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五月某日，清晨六时便到了城郊的北京师範大学，学生从这里要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校园内有人在树下打乒乓球，有人提着水壶牙擦毛巾洗面盘，有人收拾行装准备上路。游行队伍零零散散但浩浩荡荡的出发了。王丹在前面，吾尔开希打着旗帜被簇拥的神气的在後面向前迈步，队伍在通往北京城的大街上合拢，莘莘学子额前系着的红头巾还写着「碧血丹心」、「民不畏死」，虽然热血但似乎未到最後关头要说却说了的誓师之辞。
当我不知不觉忽前忽後的在队伍中穿梭采访时，抬头已是建国饭店，脚已走过立交桥，长安大街虽长，毕竟还是到步了，足足走了八小时。
在路上遇见两个同骑一辆自行车游行的年青学生，脸上满有青春应有的笑容和祈盼，向前走着，这个只有几秒钟的场景，我还清晰记着，比起「六四」清晨军队进城伏在长安街上避危的一个小时还历历在目。
一年过去，王丹入狱，吾尔开希去国，我守着去年的诺言，去看军事博物馆外萍水相逢的一班南开大学的学生，可是不得相见。无名无姓，是生是死，无迹可寻。
六四两周年，终於有机会参与采访香港的纪念活动，游行人数没有一百万，但激动无减。之後每年都去采访这个「不想回忆，未敢忘记」的纪念活动，每年都去。
临近九周年，王丹被送了去美国，我也去了美国采访他，只是服务的报刊转了，采访地点由北大宿舍幽暗书桌旁转到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办公室，目下的王丹除了卸下外框眼镜以外，热血热诚丹心单纯如故，他依然优秀。
一瞬九年，如今王丹被保外，中国正就医，全世界的眼睛都放在廿一世纪的中国，外国政客官僚惊畏於她的重新站起来，商贾买办寄望中国人人每天喝一罐可乐用一包纸巾灑一滴西洋花露水。
六四九周年，有人说，中国进步了不少，经济和民生改善了不少；也有人说，事过境未迁，官去人情在；有人问，三通五通很好，只是党禁报禁几时开？还有人痴心说梦话开始倒数「平反六四」年月。
祈祷中国苏而且醒，不要整天懒床，是每个中国人的愿望。
回看学运，再看王丹，也看看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在学习，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见证上帝。作为一个基督徒记者，我在努力的提醒自己，要冷静而不冷酷，要热心而不偏心，要爱人还要爱己的去见证这个世界。
（第五六一期，一九九八年五月卅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