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稿之时，香港的非典型肺炎感染数字增幅暂见渐缓，但疫情的扩散幅度仍令人忧虑，学者亦指传染途径及病癥亦开始有所改变。虽说非典型肺炎的死亡率只有百分之四，远低於一般肺炎超逾百分之十的死亡率，然而非典型肺炎传染力极强，香港的医疗系统能否承受大量的非典型肺炎病人，其他「非紧急」的病人病情会否备受拖累，实在令人忧虑。
非典型肺炎对香港经济和社会气氛的影响，已是众所周知。不过港人的政治心理，其实亦因为这场疫症而发生比较深层的改变。
首先，撇除疫症初期大家对此病一无所知的一段时间，不少港人都了解此病并非绝症，愿意戴口罩，注重个人卫生，接受隔离不做「逃兵」，为己为人。而由始至终，港人对前线医护人员的支持和关心，以至後来对香港医疗制度压力的关注，都没有退减过，捐口罩、捐水果，甚至有制衣厂愿意主动研究如何自行生产保护衣物供医护人员使用，人人愿意多走一步。公德心的建立，背後是一份「维护家园，同舟共济」的自觉。
另一方面，疫症无疆界，但一国两制下国内和香港对同一事件的处理手法相当不同。香港的疫症爆发不久，香港的自由传媒空间就取得整个防疫工作的主动权，电台的峰烟节目俨然成为香港的最高领导层。港府反应迟缓固然是主因（不知是因为领导人优柔寡断，抑或为免得罪国内单位了），另一方面由於病症太新，政府所掌资讯确实不一定比外间多。国内当局呢，就索性封锁资讯，并埋怨香港传媒夸张失实，港人将病带回国内；不过到最後，国内亦不得不公布当地最新疫情。中港关系，如履薄冰，港人冷暖自知。
这些因素，对於将来香港的社会发展、民主化进程，以至《基本法》第廿三条的立法问题等，会有何影响，值得留意。
(第八一六期，二ＯＯ三年四月廿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