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西方有一些研究声称成长於同性恋家庭中的儿童，表现与传统家庭的无异。其中Silverstein and Auerbach（1999）指出，看不见两种家庭对儿女的成长有何分别；一位活跃於女同志运动的心理学者C.J. Patterson（1995）亦表示，没有证据支持同性恋者不适合作父母。不过她承认有关的研究仍非常之少，而且研究的方法论及抽取样本的方法，亦受到学界多方的质疑。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其有效性。
一、抽取样本太少：由於同志抚养仍属极少数，有关研究根本难於得到可接受的样本数目，不少学者都指出其样本数目太少，根本难以作出统计上的分析，及数据上的解释及结论。
二、抽样程序并非随机（Lack of Random Sampling）：研究做到抽取样本够多及随机抽样，研究结果才有广泛的代表性。只是同志抚养的研究都是主动到同志团体作抽样，而且预先声明调查的目的，L. Lott-Whitehead and C. T. Tully（1993）於女同志母亲的研究中也承认，在研究方法及抽样本身出现不少的缺点。
三、参与者没有匿名：这尤其影响同志抚养研究的真实度，M. B. Harris and P. H. Turner（1985）指出大部份参与的同志父母都活跃於同志活动，他们极关注同志抚养的问题。其後Harris and Turner所做的匿名调查，参与者则较愿意报告一些同志抚养的困难及问题。
四、参与者自我报告的偏误（self-presentation bias）：研究的内容都是由同志家长自己报告提供的，在缺乏随机抽样及匿名的条件下，参与者可能存在很多主观的偏向，提供一幅符合本身态度及意见的图画，以及避开一些不符合参与者利益的资料。P. Belcastro et al.（1993）更指出这些研究都缺乏外在的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即缺乏其他外在的证据作支持或检查，单凭那些高度支持同志抚养的家长所提供的资料，实难以考究其真实性。N. Gartrell et al.（1996）发现十九个同志抚养的研究中有十八个都出现「参与者自己表达偏误」的问题。Harris and Turner亦指出，同性恋者极之踊跃地主动愿意成为参与者，他们可能特别对这些课题有兴趣，甚至於受访中特别偏向於他们与小孩正面的关系，因为他们觉得研究的结果将会影响他们日後对儿童的监护。
过往已有不少研究显示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是与抚养儿童的客观条件相违的，最明显的是同性恋的关系非常不稳定，基本上不能提供安稳的成长环境。例如不少调查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出同性恋者普遍较为滥交，特别是男同性恋者。有些人认为给予他们婚姻的制度有助他们建立忠诚的关系，但在David McWhirter和Andrew Mattison以非随机抽样调查了一百五十六对「委身」的男同性恋伴侣，发现当中没有一对拥有排他性的性关系多过五年。他们解释一般男同性恋伴侣都只是强调情感上的忠贞，而非身体上的。再加上多个研究指出不少同性恋者（尤其女同性恋者）有长期的抑郁及悲伤情绪，很多还有滥用药物、酒精等情况，以及较高的自杀倾向。甚至有小量报告指出同性恋关系中比传统家庭存在较高比率的暴力问题。同志社群中透过性接触传染性病的比率亦明显偏高。
笔者陈述这种种问题并非要煽动仇恨，只想指出种种证据都反映同志伴侣并不适合抚养或领养儿童，若社会只为政治正确而於领养政策上允许同志领养，只是将儿童的成长拿来作赌注。领养制度首要是为儿童寻找合适的家长，而非为家长寻找他想要的儿童，更非为肯定同志的社会地位，将本身没有选择权利的儿童卷入仍极具争议的生活模式，对他们并不公平。
其实，选择同性恋，已是选择了一种不会有下一代的生活模式，若反过来又认为养儿育女是他们的「权利」，实在有点矛盾。
（同志关顾的法、理、情系列之四，系列完。由香港性文化学会供稿。）
(第八五二期，二ＯＯ三年十二月廿八日)
洪子云
明光社项目主任（研究） 香港性文化学会执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