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公义既是哲学理想，亦是实践追求，它处于社会伦理、宗教信仰与社群生活的核心。尽管如此重要，公义概念仍存争议，尤其在当代社会——以道德多元主义、社会经济复杂性，以及历史与制度性不公的持续遗留为特征。当下诸多争论仍被二元框架所困：慈善服务式的正义（满足匮乏引发的需求）与制度改革式的正义（纠正剥削根源的不公）。前者常被视为补救措施——对未满足需求的回应；后者则被视为彻底主义——旨在追回被不义夺取的权益，从根源重建社会秩序。
然而，这种二元对立具误导性，对理论与实践皆无裨益。正如神学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韦尔斯（Sam Wells）阐释，并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先知性的想像（the prophetic imagination）与约翰保罗莱德拉克（John Paul Lederach）的道德想像（the moral imagination）揭示，公义绝非单纯分配资源或纠正错误。它是植根于社群日常实践、叙事与沉浸式（immersive）过程。公义的追求兼具矫正（corrective）与建构（constructive）的向度，既要求纠正过去与当下的不公，更需以想像力构筑崭新的公义生活形态。
本文提出论点：社区服务是沉浸式公义的实践形式，也是追求系统性正义的必要基石。融合叙事神学、社会伦理学与和平建设理论的多学科框架，我将论证应将公义重新定义为生活化、对话式、具有前瞻性的现实。本文分６部份展开：先批判慈善与改革二元对立，阐明沉浸式正义观的合理性；其次探讨公义的叙事多元性，强调故事、想像与愿景（vision）的构成作用；第三考察相互竞争的公义叙事间的冲突，以及公义作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方案所固有的局限性。第四，通过韦尔斯式教会论与日常实践的视角，发展「沉浸式公义」（immersive justice）概念。第五，借「黑夜声音」（voice of the night）隐喻阐释公义工作中模糊隐匿的维度。最后，综合上述脉络，提出植根于正确敬拜、德性社群与替代性制度建构的公义愿景。
2. 虚假的二元对立：慈善、改革与公义的沉浸式根基
当代公义话语常被慈善（社区服务）与改革（制度变革）的二元对立塑造。慈善通过仁爱之举满足即时需求，其前提是某些个体或群体缺乏必要资源，而他人可给予。另一方面，改革旨在纠正制度性不公、剥削或暴力造成的剥夺，其目标不仅是满足需求，更要追回被不义夺取的权益，并改造那延续不平等的结构。
这种二元对立，常导致慈善被贬为肤浅的姑息之举，相形之下，系统的改革才是更根本及全面。然而，正如韦尔斯（2020）所言，这种划分在神学与实践层面都存在严重问题。韦尔斯强调，旨在建立良善制度、培育健康关系的「建构性公义」（constructive justice），并非矫正性公义（corrective justice）的补充，而是其根本基础。韦尔斯强调，「为他人工作（work for）意味着问题出在他们身上，而解决方案则在我们自己。」而真正的公义起点却是「同在」（being with）——「唯有同心同行，方能发现上帝正在成就的事」（Wells, 2015, p.20-30）。同样，他曾指：公义不是对于错误的斗争，而是对于践行善进行终身训练。（Wells, 2006）他写道，追求公义最重要的举措不仅在于对抗不公，更在于「培育教会」（foster church）——即培育一个在其自身生命中体现上帝公义的共同体（Wells, 2020, p.vii-viii）。
因此，社区服务不仅是补救行为（a remedial act），更是沉浸式践行公义的过程，它是撒播系统性变革种子的大地。追求公义不仅需要纠正错误，更需积极构建正确关系——正如侯活士所言，要在真实的政治共同体内「发展德性」（Hauerwas, 1981, p.2）。这种视角挑战了现代社会认为﹕公义可通过实施普遍原则，或分配平等（distributive equality）来实现抽象追求的假设，反而将公义根植于社群的实践生活与叙事传统之中。
侯活士（1981）进一步断言：教会并非仅是可能对更广泛政体有所裨益的自愿结社，而是由践行构成的共同体，所有其他政治行为都应以此为准则。由是观之，公义并非强加于社会的外部理想，而是塑造品格、凝聚社群、规範共同生活的叙事实践。因此，慈善与改革之间的二元对立实为虚妄；社区服务并非公义的附属品，而是沉浸式正义的实践模式，为系统性变革创造条件。生活以其具体实践为根基，制度由此衍生；日常公义实践不仅是补充，更是任何追求公正秩序的斗争的构成要素。
3. 正义的叙事多元性：故事、想像与愿景
3.1 公义的叙事特质
若公义的根基既非抽象原则亦非单纯政策，而是生活实践与社群传统，那么公义必然依赖叙事。侯活士（Hauerwas, 1981, p.9）曾提出着名论断：「所有社会伦理都涉及叙事，无论其关注的是社会组织基本原则的制定，还是具体政策方案的选择」。这一方法论主张具有基础性意义：公义总是通过社群讲述自身、世界与命运的故事来实现，从而塑造德性、身份与行动方向。
此叙事向度在麦金汰尔（Alasdair MacIntyre）的德性伦理学中得到更为系统的阐明。麦金汰尔主张，人类生命的统一性本质上乃是「叙事的统一性」（narrative unity），而德性正是维系此叙事统一性的必要条件（MacIntyre, 2007, EPUB e-book）。他指出：「将人类生命视为叙事统一性来思考的方式，与现代支配性的个人主义与官僚模式格格不入」（EPUB e-book）。德性并非孤立的品质，而是嵌入于实践（practices）、生命叙事与道德传统之中；唯有在叙事脉络中，个体才能理解「我该做什么？」这一问题，因为此问题的前提乃「我发现自己身处何种故事之中？」（EPUB e-book）。公义作为德性之一，亦唯有在社群的共享叙事中，方能获得其意义与约束力。若脱离传统叙事，公义便沦为现代性中碎片化的残馀，无法提供理性辩护。
侯活士通过亚当斯（Richard Adams）的《沃特希普荒原》（Watership Down）阐释此见解，分析了三种兔子社会——桑德福（Sandleford）、考斯利普兔穴（Cowslip’s Warren）与埃弗拉法（Efrafa）——各自的核心叙事及其对应的公义观（Hauerwas, 1981, p.20–27）。在桑德福，公义关乎强权领导下的忠诚与秩序；在考斯利普兔穴，它关乎个人自由与安逸；在埃弗拉法，它关乎严苛服从与集体生存。每个社会的叙事塑造着其德性、践行及对正确与公义的认知。侯活士由此得出结论：社群的形式与实质皆「依赖于叙事」（p.10）。同理，麦金汰尔强调，德性传统本身即是一种持续的叙事实践，社群的形式与实质皆「依赖于叙事」（MacIntyre, 2007, EPUB e-book）。基督教社群尤其如此，其公义观念根植于圣经叙事与教会传统，无法与教会作为叙事共同体的身份分离（Hauerwas, 1981, p.1）。
这种叙事依赖性并非虚构社会所独有。人类社群同样由其讲述的故事和传承的传统构成。正如侯活士所言：「本书命名为『社会伦理学』的依据在于，我希望阐明为何对基督教信念真谛的任何探讨都不能脱离教会作为社群的本质及其应有的形态」（p.1）。社会伦理因此与叙事密不可分，而公义永远是塑造身份认同、行动目标与实践行为的故事功能。
3.2 追求正义中的想像力与愿景
公义的叙事特质意味着想像力在其追求中扮演核心角色。公义不仅是规则的适用或权利的强制，更是对理想世界的创造性构想，是对可能未来的诗意预见。布鲁格曼（2016）指出，圣经公义传统蕴含着深厚的想像力，既提供「对当下现实的坚定批判」，也勾勒出「以神的礼物为根基重构社会秩序的诗意蓝图」（p.11）。
布鲁格曼对先知弥迦的解读尤具启发性。这位先知批判了城邦体制的系统性不公，并构想出一个变革后的秩序：「他们要将刀打成犂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弥四3-4）。在此愿景中，公义不仅是物资再分配或纠正不公，更是实现共同体生活的理想——其中万物共荣、恐惧消弭、丰盛共用。
这样的愿景不仅需要批判精神，更需要想像力——超越当下既定框架构想新世界的能耐。正如韦尔斯（2020）所强调的：「追求公义最重要的举措在于培育教会，正如我认为关于公义最激进的宣言就是耶稣」（p. vii）。在此意义上，教会不仅是改革的推动者，更是想像力的共同体——一个排练并实践上帝国替代性未来的场所。
麦金汰尔同样强调，理解并超越对立传统需要「哲学想像力」（philosophical imagination）的运用（MacIntyre, 2007, EPUB e-book）。要评判另一传统的缺陷，必须先想像性地进入其思维方式，设身处地思考其内在问题与未解难题；唯有如此，方能发现自身传统如何提供更充分的解决方案（EPUB e-book）。这种想像力并非任意幻想，而是受传统约束的创造性行动，使社群得以预演（pre-enact）更丰盛的未来。韦尔斯（Wells, 2020, p.vii）因此主张：「追求公义最重要的举措在于培育教会，正如我认为关于公义最激进的宣言就是耶稣。」教会作为想像力的共同体，正是在排练并实践上帝国的替代性未来。
3.3 公义叙事的多元性与冲突性
然而，正如侯活士等人所承认的，公义的叙事特性必然伴随多元与冲突。不同社群讲述不同故事，培育不同德性，因而对公义的要求产生迥异诠释。不存在能裁决这些叙事的高位视角；相反，公义永远处于争论、协商与修正之中。侯活士（1981）指：不同社会群体的核心叙事会具体影响其对公义观念的形成，因为这些叙事塑造着成员的身份认同、价值取向与伦理实践（p.16–17）。
麦金汰尔更进一步揭示，现代道德争议的无解性源于启蒙计画的失败：各种对立传统（功利主义、康德主义、契约论）各自拥有内在理性标准，却缺乏共同的仲裁基准（MacIntyre, 2007, EPUB e-book）。他拒绝相对主义，指出现存传统可通过「认识论危机」（epistemological crises）的解决来证明其优越性：当一传统能想像性地理解对手困境，并提供对手自身无法达致的解决方案时，即展现其理性优位（EPUB e-book）。公义观念在历史中的变迁——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teleological）德性，到现代以权利或平等为基础的碎片化概念——正是传统断裂的明证（EPUB e-book）。在多元社会中，相互竞争的公义叙事常引发冲突，导致法律、政策与公共利益的争端。每种路径皆植根于独特的叙事，承载对善与公义的竞争性愿景。
在多元社会中，相互竞争的公义叙事常引发冲突，导致法律、政策与公共利益的争端。有人追求「清晰性」（clarity），竭力使法律服务于自身主张；有人追求「善治」（good governance），致力于维护社会秩序；还有人追求「再分配公义」（redistributive justice），力图弥合现有制度未能实现的公义与秩序之间的鸿沟。每种路径都植根于独特的叙事，承载着各自对善与公义的愿景。
3.4 公义作为新斗争的开端
公义从来不是终极状态，而是持续的协商、修订与实践过程。即便公义得以实现——倘若这种状态可能存在——新的问题、新的不公与新的斗争也必然随之涌现。正如侯活士（1981）指：公义无法解决世间所有邪恶；追求公义有时会危及其他善；即便公义得以实现，也不代表此生期盼的一切皆已达成。
麦金汰尔在书末以更为激进的诊断作结：现代性已陷入新的黑暗时代，启蒙的个人主义与官僚体制摧毁了德性传统的承载结构（MacIntyre, 2007, EPUB e-book）。唯一出路在于地方社群的再生——如同等待「新的圣本笃」，在日常生活中重建以实践、叙事与德性为核心的共同体形式（EPUB e-book）。公义在此不再是宏大制度工程，而是边缘社群持续预演天国的忠实行动——在破碎纷争的世界中，透过讲述真实故事、践行德性、维系盼望，成为抵抗与更新的见证。
由是观之，公义的追求并非征服终极不可撼动的秩序，而是培育这样一种共同体：它能在模糊与冲突中，讲述真实故事、践行德性、维系盼望。公义在此意义上，是在破碎纷争的世界中持续「预演」（pre-enacting）天国的工程。
4. 冲突与矫正：正义的顽固性及其边界
4.1 公义叙事的角力
不同社群对公义的理解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深深根植于各自的历史叙事、终极承诺与世界观，因而必然产生深刻冲突。沃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 在《公义：对与错》（Justice: Rights and Wrongs）中将当代权利话语置于「叙事的角力」（a contest of narratives）之中，他辨识出当今学界三种相互竞争的历史叙事：（1）权利话语是现代发明，以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 为起点；（2）权利话语源自十四世纪的奥康（William Ockham）与经院传统；（3）权利话语可追溯至古典罗马法与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公义观（Wolterstorff, 44–64）。沃特斯托夫自己捍卫第四种叙事：现代意义的「天赋权利」（inherent/natural rights）实际上源自旧约／希伯来圣经对寡妇、孤儿、寄居者与穷人的特殊关怀，公义不是「各得其所」（suum cuique）之程序正义，而是「各得其所当得」（primary justice），即每个人因着被上帝所爱而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Wolterstorff, p.65–95, 109–132）。这种叙事冲突并非纯学术争议，而是涉及社群最深层的身份认同与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理解，正与麦金汰尔所言「传统特定的理性」完全相符（MacIntyre, 2007, EPUB e-book）。正如侯活士坚持，任何社群最终都要以其所培育的人类类型来接受评判（Hauerwas, Wells）。
沃尔夫（Miroslav Volf）则从后南斯拉夫战争的血腥经验出发，将公义叙事的角力具体化为「排除」与「拥抱」两种叙事之间的生死搏斗。他在序言中记载莫特最（Jürgen Moltmann）在1993 年问他的那个锥心问题：「但你能拥抱一个切特尼克（cetnik）吗？」（Volf, 1996, EPUB e-book）。这个问题把抽象的神学争议变成血肉之躯的挑战：当我的族人正被系统性屠杀、强奸、驱逐，公义的叙事是否必须以排除、报复，什至是以消灭「邪恶的他者」为终局？沃尔夫承认自己无法做到拥抱，但他同时坚持：「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认为我应当能够」（Volf, 1996, EPUB e-book）。这里的角力不再是学术，而是两种叙事在同一颗心脏里的撕裂：受害者公义的叙事（血无辜者在呼喊）与十字架赦免的叙事（上帝的羔羊为有罪者舍命）之间的致命张力（Volf, 1996, EPUB e-book）。这正是公义叙事顽固性的最剧烈展现：每种叙事都宣称自己掌握终极真理，拒绝被另一叙事完全吸纳。
鉴于上述叙事的多元，不同社群在公义的内涵与诉求上，产生冲突实属必然。公义的追求并非简单套用普遍认同的原则，而是不同善的诠释之间相互角力的过程——每种诠释都植根于各自的传统、历史与愿景。侯活士（1981）指出：「任何社群与政体都应以其培育的人类类型来评判。因此，最真实的政治关乎德性的培育。」（p. 2）公义叙事间的较量不仅关乎利益或偏好的竞争，更涉及社群对自身本质、价值取向及奋斗目标的深层认知差异。侯活士援引麦金汰尔的洞见指出：对立传统难以相互衡量；其分歧往往难以调和，恰因它们植根于截然不同的世界观（Hauerwas, 1981, pp. 16–18）。
然而，这种不可调和并非绝望的理由，而是对谦逊与耐心的呼唤。正如布鲁格曼（2016）所言：「重要的教育任务……在于提供社会批判的认知与工具，使我们能够系统性地思考：既审视那些摧毁我们的扭曲现象，也探索与信仰共鸣的替代方案」（p. 9）。追求公义的事业既需要自我批判，也需要对自身叙事可能需要修订、修正或拓展的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
4.2 公义作为解决方案的局限
尽管人们常将公义视为医治社会弊病的万灵丹，但即使最纯正的公义诉求得以实现，仍无法完全医治所有创伤，亦无法带来终极平安。沃尔夫指出，当我们只停留在公义的层次，「公义会变成另一种排除的形式」（Volf, 1996, EPUB e-book）。历史上无数以公义为名的运动，最终沦为新的压迫，正是因为公义叙事若无更高的叙事（如十字架的拥抱）来矫正，就会自我绝对化，变成「纯净」的暴力。沃尔夫在自白中写道：「我发现自己被两股力量撕扯：无辜者的血在向上帝呼求公义，被害者的血在为罪人流出宽恕。我在两种背叛之间被夹住——背叛受苦者、被剥削者、被排除者的公义要求，或者背叛我信仰的核心」（Volf, 1996, EPUB e-book）。这段话戳穿了公义的幻觉：公义本身无法解决「我该如何与杀害我同胞的凶手共存」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公义可以惩罚凶手，却无法让受害者与加害者重新在同一个世界里呼吸。沃尔夫因此主张，公义必须被置于「拥抱」的叙事之下，成为通往和好的阶梯，而非终点（Volf, 1996, EPUB e-book）。韦尔斯同样强调：「公义绝非终极目标，而永远是通向更高境界的阶梯：那境界即是『同在』」（Hauerwas, Wells）。
鉴于公义叙事的多元性与冲突性，人们容易期待公义一旦实现便能解决所有社会弊病。然而，侯活士与韦尔斯均警示公义存在局限：它既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无法保证所有希望的实现。追求公义有时会危及其他善；即便公义得以实现，也并非人类繁荣的全部可能。韦尔斯（2020）尤其强调公义绝非终极目标，而永远是通向更高境界的途径。「公义绝非终极目标，而永远是通向更高境界的阶梯：那境界即是『同在』」。（p. ix）因此，公义之争必须伴随其他德性的培育——仁慈、谦卑、忍耐、盼望——这些德性能在未竟的渴望与持久的模糊中维系生命。
4.3 追求公义的危险
更严重的是，追求公义本身可能成为危险之源。当公义被绝对化，便容易导致自以为是、排斥他人，什至引发暴力。历史上充斥着公义运动沦为压迫或破坏力量的案例，其根源恰恰在于未能审视自身叙事的局限，或忽视维系真正公正社群所需的德性。沃尔夫反覆警告，没有悔改的公义会变成「无辜的仇恨」（innocent hatred），受害者合理的愤怒若不经十字架的转化，最终便会复制加害者的暴力逻辑（Volf, 1996, EPUB e-book）。他在南斯拉夫战争的观察中发现，各方都以「公义」之名行排除之实，结果便制造出更多受害者与加害者的无尽轮迴。沃特斯托夫虽然从权利理论出发，却同样警惕：若将权利话语与上帝赋予人的尊严（imago Dei）切割，权利就会变成可交易的资产，而非不可侵犯的圣礼，最终沦为强者的工具（Wolterstorff, p.342–361）。
历史上充斥着公义运动沦为压迫或破坏力量的案例，其根源恰恰在于未能审视自身叙事的局限，或忽视维系真正公正社群所需的德性。因此，持续进行自我、社群及社会的修正工作至关重要。这需要谦逊之心，需要倾听、学习的意愿，需要根据新经验、新洞见及他人见证来修正自身叙事。
韦尔斯（2020）写道：「本书探讨了如何思考公义，如何平衡法律所涵盖与未涵盖的公义领域，如何围绕共同目标凝聚共识，以及教会虽有缺陷，基督徒仍可如何理解这些共同事业」（vii）。因此，追求公义并非通向终极状态的线性进程，而是行动与反思、批判与建构、抗争与和好的迴圈过程。正如韦尔斯所言，这是通往「同在之道」的旅程，是与上帝、他人及造物建立更深层共融的征途。
因此，真正的矫正不是放弃公义，而是将公义置于更广大的救赎叙事之中：公义必须向拥抱敞开，向悔改敞开，向不可能的和好敞开。沃尔夫所说的「将剑插入鞘中」（Volf, p.303–306）。只有当公义承认自己的有限、接受十字架的羞辱与软弱，才不会变成新的暴政。矫正的方向不是「超越公义」，而是「穿透公义」——让公义在基督的伤口里被转化，成为真正医治世界的力量。
5. 沉浸式公义：韦尔斯教会论与日常实践
5.1 教会作为叙事塑造的共同体
公义的本质是叙事性的、德性的，而非一套可脱离传统而独立运作的抽象原则，则教会作为「由故事所塑造的共同体」（a community shaped by the story）便具有典範性的地位（Hauerwas 1981, p.36–53）。耶稣基督的生平、受难、复活与升天构成一个不可还原、不可替代的叙事框架，此框架不只提供公义的内容，更塑造能承载并实践该公义的品格与想像力。侯活士指出，教会的使命不在于向世界提供另一套更优越的伦理方案，而在于「成为一个其形式与实质皆由圣经故事所规範的共同体」（Hauerwas 1981, p.1–3），其本身即是对世间权力政治的替代性见证。
韦尔斯完全承接并深化此一教会论。他反覆强调：「追求公义最重要的举措在于培育教会」（Wells 2020, vii; 2015, p.248）。此话并非退守教会内部，而是将教会重新定位为公义最原初、最沉浸的演练场域。教会的洗礼把人纳入基督的身体，圣餐使人持续记念并参与十字架与复活的叙事，彼此洗脚、分享财物、七十个七次的赦免、为仇敌祷告——这些礼仪与生活实践并非「宗教仪式」与「社会公义」的二分，而是公义最本真的发生现场。韦尔斯写道：「教会的崇拜与圣礼本身就是公义之举，因为它们把人重新置放于与上帝、与邻舍、与受造界正确的关系之中」（Wells 2020, p.182–184）。因此，教会不只是「推动公义的团体」，更应是「公义得以栖居的共同体」（a community in which justice dwells）。
5.2 建构性与沉浸式公义
韦尔斯最关键的理论贡献，在于区分「纠错性公义」（corrective justice）与「建构性公义」（constructive justice），并以前者为后者的基础与优先项（Wells 2020, p.3–15）。纠错性公义属于反应性、危机导向，常伴随愤怒与对抗，目标在矫正明显的不公；建构性公义则是创造性的、生成性的（generative）、预尝性（anticipatory）的，旨在「创造使关系得以繁荣的条件」（Wells 2020, 14）。他坦率指出，当代大多数社会运动（包括许多教会参与的运动）实际上停留在纠错性层次：发现问题→动员→施压→争取政策→宣告阶段性胜利→进入下一议题。此路径虽不可或缺，却本质上是第二阶的、衍生的。若无建构性公义作为根基，纠错性努力极易变质为另一种权力技术，什至复制其所反对的排除与暴力逻辑（Wells 2020, p.14–15; 2020, p.208）。
建构性公义的核心特征正是其「沉浸性」（immersiveness）。它不局限于抗议现场或危机时刻，而是深植于日常、长期、看似无效的关系实践之中。韦尔斯写道：「公义是一种德性，旨在勾勒人们为成为公义之人——或如我所称，成为公义的夥伴——所能培养的习惯」（Wells 2020, p.vii）。公义因此不再是活动家或改革者的专属领域，而是每一位愿意在自身岗位上付出「过剩关怀」（over-accepting）者的共同使命（Wells 2006, p.44–58）。沉浸式公义意味着：公义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生活方式；不是专案，而是习惯；不是宏大姿态，而是每日忠心的小行动累积成可承载系统变革的土壤。
5.3 公义的日常践行
韦尔斯最激进的伦理转向之一，是将公义的真正战场从「英雄时刻」拉回「平凡日常」。他明确拒绝公义仅属于社会运动领袖、牧师或神学家的精英论述，而将其重新安置于琐碎、可重复、看似无足轻重的日常实践之中：「律师深夜逐行阅读卷宗、教师放学后陪伴受霸凌的孩子、清洁工擦拭别人视而不见的高处灰尘、教会执事每周探访独居长者——这些才是公义最真实的发生现场」（Wells 2020, p.165–167）。这些行动并不期待立即的制度成果，却在无声中织出一张信任、慷慨与盼望的关系之网，而这张网正是任何制度变革最终得以着陆的唯一土壤（Wells 2020, p.97–98）。
此一转向带来两项深远后果。其一为公义的彻底民主化：公义不再是少数英雄的壮举，而是每一位在自己岗位上忠心者皆可参与的生命方式（Wells 2020, p.165）。其二为对自义与燃尽的双重预防：若公义被理解为宏大叙事与短期冲刺，实践者极易陷入道德优越感或精疲力竭；反之，若公义被还原为一辈子的修行与关系经营，则必须以谦卑、耐心、以及对他者福祉的持续承诺为支撑（Wells 2020, p.208–210）。日常践行因此成为沉浸式公义最具体的形状
5.4 敬拜、品格与公义存有论
侯活士与韦尔斯皆坚持：德性（包括公义这一德性）无法离开敬拜与共同体生活而独立培养。韦尔斯引用奥古斯丁的名言：「正确的敬拜乃真正公义之开端」（Wells 2020, p.128）。在敬拜中，信徒首先被上帝无条件接纳、赦免、重新命名，始有能力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被世界遗弃者；在圣餐中，信徒承认自身亦为「靠恩典存活的乞丐」，方能避免在助人时居高临下（Wells 2015, p.201–215）。认罪、颂赞、饼与杯在弟兄姊妹间的传递、彼此洗脚——这些礼仪实践构成公义最深刻的训练场域，将公义从「主体对客体的施为」转化为被上帝同在浸透之后自然流出的生命样式。
此转化具有明确的存有论意义：公义不再是外在的规範或可量化的目标，而是信徒在基督里「被构成」（being constituted）的样式。洗礼将人纳入一个蒙召成为「上帝公义仆人」的群体（罗六18），而教会的共同生活——好客、和好、彼此担当——正是未来国度的「预演」，是理想世界应有的样貌在历史中的提前显现（Wells 2020, p.92-101）。公义因此从「我们要去达成的事」转化为「我们正在被塑造而成的事」。
5.5 制度建构与公义的预演
韦尔斯最后将「制度建构」（institution-building）提升至策略与存有论的双重高度。单靠个人德性不够，单靠临时抗议亦不足，公义必须落地生根为持久、可继承、可修正的结构：教会、合作社、社区厨房、修复式正义圈、长期陪伴弱能者的信仰社群等。这些替代性制度不仅批判现行秩序的不公，更以具体行动展示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Wells 2020, p.97–103）。韦尔斯指出，一战期间英国女性创办的和平医院不仅是慈善行为，更是「在旧世界的壳中构筑新世界」的替代性空间（Wells 2020, p.57-58）。此类机构的创建与维系本身即是一种公义实践——具有建设性、预见性与沉浸性的实践。
他常用「预演」一词形容此类机构的存有论功能：教会与其延伸机构是上帝国度的排练厅，在其中提前练习无恐惧的共享、无羞辱的宽恕、无遗弃的同在（Wells 2020, p.98）。这种预演并非逃避现实，而是最彻底的现实介入，因为它向世界宣告：「另一个世界并非仅仅可能，它已在我们中间开始了。」制度建构因此成为沉浸式公义最高也是最具体的实现形式——公义不再是遥远的目标，而是我们已经可以居住、品尝、并以血肉之躯参与的现实。
6. 「黑夜声音」的隐喻：暧昧、哀叹与盼望
公义从来不只在阳光普照的白昼进行。当代公义论述惯于聚焦可见的行动、可量化的成果、可复制的方案，却往往刻意迴避那更深、更顽固、也更真实的向度：暧昧不明的灰色地带、无法被制度完全吸纳的痛苦、被压抑的哀悼，以及在漫长黑夜中仍不肯熄灭的盼望。布鲁格曼以「黑夜声音」这一充满诗意却极其尖锐的隐喻，为公义事业标示出一个不可或缺、却经常被压抑的场域。
在布鲁格曼对旧约先知传统的经典解读中，真正的先知事工从来不是单一频道，而是同时运作于两个不可分割的向度。白昼属于劳作与建造：组织社群、批判王权、提出替代方案、制定律法、建立新秩序；黑夜则属于声音——哀叹之声、哀悼之声、对上帝的控诉与怒问，以及那看似徒劳却永不沉默的盼望之声。布鲁格曼指：白昼属于劳作，黑夜则属于声音——哀叹之声、哀悼之声、抗议之声、永无止境的盼望之声。黑夜声音承载着人类境遇的深层矛盾，承载着仅凭白昼的劳作无法医治的创伤。若公义只是白昼的工程，它最终会蜕变为另一种功能主义，什至成为新的光明霸权，把哭泣太久、伤口太丑、愤怒太深的人再次排除在外。真正的公义必须学会在黑夜中栖居，学会倾听、承接、什至与那些声音共存。
布鲁格曼将黑夜声音安置在圣经叙事最核心的位置：出埃及记三章7–8节里，上帝说他听见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他也记得与他们的约。受压迫者的呼声先于摩西的呼召、先于十灾、先于西奈律法、先于任何制度重建，成为上帝介入历史的起点（Brueggemann, 2016）。诗篇则成为以色列最公开、最顽强的黑夜声音档案，从第廿二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到第一三七篇「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都在宣告：真正的公义从不要求受害者先闭嘴。
莱德拉克从当代和平建设的血腥现场，把这一洞见推进到更具操作性与艺术性的层次。他提出「道德想像力」（moral imagination）概念，并给出一个令人震动的定义：「那种立足于现实世界的严酷挑战，却仍保有孕育尚未存在之物的能力；它必须在地面上落地，却又必须超越我们眼前的所见；它必须接受关系的破裂，却又拒绝放弃对关系本该有的样貌的信念。」（Lederach, 2005, p.ix–x）莱德拉克强调，若公义与和平只靠技术、谈判桌上的妥协、制度设计的精巧，最终只能达到「负和平」（negative peace）——没有战争，却仍有仇恨、恐惧与疏离。真正的转化必须经过「创新的混乱」（creative chaos），必须允许哀悼、怒吼、荒谬、沉默与眼泪在同一个空间中共存。他什至指出：诗人比谈判专家更接近和平的核心。（Lederach 2005, p.114）因为诗人懂得在黑夜中让声音继续发响，而不急于把一切翻译成可管理的方案。
当布鲁格曼的黑夜声音与莱德拉克的道德想像力相遇，一个更饱满、更立体的公义图像便显现出来：公义从来不是线性进展的凯旋进行曲，而是一条在白昼劳作与黑夜哀歌之间不断摆盪的螺旋。真正的公义共同体必须同时具备白昼的能力与黑夜的能力：既能组织、建制、批判、预演未来，又能为无法被解决的痛苦留出空间，允许哀歌不被压制，承接那些「不合理」的愤怒与眼泪，在看似徒劳的盼望中继续发声。若缺少黑夜的能力，白昼的劳作迟早变成新的法利赛主义——以公义之名，却再次把税吏与妓女挡在国度之外。历史上最可怕的压迫，往往不是赤裸的邪恶，而是「为了更光明未来」而要求受害者「先忍耐、先沉默、先配合」的善良暴力。
因此，黑夜声音不是公义的附属品或过渡阶段，而是其存有论的核心向度。它提醒我们：公义永远不会到达一个不再有人哭泣的终点；有些伤口只能被承接，不能被治愈；真正的盼望不是「问题终于解决」的乐观主义，而是「在问题尚未解决时仍拒绝绝望」的忠心；教会若不能成为黑夜声音的容器，就失去了成为公义共同体的资格。
正因如此，礼拜堂里的哀歌、守灵夜的沉默、为死去陌生人点燃的蜡烛、每年圣周五的黑暗崇拜、难民营里母亲对着帐篷外星空唱的摇篮曲、监狱探访后志工回家路上止不住的眼泪——这些看似「没有效率」、无法写进计画报告的时刻，才是公义最隐秘、也最真实的发生现场。它们宣告：即使在最深的黑夜，复活的盼望也从未沉默。黑夜声音最终指向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公义的完成不在于消音，而在于和声——让所有声音，包括最刺耳、最破碎、最不合时宜的声音，都被纳入上帝正在谱写的那首终极大合唱。这才是我们在暧昧、哀叹与盼望中所栖居的真正盼望。
「黑夜声音」由此成为公义隐秘、模糊却充满希望维度的隐喻。这是拒绝被失败、疲惫或绝望扼杀的声音；是即便正义事业看似徒劳仍坚持哀叹与期盼的声音。由此观之，公义不仅关乎白昼所为，更关乎黑夜如何坚守与梦想。
7. 结论：正义作为沉浸式实践与正义共同体的建构
追求公义是永恒而复杂的终极开放课题。它既不能简化为慈善与改革的二元对立，亦非抽象原则的机械实施或孤立不公的纠正。公义实为沉浸式叙事进程，在社群生命中展开并通过社群生命得以实现。
本文借鉴侯活士、韦尔斯、布鲁曼格与莱德拉克的洞见，主张将公义重新构想为一种被实践的、对话性的，并具有预尝性的现实。公义植根于日常的社区服务实践、真实故事的讲述与践行、德性的培育、替代性制度的想像性构建，以及在模糊性与盼望中安居的意愿。
社区服务绝非制度改革的附庸或帮手，而是公义的基石——正是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壤，赋予制度与结构以意义与合法性。教会作为由故事塑造的共同体，在崇拜、圣礼与共同生活中践行公义，为理想世界的实现提供「预演」。替代性机构的建构——教会、合作社、社区组织——既是批判也是示範，构成「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一鲜活论据。
然而，公义亦带有多元性与冲突性。相互竞争的叙事催生出对善的不同愿景，公义事业始终需要修订、修正与更新。不存在终极状态，没有能化解所有张力的完美秩序。公义实为持续进行的建造、修补、哀叹与盼望之工——这工程由谦卑、耐心、想像力与信仰所维系。
最终，「我们追求何种正义？」的命题无法一劳永逸地解答。它必须在社群、敬拜与日常实践的纷繁、多元且充满争议的空间中被践行。我们的使命不仅在于批判现状，更要构筑可能；不仅向他人索求公义，更要自身践行公义；不仅日间劳作，更要倾听黑夜声音。
真正的公义必须植根于正确的敬拜与社群生活，因为公义终究关乎正确的关系——与上帝、与他人、与自我的关系。正是通过日常生活中沉浸式、叙事性、制度化的实践，公义社群的种子才得以播撒、滋养并结出硕果。追求公义既是旅程亦是归家——这是终生塑造理想社群的过程，在期待未来世界的过程中，逐步成为我们向往的共同体。
参考书目
Brueggemann, Walter. To Act Justly, Love Tenderly, Walk Humbly: An Agenda for Ministers.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Hauerwas, Stanley.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Toward a Constructive Christian Social Ethic.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1.
Lederach, John Paul. The Moral Imagination: The Art and Soul of Building Peace. Oxford: Oxford UP, 2005.
MacIntyre, Alasdair.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3rd ed.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EPUB e-book.
Volf, Miroslav. Exclusion and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t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 Nashville, TN: Abingdon Press, 1996. EPUB e-book.
Wells, Samuel. Act Justly: Learning from the Prophets. Norwich, UK: Canterbury Press, 2020.
Wells, Samuel. A Nazareth Manifesto: Being with God. Chichester, UK: Wiley-Blackwell, 2015.
Wells, Samuel. God’s Companions: Reimagining Christian Ethic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Wolterstorff, Nicholas. Justice: Rights and Wrong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P,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