通识教育的确为香港教育开拓了一些新的可能。这篇座谈会记录，参与者由自己的家长经验谈起，趁谘询期月中完结前，反思下一代应有怎样的教育。
家长眼中的通识
时：大家作为现任或前任中学生家长，面对教统局的通识教育建议有何反应？
江：我的女儿数年前已中学毕业。看看现在的课程，我会觉得如果她们当年可以修读，也是不错。我对她们在香港所接受的津贴中小学正规教育也颇满意，出问题的是当她们读预料，那时才发觉香港的预料原来这麽窄，只限读三科，用的是大学课本。现在的面对未来时代的一批，将来都不晓得会转多少次行，在哪一行发展；这麽早就修读得这麽专门，我觉得不大适合。对於通识，我倒没有甚麽抗拒。
罗：我两个孩子读书成绩不错。假设他们要经历新课程，对於成绩较好的大儿子，我觉得他会学少了东西；他是个静心的读书人，暑假买回来的中史新课本他可以一天内自行读完，不用待老师教。但对於不太能静心读书的小儿子，通识教育可能比较适合他。
过往学校课程没那麽着重专题研究（Project），大儿子由只要背诵抄书勤力就可以的年代，转到多做专题研究和设计实验的新校，要解决一些开放式问题（Open Questions），没特定路径可寻，他也焦虑过，挫败过。若那时我作为家长支援得不够，他一旦被绊了一下，可能会错认自己读不成书。在通识教育的过渡期，对於某一类勤勤力力的学生，作为教师和家长可能要多加体谅和支持，带他们行一条自己成长时不曾走过的路。
梁：我读中四的女儿正修读综合人文课（Integrated Humanities），印证了我的一些忧虑，相信其与未来的通识教育也有相似之处。我是搞公民教育的，对於要她处理很多开放式问题，我基本上支持。但我发现她只是将一大堆报章上的术语（Jargons）嵌嵌砌砌，术语背後的东西她到底明白多少，我甚有保留。
最近与一些老师讨论关於中国的教材，有老师倾向拿中国现今经济带来贫富悬殊和环境污染，希望学生评论。然而现象背後有很多概念问题，譬如「一小撮先富起来」是否必然成因？如果「先富起来」有其他制衡，是否能避免问题？如果一下子就拿给学生讨论，我担心他们只能说些很表面的，但问深一点也回应不了。我很担心通识教育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同意香港教育出了问题：太着重背诵知识，不重视技能和态度培养。但教改强调共通能力，会否走向另一极端，未来得及将知识整固，就要求他辩论，将知识变成术语来玩？我的女儿不知算是第一组别的头还是尾，也有这样的情况，若要全部学生都走这方向，我会担忧。
陈：你说的问题在香港其实很普遍──知识学习缺乏经验支持，他们很快就跳跃成别人锁定的字眼，却与自己的生活经验无干，例如贫穷。
我倒有点担心新学制下两次考试变成一次，即若有三成评分属校内评核，我担心畸型现象仍避不了：一样有通识教育「天书」和补习班，操练学生的批判思考以应付考试……但你总希望通识教育不是这模样，而可以培养另一些情操。考试和通识教育间如何取得平衡？
江：回应梁恩荣的担心，我觉得若新课程的中英数部分不变，以五分一时间引入新模式，也算是一个好平衡。关於香港的考试文化，我怎也想不出如何逃避。到最後不以考试来评核，大家一样有争议。我觉得一次考试会较好，因为原先两次考试课程根本不同，加上反正可以重考，理应课程应更轻松。
在香港读书不能不正视考试文化，以之为核心。将来考试局出甚麽题目，评分表如何制定，一定影响老师如何教授。
梁：大学对科目的要求一定要改变。在通识教育下，收生时其主修科目必然是弱了──当然若将四年本科教育视作通识教育，到研究院才进深，那倒没问题，但那要文化有所改变。不多记死知识，着重批判思考的能力操练，教统局现在所做的是否真的鼓励批判思考？我很保留。他们处理一些课题时是否够胆批判一些事物？有天参与国民教育工作小组会议，负责检讨《心系家国》宣传片。一位与会的教统局负责公民教育科的高层说：「不知为何人们要将宣传和教育分开。」批判思考在教统局文件中出现不下廿多句，似乎很重要，但跟教统局官员接触，我不觉得他们是认真看待这点。
不过话虽如此，只要教育仍以学校为基，空间就在那里，只看老师是否够胆挑战。
罗：我不知将来校外和校内评核两者的关系如何，但现时中五及中七会考的校内评核部分，其分数会根据整校学生的校外评核成绩来调整，以保公平。有些学校的老师就埋怨机制令原本拿A的学生成绩给其他学生扯了下来。
其效应是就算有三成校内评核，大家仍是很着意校外评核，较紧张的学校仍会催谷公开试成绩，希望不要「累街坊」。校外评核如何做，仍是很重要。现时预科有通识教育，教统局现时似未有新高中通识教育的评分构思，向我们介绍时也借用现时预科通识评分准则（Marking Scheme）；评分方法很概括，只有一小段形容，如果符合的话就评某个等级。其实要培养学生的思考技巧，我们需要很仔细的评分准则，可能批判思考也很多不同层级，各有不同的证据可在学生处找，层级间如何进深。整个通识教育其实很着重技巧，且不单止是批判思考。若要有优质的通识教育课程出现，而公开试又带领课程的发展，那评核方法就很重要，要投放很多资源，也看考评局和教统局能否配合。
关於情操，是很难评核的，就算硬将学生某些表现作为评核标准，也一定会有扭曲。
陈：没法评分的不止是情操。就算有开放讨论，也可以极具批判而政治立场相当保守；整套只是堆砌出来，有很强的辩论技巧就已足够。
江：在中学程度，这已可「收货」。我看过多年来高级程度会考伦理科的评分准则，也见过一些题目容许很大的辩论空间，评分不看立场看论证，也不需细致，学生到哪水平，大概一望可知。或许不同老师评分会有不同结果，但这很难避免。
梁：我就是担心这点。听闻澳洲就有人拿着这点告上法庭。人人评卷不同，犹如改作文，却影响升学，这真是一个困局。
陈：但如江所言，你不将它考试化，没有人会读它，香港的现实就是这样。
江：像我的女儿，她升预科时只许读三科，那时她还未知自己想做甚麽，只是想读理科，於是拣了数学、物理和心理，但在香港没有修读预科生物或化学，根本不知如何投考大学的理科。後来她到外国读大学，那里要投考某科，除非是工程类，他们根本不理会你中学有没有修过相关课程，专修是研究院的事。香港今次改变是否也倾向走这方向？香港继承的英式教育是淘汰制度，预科是全世界最深的，看重精英培育。但对大学来说，每学系有权决定收生标准；通识教育出来以後，大学收生就不能对学科基本知识要求那麽多，学系若觉不妥，就可能要自行开补习班或先修班。有些东西不能并存兼得，有了通识作为必修科，对报考工程的学生就不能要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样样皆精。
梁：所以我对港府的推行时间表很有保留，因为所涉的是整个文化的转变，包括大学人员。中学生如何看？家长如何看？现在的大学生水准已被批评得很厉害。
江：可能理科受影响会较严重，现在商学院文学院等都有收理科生，但理科医科仍看得很紧。因此理学院可能会有很大抗拒，不过一天大学依学生数量一笔过拨款予学系的做法不改，学系也要面对妥协问题，学生转系也会引起很大的斗争。
通识有没有基督教教育的空间？
时：换一个角度讨论，通识教育有没有基督教价值影响的空间？
罗：这要看将来定型後的课程架构和考核方法，以及个别学校的老师在日常教学工作和帮助学生考好试之馀还能否有心有力的放多一点。现时预科的通识教育也有这空间，将来空间相信更大。
陈：我想再後设一点来看，批判思考是否有价值基础（Value-based）？是否要委身於某些价值？你不委身，那只是游戏一场，只须找语言漏洞来驳斥，但这不应该是现在要走的方向，你必定要有一套价值来作为评论。官方说建议没有放进价值取向，其实是有的──包容、建立自我、理性沟通，这些全都是。但我觉得这还不够：我为何要包容？我对身边的人是否要有一种关爱？通识教育要做得好，不单要看批判思考，起码要有一套价值可供讨论：我们的社会是否认可这套价值作为社群之所系？
江：你可以说事情背後有基督教的价值。一如我们谈通识教育（Liberal Studies），有译作博雅教育，看人的成长；有人觉得它是由古希腊思想而来，但现代像纽曼枢机主教（Cardinal Newman，由圣公会转至天主教成为枢机的那位）对大学的理念（甚麽是大学教育？人的培训）等等，是一般人都会接受的。Liberal Studies现在译作通识，陈坤耀将之译作博雅教育，我觉得很好，博雅主要是人的培养。这背後你可以说如纽曼枢机所论是综合了希腊和基督教信仰的价值，例如人的培养、尊重异己、和平交流等等；这些概念和价值背後你可以说是已经有基督教的内容。香港Liberal Studies的原设计者Mr. Rex King，他本身是以传教士身分来港的，当过校长，再入教育司署工作。我看来他已将课程融入一般当代现代社会所接受的基督教价值和理念，但不太明显。
陈：所以通识教育本身包含了数个层次的教育。第一是资料搜集、分析、处理意见与事实；第二是理解；最後是判别在某议题下应采纳甚麽，价值讨论如何。
梁：一论到价值，我就很担心价值灌输（Indoctrination）。提到价值教育，老师的训练是很重要的。你可以有一大箩自己的价值，但你是否要将之强加於学生身上？特别像我们这些有强烈基督教观点的人，就一定要留心。首先是做价值澄清（Value Clarification），让学生有机会搞清楚自己的价值。从自己看老师实习的经验，这部分可以很精彩。就是小学五、六年级，老师问他们若同学作弊会否告知老师，对答也很精彩。但若一开始就将一些价值压过去，大家就会收口。
起码要做到价值澄清，至於基督教价值或任何世界观，我自己的看法是重视学生的自主性：大家可以分享，最後看学生是否接受──当然有些观点是可以驳斥的，例如以杀人为价值，我们要直接驳斥，但基本问题是，若他有言论而没有行为，驳斥又要到甚麽地步？但以现时的师资培训是困难的。
江：学生在教育里其实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课程设计如何，你想怎样灌输价值，你都不会成功，总有学生爆出一些不同的思想。这方面我很欣赏通识教育，若这方面容许一个平台和空间，就算有些学校和老师尝试去灌输价值，其实是不会成功的，总有学生在这思考平台想出不同的想法。这是进步了的。梁：那要看是甚麽年级。在高中会较好。
江：举中国为例。文革算是极端的价值灌输，但文革一代仍有天生的反省能力。
梁：若从後果而言我同意你的分析，成功灌输价值是不容易的。但就算不成功，灌输价值所花的时间就给完全浪费了，而低年级的学生就会讲你爱听的东西（Lip Service）。
江：但我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时候，很多同班同学对圣经老师的说话就是这样的态度。
时：反过来说，通识教育对一些基督教学校来说会是个挑战。
陈：不出奇。甚至未来教会要做青少年工作会有一定难度，因他们学懂如何将你的一套反过来看。不过恩荣也许不是看通识教育没有价值，而是看如何处理价值。我们一直所认识的基督教教育常常觉得传道为不可或缺的制成品，就会出现问题。我想，平等的对话也应该是基督教教育所强调的重要价值：一个受专科教育和价值灌输，没机会在其他科目表达自己想法的人，将他放回通识教育，若我们仍想放基督教价值在其中，其中一个教育就是平等对话。
时：这样一来，家长会否觉得学校教的一套不清晰？
罗：家长都是看考试成绩的。（一笑）
江：这个我们也经验过，譬如圣公会一些学校不讲具体的基督教信息，要求教育办得好，结果一样可以吸引学生变得虔诚。我自己读的学校其实当时信仰上几保守，但最後学生的空间仍然很大。从後果而看，现今时代社会最关心的可能是学校到底办得是否成功，能否培养人才；对於宗教，大家可能觉得是「卖猪肉搭块骨」，大家会接纳。但一些学校可能号称不讲宗教，但其实背後基督教价值就出了来，譬如容许自由发展、尊重不同人的思考、强调服务，这些背後其实已将一些信息、一些基督教价值摆出来。
时：似乎要看基督教价值在通识教育内的体现，就不是看课程内有些甚麽，而是看课程外。
梁：因此教的时候就不是平板地教，而是一种经历，严格来说是一种非正式课程（Informal Curriculum）或气氛（Ethos）。
江：大部分我所接触的校长和办学团体，一般来说是颇胆小的，不太敢过界超越他所以为的教育当局的准则。但有时我跟教育当局中人倾谈，他们会说其实已给了很大的空间，只不过你们不行而已。莫昭如也教了十多年中学啊！一样行，而且很受「行家」欢迎。但学校要能够容纳这样的老师才成。
梁：所以校长和校董会是很重要。很多时老师不敢，是因为觉得校长不会支持。
罗：我想分享我学校的经验。我还没有结论，边教边发现很多困难和需要改善之处。我们低年班有社会公民科，与通识教育类似。另外由低年班到高年班也有宗教科。刚才大家谈价值、传道或价值灌输，在我们的情况，即使在宗教科也尽量跟学生平等，千方百计地令他们感兴趣进入某个生命话题，诱发他们表达自己，不作判断怎样入到圣经标准就为之好。若能诱发学生在生命话题内表达自己，其实老师也在对话中参与；目标是希望学生感觉到老师也只是一部分，当大家肯打开心来对话，就会听他那部分，而老师不是照搬圣经怎麽样，而是他自己作为基督徒的生命经历。老师分享老师的故事，学生分享学生的故事。宗教教育都是这样做。如果配合通识教育也好，初中公民科也好，当中价值来自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基本上以圣经的文明为基础，若我们再用心拣一些价值观来建立某些态度。在宗教堂内也在对话中适时地指出圣经是这样看。这两科之间可以有些化学作用。再加上整个学校的大环境：人际关系如何，师生是高低距离远，还是有时似朋友的动感关系……相信会有些有意义的东西可以做。
梁：推行通识教育是很大的工程，不单是教学方法，而是价值转变，老师由具权威的知识拥有者变为讨论推动者（Facilitator），用自己的生命跟人分享，以前不是如此。
江：问题是有多少老师掌握这方面？以前作为选修课，有把握选修的人不多。现在成为必修课，表面上好处是「夹硬来」，通识教育是好东西，推动大家去做；坏处是全港有众多不同成绩组别的学校，不同的学生反应，老师也有不同的能力与方法，但只得一个模式压下来，怎麽可能？能否按每间中学的情况有自己的空间？
陈：你估计老师要训练多久？
梁：我也不知，因为不是技巧那麽简单？
江：我也不知他们是想训练一批现职老师还是重新训练一批新老师。
梁：或许从国内申请一批来港也说不定。（一笑）
罗：其实他们资源有限，时间又短，受训的老师可能有很大比例不是自愿的。所以〔教统局〕那三十小时训练只是表示他们有做过事。
梁：还有小班教学。一对四十，不是不可以，效果也成问题。李国章已表示可以考虑在通识教育办小班教学。
陈：其实无论如何看待如何教批判思考，也是一个价值问题。不同老师都有一套不同的价值。即使不采取价值灌输一途，基督教也有一套价值可供讨论。但我不知道通识教育的老师培训有否包括这部分。这是值得讨论的。
梁：在师资培训方面，技巧的东西还可以做，但问题在於老师要澄清自己的价值，而似乎不大见人做这一点。有时一些价值是那麽根深蒂固（Embedded），让老师也不会批判自己，那是很苦的事。我不觉有人在做这些工作。
江：那等於有间基督教学校，将圣经科「放埋一边」，你已传了一个信息给学生，表达了甚麽是重要。
陈：在辅导人员的教育，这种自我检视是必然的部分。通识教育，或所有涉强烈价值的教育，其老师是否都有需要经过这过程？
江：现在也有一科必修课题为「自我认识」？（一笑）
时：罗老师，你们学校碰到通识教育这课题时，有没有想过也老师要如何准备？
罗：其实我们不担心，因为初中一直有此方向，预科也有通识，只是中四、五没。有。因此就我们学校来说，要全面推行并不困难。现在这批老师是怎样训练出来的？他们本身有份发展课程，共同合作，不同学科的老师一同坐下来，加入他们的专业知识，边教边检讨边分享边反省，慢慢几年下来就上轨道。
若说训练，乾开办一些课程可能未必最有用。按多年来的经验，每次有创新的课程出来，如何最能训练老师？就是由理念部分开始参与课程设计。这未必是一两个人可以想得完全，要靠大家互动，课程慢慢成形，再在边教边调节，老师间形成友侪培训（Peer Coaching），三、五後就会有一班很成熟的老师。
梁：妳猜有多少间学校可以这样？
罗：应该有的。
江：这也要看大学那边。假定大学宣布以後由学院收生，新生可以修读中学时从没读过的科目，那就大大不同。但对中学来说，开甚麽科是为学生将来入大学而设计的。
梁：其实有多种模式做的。一种是科目主任（Panel）设计好所有内容，交给老师去教。一种是罗老师那种，由理念开始让老师参与互动讨论设计，这就较易形成一种催化老师自我反省价值的过程。我在大埔一间中学跟进其综合人文课程时，除了有两位老师愿意由头到尾参与讨论，其他只是等他们讨论好後就拿来学这版怎样教，那版怎样教……。所以以大学必修〔来实施通识〕可以产生一定动机，但出来的是哪个版本，在价值教育而言差异可以很大。
基督教人文通识是否可行？
陈：我知教统局做好很多实验才交李国章拍板。他们将门槛降得很低，到最後的课程版本只有学生的部分，老师可以拿着给学生的教学材料就可以行入课室教。（江：这样的老师有资格教大学了！〔一笑〕）我没有深究，但我会体谅老师的苦处，动辄要老师花两、三小时来讨论一课，难道他们不用开其他会议？因此他们以给学生的教学材料为关键，先启动课程才算。我想这位置，香港的基督教学校是否有空间可以透过人文和通识教育，重新再讨论基督教办学？我个人立场觉得若只摆重宗教科，基督教信仰会被边缘化，只成一个宗教。可否先从讨论人文通识，再在人文通识平台底下，再讲基督教价值？
江：我会支持这，我不觉得基督教与人文主义之间有何冲突，大家有各自的关心。但一向有些较保守的教会信仰会视人文主义为最大的敌人，因为大家很相似。若从纽曼主教的角度来看待通识教育，是完全没问题的。
罗：若将基督教三字放进讨论之中，可能会生成另一进路的讨论。回想起来，基督徒老师对基督教教育都有不同的理解。简单如宗教科是为了传福音还是为了培养人的宗教意识，好在人生信仰上作决定，对此仍有不少老师认为不用说别的，最重要是传福音，读多点圣经。引进基督教来讨论是值得的，问题是我们会否重点处理其他的问题。
江：功利点来看，若有间学校同时开圣经科和通识教育科，可能学生两方面的成绩都会提高，因为有些内容可以两边使用，变相多了时间教授，产生协同效应。
梁：我们看通识教育作为课程，会着重老师如何教。但其实不单看课室，还要看整间学校的气氛。否则上课就谈对话，下课就雷厉风行，那是很差的例子。至於辅导会训练人的价值，是有需要帮老师澄清自己的价值，可能他随时也不自知。即若有学生发言，你回应还是不回应，也是一种价值表态。
陈：若你再了一个平台，让学生甚麽也讨论；或是让他们拣一个课题来做专题研究，他们最後也会问你怎样看。特别保守的一类基督教，我怀疑这科会不易处理。老师不反省，会束手无策。
罗：我也会担心学生可能觉得老师很假。又说公开讨论多於重思考，但又要某类道理才可以取高分，甚至公开考试也有範文，或是出了课室就成了另一世界……。
江：要解决这一点，唯有早点认识世界的真相。
梁：我想到自己跟进的一位实习老师，他的实习报告是我完全不同意的，但我只问他为何如此看，跟据哪套学派。这回到刚才所讲，离开自己的政治和信仰立场来看其逻辑思维，但要做到这点需要时间。
罗：曾经改过一份功课，那学生一边写一边批评自己对某课题的处理。我给他A，因为他有一定道理。但之後我没有放过机会，不断跟他讨论，提供新资料。来来往往，讨论就进深了。
对於在中学实行通识教育，纵使面前有很多困难，我仍会肯定其价值。只要有足够资源和空间让教师转型成长，我有信心有更多香港教师能教好这科。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可以做甚麽：一、在谘询期间给未来课程制造正面影响；二、循教统局所设的框架上为课程发展作出贡献；三、在教统局的课程框架内加入我们理想中的基督教教育元素。
梁：其实不少在通识教育课内有价值的内容，只要所谓传统科稍作转变，均可以在传统科目中教授。但教统局的框架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它倾将通识教育非政治化，有需要修订。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太密太急的改动是可以很具破坏力的。
（座谈会於○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会议室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