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之後，很多弟兄姊妹会问：牧师，信徒应否去游行呢？即时的答案是，如果没有感动，不要去。如果有，把感动交托於主，求神赐平安，然後开开心心的去。
其实，基督徒与政治，是虽舍又难分的。个人认为，教会中要能接受不同的政见，所以最好不要迫使教会只得一个政见或一个政党的立场。但是，民主理念本身是建基於基督教的人权、自由和平等的三大支柱上。如果普遍人民知识水平足够，作为信徒，我们还是应该希望政权是由人民直接投票挑选出来的。
现在让我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回答有关七一游行的疑惑。也欢迎弟兄姊妹提供意见。
从圣经神学角度看
新约圣经中论及顺服掌权者的经文有数处，除了在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彼得前书有类似但较短的经文外，罗马书十三章1至7节是较详尽的谈论。这段经文，是保罗教导信徒信主後应如何守本份的其中一段。当时的犹太人中，有用暴力和革命方式对抗罗马政权的激进分子。因此保罗一方面希望以前是激进的，今後要奉公守法；至於没有那麽激进的，也继续交税，不要因为受统治而故意行恶及违法，并接受罗马政权的保护。因此，经文中顺服有权柄的和抗拒掌权的两个对比用词，意思主要是第3至7节论及的遵守国家的赏善罚恶法例和按法缴税。有不少解经家，如William Barclay 及C.K. Barrett，更相信保罗的写作动机之一，是认定主既要快来，现行制度下又可传福音，所以当奉公守法，诚实缴税，免生事端。故此，顺服掌权者在这里是指奉公守法，但不等於奉承或接受当权者的一切无理要求。
身为香港的基督徒，我们都纳当缴的税，在日常生活中也积德行善，又奉公守法，是顺服的表现。上街游行，要求当权者暂缓通过收窄自由的法例，加快民主进程，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是平和合法地要求政府考虑民意，而绝非抗拒（罗马书中抗拒的原文意思是违法）掌权者。
从历史进程角度看
教会历史中，罗马天主教在中世纪时因专权而至腐败贪财，引致欧洲多国人民和教士产生反感。最终在马丁路德等人带领下，更正派（即现在的基督教）信徒与罗马教廷决裂。马丁路德对圣经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他坚持因信称义的道理，及反对当时一些没有圣经根据的天主教传统。他因此被主教和教廷多番审讯，逼使他公开收回自己的立论，承认错误。如果当年马丁路得盲目地遵守圣经字句，顺服变了奉承，而将原本要坚持的立场软化，那麽宗教改革便会更迟来临。历史告诉我们，改教事件发生後，罗马天主教和教士们也锐意改革；另一方面，更正教也努力把圣经翻译为普遍人民日常用的言语，把基督教真理直接传播到人的心里。
美国十九世纪中期林肯总统主导的解放黑奴运动，和一九六○年代由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带领的民权运动，为人类历史带来了更多平等和公义的信息。这些运动的特色，是不畏强权，伸张正义，并促使世人反省自由和平等的意义，应当比金钱利益更重要。
国父孙中山，是虔诚信徒，他的生平不用我多说，大家是知道的。如果当年他继续愚忠於清政府，新中国便会更迟来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後，列强在巴黎和会偏帮日本，强占中国山东的领土，引致全国学生上街抗争，最终成功逼使政府更换官员，及拒绝接受不合理的条文，挽回了国人的尊严。因此，从历史进程角度看，我们效法圣经中的先知角色，为人类和社会争取平等及公义，要求改变和改革，也是合乎基督徒信念的。
从香港市民身份看
董建华先生，是城市的最高领导人。基督徒作为市民，对他应有崇高的期望。以教会为例，在任何一个教会中，肢体选出的执事，如果不开会，不给任何意见，不承担任何的教会事工，还应该让他或她继续出任执事吗？一个会友投票通过聘请的牧者，如果未能在真道上教导信众，不愿意关怀探望群羊，没有好的灵性和生活见证，又不能得到普遍肢体的爱戴，还应该让他或她作牧者吗？又以家庭为例，如果作丈夫的，不愿意用时间去爱护妻子和子女；作妻子的，不愿意去爱护和尊敬丈夫，又不愿花时间去维系家庭，我们会接受这样的家庭生活吗？奇怪的是，历史中好些基督徒绝不能容忍教会和家庭中有此等不称职的现象而力求改变；另一方面，却对懦弱和专制的政权百般忍耐。从神的角度看，这究竟是祸是福？
香港的特首，主要职责是率领各公务员队伍，贯彻一国两制，忠诚为香港人服务（公务员中很多人是尽心尽力去做的）。但从昨天的游行和近月的民调显示，大部份市民认为董先生急於立国安法却有意推迟普选，为民主开倒车；又没有能力解决香港市民最迫切的困难；又没有勇气面对行政措施上的种种错失。大家又回想起，董先生连任时，数够提名票便把选举叫停，连小圈子式的不记名投票，也没有勇气（可能是害怕面对失败）去接受。这样的特首，算称职吗？作为市民，我们对领导人有较高的政治道德情操要求，也是合理的事（所有开明的社会都有此诉求，难道我们因为是中国人，数千年来习惯了愚忠和逆来顺受，就不可以吗？）。因此，我们关心香港的未来，我们盼望能五十年不变，我们和平地要求董先生自愿下台，就现今法例而言，也是合法和合理的。（日後则未可知）
从亲身经历看
七一当天，我和数以万计在下午二时半後才到达铜锣湾的人，都不能进入维园。但大家都很有秩序地等候两至三小时，没有动乱。警方和主办单位虽然到了六时仍没有任何措施帮助等候的十万人群（其实一个简单的大声公或一张简单的大白纸就可以），这是比较遗憾；但令我真正感动的，是大家都清楚集会目的为何，大家都能保持克制。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很奇妙的，蒙神保守的属灵经验！七一所表达的，是公民力量！个人认为，基督徒的参与，是合乎情，发乎义的！这次行动，不但没有令教会的名蒙羞，更能使神的荣耀和公义得到表扬。
总结
有少数信徒担心游行中有不同的意愿表达，害怕给人利用。这是当权者和某些报章，利用我们怕事的心态所说的；目的很简单，是希望少些人上街，政府少些尴尬。但是，基督徒参与游行，既是完全合法，我们又清楚要争取的并非取消廿三条，而是要求政府用更多对话，更温和的态度，和选择更合适时机（例如已为普选定下时间表）去立法。如此，我们便无愧於心。如多多顾虑，便是因噎废食了。按现存的法例，七一游行，是表达我们的理想与情操的机会。（一位身在在广州的弟兄说，当日下午每逢香港的电视台转播游行情况，他的电视便雪花一遍。这就是没有新闻自由的光景。）所以日後如果有同样机会去游行，我们是否应该珍惜这份自由，积极参与？
主内
陈永辉牧师
二○○三年七月二日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讲场，二○○三年七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