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災難事件都造成個人以至公眾持久的哀傷。但凡重大災難事故發生後，一般人都不願重提。緬懷災難受害者固然令人痛苦，但縱觀歷史，往往銘記受難者才是治癒創傷的重要途徑。
二戰時期的納粹大屠殺，受害人數達1,100萬人。每年1月2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都會緬懷大屠殺的受害者，並重申將堅定不移地致力於打擊反猶主義、種族主義和其他可能導致針對特定群體的暴力行為。
中國為銘記日軍侵華史實，1985年建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悼念死難者並銘記及維護歷史正義、珍愛和平；並於每年12月13日國家公祭日，悼念在大屠殺中遇難的30萬同胞，以及所有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被殺戮的同胞，進行公祭儀式致哀。
2001年美國發生九一一襲擊事件，罹難者共2,977名。2014年，在紐約市世界貿易中心雙塔遺址建造的九一一國家紀念博物館對外開放，紀念水池的青銅護牆上刻上所有罹難者的名字，也同時緬懷倖存者，紀念救援和復原工作的完成。在每年的紀念儀式中，罹難者家屬會大聲朗讀遇難者的姓名。
世界各地都會為特大災難事件舉行正式的紀念日活動，通常包括專題論壇，以及宣讀受害者姓名和講述受害者故事。而後者至關重要，因為銘記悲劇的受害者是促進療癒的最佳途徑之一，而這些紀念活動也能激勵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以下簡述紀念活動至關重要的4個原因：
1. 說故事的機會
每個人對哀傷都會有獨特的經驗。然而對大多數人來說，療癒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於能否有機會講述自己「失去」的故事。人對災難和痛苦往往難以理解及釋懷，若悲傷能獲傾聽和認可，這份受苦的經驗就開始變得有意義；反之，壓抑表達的氛圍可能會觸發二次創傷。講述故事能釋放情感，也意味著被哀傷籠罩的人毋須再隱藏自己的真實感受，能正視需要經歷的情緒，並與其他人建立聯繫，從而走向復元。
2. 建立公眾連繫
失去至親的人，大多希望努力記住逝者的一切而產生一些生活上的具體紀念行動，例如在餐桌上多放一雙碗筷，或者選擇一個有意思的紋身。研究指出這些行為可以是健康的，能夠讓難屬建立「持續聯繫」（continuing bonds），而公開的紀念活動則有助於維繫這些情感結連。公眾可藉由紀念日、紀念碑、展覽、書刊電影等方式，讓社區有機會緬懷災難的受害者，因加深與其他同感哀傷的人之間的連繫而獲得慰藉。
3. 歷史文獻檔案
述說故事是有力的工具，幫助社會了解災難始末，以及如何帶來的重大傷亡及沉痛損失。這不單對受傷害的人很重要，對保存這些故事用以教育後代也非常重要。說故事比單列舉數字更有影響力。以參觀美國猶太人大屠殺博物館為例，每位訪客會獲得一張卡片，上面記錄了一位真實的大屠殺受難者或倖存者的故事。訪客進館後會看到大量罹難者和倖存者的肖像。名字、生平細節和照片，活現出這場慘劇帶來的破壞，教人動容。
4. 觸發改變行動
當紀念活動公開進行時，會觸發民眾對其他慘劇的意覺，有助人們提高促進復元的意識，也為防止慘劇重演的行動打開了大門。美國非裔律師布萊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在一次德國之行，看到德國人民多番承諾絕不讓類似大屠殺的悲劇再次發生，促使他於1989年創立了非謀利組織「平等正義倡議」（Equal Justice Initiative），成功使美國最高法院改變政策，停止對18歲以下的罪犯判處死刑或終身監禁。
筆者曾到訪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市中心最大的公園——麗池公園，竟發現內有一個名為Bosque del Recuerdo（紀念樹林）的優美地點，悼念發生於2004年3月11日馬德里車站大爆炸中191位罹難者，及其後1位殉職特種部隊成員。紀念樹林座落於小山丘上，就近當年悲劇的發生地點之一的馬德里阿托查車站。樹林佔地118公頃，栽種了192棵橄欖樹及柏樹，代表著每一位罹難者，並以代表著生命的人工水道環繞。漫步其中，其靜謐的氛圍教人沉思與悼念，提醒著遊人珍惜和平。
基督徒會紀念遭遇患難的人，參與紀念活動。聖經教導「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安慰我們，使我們能用上帝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樣患難的人。」（林後一4）「要記念受監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監禁；要記念受虐待的人，好像你們也親身受虐待一樣。」（來十三3）基督信仰強調愛心、代禱與守望，這不僅是對受苦者的支持，也是在艱難中見證上帝仍然掌權。宏福苑火災是香港近百年來最嚴重大火之一，7幢大廈被焚毀，168人死亡，逾千住戶無家可歸。筆者認為政府在解決災民長遠安置的同時，應積極考慮在原址設立宏福紀念公園，以紀念館、植樹及紀念碑等，紀念罹難者及表揚曾參與救災與善後工作的前線人員及市民。另外可設立香港建築博物館，展示香港豐富的建築歷史、技術及文化，住屋發展及建造業安全知識等，讓市民、學生以至遊客不單能銘記歷史教訓，藉緬懷得慰藉、更藉公眾教育而得啟發，兼收綠化休憩功能。不迴避創傷經歷，還原真相及責任，真正的療癒才能開始，而這就讓香港從這災難事件走出陰霾，得以轉化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