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灾难事件都造成个人以至公众持久的哀伤。但凡重大灾难事故发生后，一般人都不愿重提。缅怀灾难受害者固然令人痛苦，但纵观历史，往往铭记受难者才是治愈创伤的重要途径。
二战时期的纳粹大屠杀，受害人数达1,100万人。每年1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会缅怀大屠杀的受害者，并重申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打击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和其他可能导致针对特定群体的暴力行为。
中国为铭记日军侵华史实，1985年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死难者并铭记及维护历史正义、珍爱和平；并于每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悼念在大屠杀中遇难的30万同胞，以及所有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杀戮的同胞，进行公祭仪式致哀。
2001年美国发生九一一袭击事件，罹难者共2,977名。2014年，在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双塔遗址建造的九一一国家纪念博物馆对外开放，纪念水池的青铜护墙上刻上所有罹难者的名字，也同时缅怀幸存者，纪念救援和复原工作的完成。在每年的纪念仪式中，罹难者家属会大声朗读遇难者的姓名。
世界各地都会为特大灾难事件举行正式的纪念日活动，通常包括专题论坛，以及宣读受害者姓名和讲述受害者故事。而后者至关重要，因为铭记悲剧的受害者是促进疗愈的最佳途径之一，而这些纪念活动也能激励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以下简述纪念活动至关重要的4个原因：
1. 说故事的机会
每个人对哀伤都会有独特的经验。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疗愈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能否有机会讲述自己「失去」的故事。人对灾难和痛苦往往难以理解及释怀，若悲伤能获倾听和认可，这份受苦的经验就开始变得有意义；反之，压抑表达的氛围可能会触发二次创伤。讲述故事能释放情感，也意味着被哀伤笼罩的人毋须再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能正视需要经历的情绪，并与其他人建立联系，从而走向复元。
2. 建立公众连系
失去至亲的人，大多希望努力记住逝者的一切而产生一些生活上的具体纪念行动，例如在餐桌上多放一双碗筷，或者选择一个有意思的纹身。研究指出这些行为可以是健康的，能够让难属建立「持续联系」（continuing bonds），而公开的纪念活动则有助于维系这些情感结连。公众可借由纪念日、纪念碑、展览、书刊电影等方式，让社区有机会缅怀灾难的受害者，因加深与其他同感哀伤的人之间的连系而获得慰借。
3. 历史文献档案
述说故事是有力的工具，帮助社会了解灾难始末，以及如何带来的重大伤亡及沉痛损失。这不单对受伤害的人很重要，对保存这些故事用以教育后代也非常重要。说故事比单列举数字更有影响力。以参观美国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为例，每位访客会获得一张卡片，上面记录了一位真实的大屠杀受难者或幸存者的故事。访客进馆后会看到大量罹难者和幸存者的肖像。名字、生平细节和照片，活现出这场惨剧带来的破坏，教人动容。
4. 触发改变行动
当纪念活动公开进行时，会触发民众对其他惨剧的意觉，有助人们提高促进复元的意识，也为防止惨剧重演的行动打开了大门。美国非裔律师布莱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在一次德国之行，看到德国人民多番承诺绝不让类似大屠杀的悲剧再次发生，促使他于1989年创立了非谋利组织「平等正义倡议」（Equal Justice Initiative），成功使美国最高法院改变政策，停止对18岁以下的罪犯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
笔者曾到访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中心最大的公园——丽池公园，竟发现内有一个名为Bosque del Recuerdo（纪念树林）的优美地点，悼念发生于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车站大爆炸中191位罹难者，及其后1位殉职特种部队成员。纪念树林座落于小山丘上，就近当年悲剧的发生地点之一的马德里阿托查车站。树林占地118公顷，栽种了192棵橄榄树及柏树，代表着每一位罹难者，并以代表着生命的人工水道环绕。漫步其中，其静谧的氛围教人沉思与悼念，提醒着游人珍惜和平。
基督徒会纪念遭遇患难的人，参与纪念活动。圣经教导「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林后一4）「要记念受监禁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监禁；要记念受虐待的人，好像你们也亲身受虐待一样。」（来十三3）基督信仰强调爱心、代祷与守望，这不仅是对受苦者的支持，也是在艰难中见证上帝仍然掌权。宏福苑火灾是香港近百年来最严重大火之一，7幢大厦被焚毁，168人死亡，逾千住户无家可归。笔者认为政府在解决灾民长远安置的同时，应积极考虑在原址设立宏福纪念公园，以纪念馆、植树及纪念碑等，纪念罹难者及表扬曾参与救灾与善后工作的前线人员及市民。另外可设立香港建筑博物馆，展示香港丰富的建筑历史、技术及文化，住屋发展及建造业安全知识等，让市民、学生以至游客不单能铭记历史教训，借缅怀得慰借、更借公众教育而得启发，兼收绿化休憩功能。不迴避创伤经历，还原真相及责任，真正的疗愈才能开始，而这就让香港从这灾难事件走出阴霾，得以转化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