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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代论坛

沈：沈祖尧

沈祖尧的桌面，仍放有早前因为担心感染而拍下的X光片，上面的日期写着：三月十八日。

时：你现在的心情和压力会否比开初的时候放松了？

沈：现在所担心的跟从前的不同。初时担心同事和医务人员能否医好，现在有一批病人已在医院住上了五星期什至更久，试过多种方法也似乎无效，只有继续试药，因此压力仍在，但与过往的不大相同。

时：听说你们每天都有一个祈祷会，这段日子的祈祷内容会否和以前的不同？

沈：现在已不单为这间医院的病人祈祷，还有为其他医院，为香港，为中国。问题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单单是疾病的问题，而是涉及国家、社会、民生等其他事：有时担心香港的病会否爆发出去，有时担心香港政府部门的运作，担心满街的谣言，为两间大学的合作，各方面都有。现在则有点担心报章开始出现一些要归咎责任的言论，政府又可能在找人归咎责任，矛头有指向医管局，有指向中文大学，有指向威尔斯医院。我希望上帝给我们公平，事实上我们已做尽了我们可以做的；每天传媒的质询，我们应怎面对？

我自己看来，觉得这病并非偶然，而是上帝容许这事发生，容许此事愈搞愈大，虽然我们不很明白，亦看到有人逝世，有人家庭破碎，当中有很多令人伤感的故事。我们有时也会为这些家庭祈祷，我们不知此事对他们的意义在哪里，但肯定不是偶然的事。

软弱的时刻

时：你希望上帝令香港社会反省到些什么？

沈：我觉得香港人以前可能很注重物质，看重经济发展多于人的价值，像人生观这些东西，很多人都已不再想。但现在突然给我们看到，所有东西都可以在一夜间、在一个月间就失去。希望这可以唤醒香港人对心灵有不同的看法。

我自己作为一名医生，一名大学教授，老实说我以前也对事业、对自己部门的工作等都看得很重，什至比家庭、信仰、与神关系等都重。这事也让我反省很多，想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时：具体而言，过去你如何将事业看得比其他事情都重？

沈：时间是其一。另外你关心的是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国际声誉如何，什至你看病人时，也会想到底这病人有何研究价值，会不会令我出名。但今次很多染病的同事也有其信仰，会反省过去将很多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是可以一夜间没有了。

时：在这个多月来，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东西也可能一夜间失去了？

沈：我其实也有几次以为自己已感染了这病。譬如有一段时间我咳嗽得很厉害，那时我们还不太清楚可以如何预防。有一次眼见一同治理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同事工作辛苦了，相约一同晚膳，岂料坐我身旁的同事，翌日就发烧，证实是SARS病人，心里一寒：可能在未来七天内也会发病。那时给自己照X光，给自己抽血，有几个时刻都觉得自己可能有一天是……。其实由起初到现在我也准备有一天会卧在病床上。

面对死亡的理性与感性

时：对不少人而言，医学讲理性，信仰讲感性；医学讲有限的知识，信仰讲无限的上帝。你作为信徒，两者如何合得来？

沈：要协调其实不是这么难。很有趣，当你知得愈多，就会发觉不知的更多。在医学更是如此。我不觉得医生或者搞学问的人会更难得知上帝的存在。至于理性和感性，若单从学术角度而言，每一样都是很理性的，但正正如此，今次这病给我们的反省，是我们不是医病，而是医人。过去我们会说笑，在病房的那位盲肠有问题，他在我们的概念里就不是人，只是一条肠。但这次有很多故事，见到很多人很多家庭的反应，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在诊治的是人，面对的是一个家庭。

时：有没有哪个故事的印象最深？

沈：其实有好几个。譬如我自己的同事有些很年轻，只二十多三十岁，看着他们一星期内由很健康变得很差很差，太太天天在病房门口哭，不敢进去，又知道他们育有一名很幼小的婴儿。后来我带她进去，俩口子抱头痛哭，那时我跟自己说：真的不可以让他死，否则那家庭怎么办？另外有一次当我巡房时，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病人捉着我肩膀，跪在我面前，哭诉双亲都进了来，早上父亲已去世，母亲在深切治疗部，他很不想一天之内父母都失去，希望我看看他母亲。当我看见他的母亲，情况的确很差，结果都在同一天内去逝。但这青年人很坚强，自己痊愈了，也很孝顺。这些故事真的很多。

时：其实你以前也接触很多死亡的情境，以前的感觉是否一样。

沈：没那么多，那么深刻。以前巡房是流水作业似的，很少能问及家人，更很少是整家一同病了，有几个还会不治，因此冲击没有那么大。
时：刚才提及从前「会否令自己出名」的想法，在面对这次疫症时有没有想过？

沈：今次完全不是这样，起码在起初时完全没有预料到外界对此事的反应会这么大。早前港台《铿锵集》说要来拍摄，我们便让他们拍，完全没有准备，有问直答。其实我是很overwhelmed by公众的支持，猜不到是这么强烈，我宁愿他们全部痊愈，那比几个人出名好；但体验到的是原来若我们做好我们的工作（do the job right），巿民是会很欣赏的，对他们的冲击可以很大，那是起初完全估计不到的。

时：你觉得自己是否do the thing (job) right？

沈：我只可以说我每天会做我可做的事（do the thing we can），每天都尽力在想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我现在比较敏感于人的需要，譬如有些不是我的病人要我去看看，他远在屯门，驱车四十五分钟才到，我也会去。有医生传呼我去看，我会去。有家人要我去看，我也会去。这是我以前很少做的。

「别理他们，先医好病人。」

时：这次疫症，两间大学都各自努力，外间亦觉得他们在彼此竞争，但我什少见到你回应此事。信仰在这方面有没有给你一些启迪帮助。

沈：我自己是香港大学毕业的，在中文大学工作。我的看法是大学有竞争才有进步，但竞争若去到一不健康的阶段──你应将你好的东西摆出来，而不是说人家差劲。所以我不想直接牵涉其中。但其实这次事件中令我最欣慰的是港大的袁国勇教授是一位好的基督徒。我跟他相识十多年，他高我两班，我们是由一个医学院同事的查经班开始认识。那查经班早已没有了，只不过过了很多年，就算我们没有一起查经，但也觉得他是我的弟兄，我也不会对他有什么猜疑。

今次大家身处不同的大学，任职不同的岗位──他较多在实验室，我较多在病房。虽然两间大学在竞争，但很感谢神，我和袁国勇都很信任对方，起码双方也不会相争相踩。事实上我们是合作医病的，很多时他会跟我讲：不如我们别理会那些事情，先医好病人。这关系在整件事之中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合作才可以应付得到这病。如果只是实验室里的证据而没有临床的工作，是搞不成的，反之亦然。但若左手不信右手，右手不信左手，就没法合作。

（编按：截稿前，沈祖尧和袁国勇被对方院校委任为医学院名誉教授。）

我的位份，他的计划

时：这段日子有没有一些经文或文章内容在重要时刻在心里浮现？

沈：这段日子有很多信徒朋友给我电邮，中间也有圣经金句，其中很印象深的是有人引用了以斯帖记（四：13），说"you are prepared for this time"。十一年前在加拿大取得博士学位后，曾为应否回港挣扎了好一段时日，其他国家亦有职位提供。认识我的朋友就会对我说，幸好我当时返港，也看到神的安排。我也觉得这段圣经提醒我这些事情不是偶然间随机发生的。我希望可以成为他的一个工具，在这大时代里完成他想达成的。

时：突然间人生好像有了一份历史感般。

沈：希望这是一篇好的历史，不是差的历史。对不同的人来说，这病带来的是不同的信息；对病人、对死者家属、对医护人员、对不曾受感染的，人人的故事都不一样。我相信对整体来说神要我们学的是：历史是在他手里。这不是人的智慧、科学、医学，什至政府的管治可以控制得到的。基本上我们只可以等那病自行消失。

时：会否觉得自己很渺小？

沈：会呀。每次当有电邮问我怎样看，我当会回覆，在这灾难上我们只能等候上帝的怜悯。

时：医生是受训在可能範围内医治人，却又要常常等候上帝的怜悯；会否萌生无能感，或者面对上帝却无言？

沈：不是这样。我想我们是在参与他的计划，我们的角色是医一些人，但我知道，不论是医得好还是医不好，我只可尽力，我没法改变他的计划，但我也要做我的本份，运用我的学识。若我做逃兵，就会好像旧约先知约拿般，I don't want to be part of His plan，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Well, I am honour to be part of His plan.

(第八二Ｏ期，二ＯＯ三年五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