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公義既是哲學理想，亦是實踐追求，它處於社會倫理、宗教信仰與社群生活的核心。儘管如此重要，公義概念仍存爭議，尤其在當代社會——以道德多元主義、社會經濟複雜性，以及歷史與制度性不公的持續遺留為特徵。當下諸多爭論仍被二元框架所困：慈善服務式的正義（滿足匱乏引發的需求）與制度改革式的正義（糾正剝削根源的不公）。前者常被視為補救措施——對未滿足需求的回應；後者則被視為徹底主義——旨在追回被不義奪取的權益，從根源重建社會秩序。

然而，這種二元對立具誤導性，對理論與實踐皆無裨益。正如神學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韋爾斯（Sam Wells）闡釋，並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先知性的想像（the prophetic imagination）與約翰保羅萊德拉克（John Paul Lederach）的道德想像（the moral imagination）揭示，公義絕非單純分配資源或糾正錯誤。它是植根於社群日常實踐、敘事與沉浸式（immersive）過程。公義的追求兼具矯正（corrective）與建構（constructive）的向度，既要求糾正過去與當下的不公，更需以想像力構築嶄新的公義生活形態。

本文提出論點：社區服務是沉浸式公義的實踐形式，也是追求系統性正義的必要基石。融合敘事神學、社會倫理學與和平建設理論的多學科框架，我將論證應將公義重新定義為生活化、對話式、具有前瞻性的現實。本文分６部份展開：先批判慈善與改革二元對立，闡明沉浸式正義觀的合理性；其次探討公義的敘事多元性，強調故事、想像與願景（vision）的構成作用；第三考察相互競爭的公義敘事間的衝突，以及公義作為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方案所固有的局限性。第四，通過韋爾斯式教會論與日常實踐的視角，發展「沉浸式公義」（immersive justice）概念。第五，借「黑夜聲音」（voice of the night）隱喻闡釋公義工作中模糊隱匿的維度。最後，綜合上述脈絡，提出植根於正確敬拜、德性社群與替代性制度建構的公義願景。

2. 虛假的二元對立：慈善、改革與公義的沉浸式根基

當代公義話語常被慈善（社區服務）與改革（制度變革）的二元對立塑造。慈善通過仁愛之舉滿足即時需求，其前提是某些個體或群體缺乏必要資源，而他人可給予。另一方面，改革旨在糾正制度性不公、剝削或暴力造成的剝奪，其目標不僅是滿足需求，更要追回被不義奪取的權益，並改造那延續不平等的結構。

這種二元對立，常導致慈善被貶為膚淺的姑息之舉，相形之下，系統的改革才是更根本及全面。然而，正如韋爾斯（2020）所言，這種劃分在神學與實踐層面都存在嚴重問題。韋爾斯強調，旨在建立良善制度、培育健康關係的「建構性公義」（constructive justice），並非矯正性公義（corrective justice）的補充，而是其根本基礎。韋爾斯強調，「為他人工作（work for）意味著問題出在他們身上，而解決方案則在我們自己。」而真正的公義起點卻是「同在」（being with）——「唯有同心同行，方能發現上帝正在成就的事」（Wells, 2015, p.20-30）。同樣，他曾指：公義不是對於錯誤的鬥爭，而是對於踐行善進行終身訓練。（Wells, 2006）他寫道，追求公義最重要的舉措不僅在於對抗不公，更在於「培育教會」（foster church）——即培育一個在其自身生命中體現上帝公義的共同體（Wells, 2020, p.vii-viii）。

因此，社區服務不僅是補救行為（a remedial act），更是沉浸式踐行公義的過程，它是撒播系統性變革種子的大地。追求公義不僅需要糾正錯誤，更需積極構建正確關係——正如侯活士所言，要在真實的政治共同體內「發展德性」（Hauerwas, 1981, p.2）。這種視角挑戰了現代社會認為﹕公義可通過實施普遍原則，或分配平等（distributive equality）來實現抽象追求的假設，反而將公義根植於社群的實踐生活與敘事傳統之中。

侯活士（1981）進一步斷言：教會並非僅是可能對更廣泛政體有所裨益的自願結社，而是由踐行構成的共同體，所有其他政治行為都應以此為準則。由是觀之，公義並非強加於社會的外部理想，而是塑造品格、凝聚社群、規範共同生活的敘事實踐。因此，慈善與改革之間的二元對立實為虛妄；社區服務並非公義的附屬品，而是沉浸式正義的實踐模式，為系統性變革創造條件。生活以其具體實踐為根基，制度由此衍生；日常公義實踐不僅是補充，更是任何追求公正秩序的鬥爭的構成要素。 

3. 正義的敘事多元性：故事、想像與願景

3.1 公義的敘事特質

若公義的根基既非抽象原則亦非單純政策，而是生活實踐與社群傳統，那麼公義必然依賴敘事。侯活士（Hauerwas, 1981, p.9）曾提出著名論斷：「所有社會倫理都涉及敘事，無論其關注的是社會組織基本原則的制定，還是具體政策方案的選擇」。這一方法論主張具有基礎性意義：公義總是通過社群講述自身、世界與命運的故事來實現，從而塑造德性、身份與行動方向。

此敘事向度在麥金汰爾（Alasdair MacIntyre）的德性倫理學中得到更為系統的闡明。麥金汰爾主張，人類生命的統一性本質上乃是「敘事的統一性」（narrative unity），而德性正是維繫此敘事統一性的必要條件（MacIntyre, 2007, EPUB e-book）。他指出：「將人類生命視為敘事統一性來思考的方式，與現代支配性的個人主義與官僚模式格格不入」（EPUB e-book）。德性並非孤立的品質，而是嵌入於實踐（practices）、生命敘事與道德傳統之中；唯有在敘事脈絡中，個體才能理解「我該做甚麼？」這一問題，因為此問題的前提乃「我發現自己身處何種故事之中？」（EPUB e-book）。公義作為德性之一，亦唯有在社群的共享敘事中，方能獲得其意義與約束力。若脫離傳統敘事，公義便淪為現代性中碎片化的殘餘，無法提供理性辯護。

侯活士通過亞當斯（Richard Adams）的《沃特希普荒原》（Watership Down）闡釋此見解，分析了三種兔子社會——桑德福（Sandleford）、考斯利普兔穴（Cowslip’s Warren）與埃弗拉法（Efrafa）——各自的核心敘事及其對應的公義觀（Hauerwas, 1981, p.20–27）。在桑德福，公義關乎強權領導下的忠誠與秩序；在考斯利普兔穴，它關乎個人自由與安逸；在埃弗拉法，它關乎嚴苛服從與集體生存。每個社會的敘事塑造著其德性、踐行及對正確與公義的認知。侯活士由此得出結論：社群的形式與實質皆「依賴於敘事」（p.10）。同理，麥金汰爾強調，德性傳統本身即是一種持續的敘事實踐，社群的形式與實質皆「依賴於敘事」（MacIntyre, 2007, EPUB e-book）。基督教社群尤其如此，其公義觀念根植於聖經敘事與教會傳統，無法與教會作為敘事共同體的身份分離（Hauerwas, 1981, p.1）。

這種敘事依賴性並非虛構社會所獨有。人類社群同樣由其講述的故事和傳承的傳統構成。正如侯活士所言：「本書命名為『社會倫理學』的依據在於，我希望闡明為何對基督教信念真諦的任何探討都不能脫離教會作為社群的本質及其應有的形態」（p.1）。社會倫理因此與敘事密不可分，而公義永遠是塑造身份認同、行動目標與實踐行為的故事功能。

3.2 追求正義中的想像力與願景

公義的敘事特質意味著想像力在其追求中扮演核心角色。公義不僅是規則的適用或權利的強制，更是對理想世界的創造性構想，是對可能未來的詩意預見。布魯格曼（2016）指出，聖經公義傳統蘊含著深厚的想像力，既提供「對當下現實的堅定批判」，也勾勒出「以神的禮物為根基重構社會秩序的詩意藍圖」（p.11）。

布魯格曼對先知彌迦的解讀尤具啟發性。這位先知批判了城邦體制的系統性不公，並構想出一個變革後的秩序：「他們要將刀打成犂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無人驚嚇。」（彌四3-4）。在此願景中，公義不僅是物資再分配或糾正不公，更是實現共同體生活的理想——其中萬物共榮、恐懼消弭、豐盛共用。

這樣的願景不僅需要批判精神，更需要想像力——超越當下既定框架構想新世界的能耐。正如韋爾斯（2020）所強調的：「追求公義最重要的舉措在於培育教會，正如我認為關於公義最激進的宣言就是耶穌」（p. vii）。在此意義上，教會不僅是改革的推動者，更是想像力的共同體——一個排練並實踐上帝國替代性未來的場所。

麥金汰爾同樣強調，理解並超越對立傳統需要「哲學想像力」（philosophical imagination）的運用（MacIntyre, 2007, EPUB e-book）。要評判另一傳統的缺陷，必須先想像性地進入其思維方式，設身處地思考其內在問題與未解難題；唯有如此，方能發現自身傳統如何提供更充分的解決方案（EPUB e-book）。這種想像力並非任意幻想，而是受傳統約束的創造性行動，使社群得以預演（pre-enact）更豐盛的未來。韋爾斯（Wells, 2020, p.vii）因此主張：「追求公義最重要的舉措在於培育教會，正如我認為關於公義最激進的宣言就是耶穌。」教會作為想像力的共同體，正是在排練並實踐上帝國的替代性未來。

3.3 公義敘事的多元性與衝突性

然而，正如侯活士等人所承認的，公義的敘事特性必然伴隨多元與衝突。不同社群講述不同故事，培育不同德性，因而對公義的要求產生迥異詮釋。不存在能裁決這些敘事的高位視角；相反，公義永遠處於爭論、協商與修正之中。侯活士（1981）指：不同社會群體的核心敘事會具體影響其對公義觀念的形成，因為這些敘事塑造著成員的身份認同、價值取向與倫理實踐（p.16–17）。

麥金汰爾更進一步揭示，現代道德爭議的無解性源於啟蒙計畫的失敗：各種對立傳統（功利主義、康德主義、契約論）各自擁有內在理性標準，卻缺乏共同的仲裁基準（MacIntyre, 2007, EPUB e-book）。他拒絕相對主義，指出現存傳統可通過「認識論危機」（epistemological crises）的解決來證明其優越性：當一傳統能想像性地理解對手困境，並提供對手自身無法達致的解決方案時，即展現其理性優位（EPUB e-book）。公義觀念在歷史中的變遷——從亞里士多德的目的論（teleological）德性，到現代以權利或平等為基礎的碎片化概念——正是傳統斷裂的明證（EPUB e-book）。在多元社會中，相互競爭的公義敘事常引發衝突，導致法律、政策與公共利益的爭端。每種路徑皆植根於獨特的敘事，承載對善與公義的競爭性願景。

在多元社會中，相互競爭的公義敘事常引發衝突，導致法律、政策與公共利益的爭端。有人追求「清晰性」（clarity），竭力使法律服務於自身主張；有人追求「善治」（good governance），致力於維護社會秩序；還有人追求「再分配公義」（redistributive justice），力圖彌合現有制度未能實現的公義與秩序之間的鴻溝。每種路徑都植根於獨特的敘事，承載著各自對善與公義的願景。

3.4 公義作為新鬥爭的開端

公義從來不是終極狀態，而是持續的協商、修訂與實踐過程。即便公義得以實現——倘若這種狀態可能存在——新的問題、新的不公與新的鬥爭也必然隨之湧現。正如侯活士（1981）指：公義無法解決世間所有邪惡；追求公義有時會危及其他善；即便公義得以實現，也不代表此生期盼的一切皆已達成。

麥金汰爾在書末以更為激進的診斷作結：現代性已陷入新的黑暗時代，啟蒙的個人主義與官僚體制摧毀了德性傳統的承載結構（MacIntyre, 2007, EPUB e-book）。唯一出路在於地方社群的再生——如同等待「新的聖本篤」，在日常生活中重建以實踐、敘事與德性為核心的共同體形式（EPUB e-book）。公義在此不再是宏大制度工程，而是邊緣社群持續預演天國的忠實行動——在破碎紛爭的世界中，透過講述真實故事、踐行德性、維繫盼望，成為抵抗與更新的見證。

由是觀之，公義的追求並非征服終極不可撼動的秩序，而是培育這樣一種共同體：它能在模糊與衝突中，講述真實故事、踐行德性、維繫盼望。公義在此意義上，是在破碎紛爭的世界中持續「預演」（pre-enacting）天國的工程。

4. 衝突與矯正：正義的頑固性及其邊界

4.1 公義敘事的角力

不同社群對公義的理解從來不是單一的，而是深深根植於各自的歷史敘事、終極承諾與世界觀，因而必然產生深刻衝突。沃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 在《公義：對與錯》（Justice: Rights and Wrongs）中將當代權利話語置於「敘事的角力」（a contest of narratives）之中，他辨識出當今學界三種相互競爭的歷史敘事：（1）權利話語是現代發明，以格勞秀斯（Hugo Grotius） 、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 為起點；（2）權利話語源自十四世紀的奧康（William Ockham）與經院傳統；（3）權利話語可追溯至古典羅馬法與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公義觀（Wolterstorff, 44–64）。沃特斯托夫自己捍衛第四種敘事：現代意義的「天賦權利」（inherent/natural rights）實際上源自舊約／希伯來聖經對寡婦、孤兒、寄居者與窮人的特殊關懷，公義不是「各得其所」（suum cuique）之程序正義，而是「各得其所當得」（primary justice），即每個人因著被上帝所愛而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Wolterstorff, p.65–95, 109–132）。這種敘事衝突並非純學術爭議，而是涉及社群最深層的身份認同與對「人之所以為人」的理解，正與麥金汰爾所言「傳統特定的理性」完全相符（MacIntyre, 2007, EPUB e-book）。正如侯活士堅持，任何社群最終都要以其所培育的人類類型來接受評判（Hauerwas, Wells）。

沃爾夫（Miroslav Volf）則從後南斯拉夫戰爭的血腥經驗出發，將公義敘事的角力具體化為「排除」與「擁抱」兩種敘事之間的生死搏鬥。他在序言中記載莫特最（Jürgen Moltmann）在1993 年問他的那個錐心問題：「但你能擁抱一個切特尼克（cetnik）嗎？」（Volf, 1996, EPUB e-book）。這個問題把抽象的神學爭議變成血肉之軀的挑戰：當我的族人正被系統性屠殺、強姦、驅逐，公義的敘事是否必須以排除、報復，甚至是以消滅「邪惡的他者」為終局？沃爾夫承認自己無法做到擁抱，但他同時堅持：「作為基督的跟隨者，我認為我應當能夠」（Volf, 1996, EPUB e-book）。這裡的角力不再是學術，而是兩種敘事在同一顆心臟裡的撕裂：受害者公義的敘事（血無辜者在呼喊）與十字架赦免的敘事（上帝的羔羊為有罪者捨命）之間的致命張力（Volf, 1996, EPUB e-book）。這正是公義敘事頑固性的最劇烈展現：每種敘事都宣稱自己掌握終極真理，拒絕被另一敘事完全吸納。

鑒於上述敘事的多元，不同社群在公義的內涵與訴求上，產生衝突實屬必然。公義的追求並非簡單套用普遍認同的原則，而是不同善的詮釋之間相互角力的過程——每種詮釋都植根於各自的傳統、歷史與願景。侯活士（1981）指出：「任何社群與政體都應以其培育的人類類型來評判。因此，最真實的政治關乎德性的培育。」（p. 2）公義敘事間的較量不僅關乎利益或偏好的競爭，更涉及社群對自身本質、價值取向及奮鬥目標的深層認知差異。侯活士援引麥金汰爾的洞見指出：對立傳統難以相互衡量；其分歧往往難以調和，恰因它們植根於截然不同的世界觀（Hauerwas, 1981, pp. 16–18）。

然而，這種不可調和並非絕望的理由，而是對謙遜與耐心的呼喚。正如布魯格曼（2016）所言：「重要的教育任務……在於提供社會批判的認知與工具，使我們能夠系統性地思考：既審視那些摧毀我們的扭曲現象，也探索與信仰共鳴的替代方案」（p. 9）。追求公義的事業既需要自我批判，也需要對自身敘事可能需要修訂、修正或拓展的可能性保持開放態度。

4.2 公義作為解決方案的侷限

儘管人們常將公義視為醫治社會弊病的萬靈丹，但即使最純正的公義訴求得以實現，仍無法完全醫治所有創傷，亦無法帶來終極平安。沃爾夫指出，當我們只停留在公義的層次，「公義會變成另一種排除的形式」（Volf, 1996, EPUB e-book）。歷史上無數以公義為名的運動，最終淪為新的壓迫，正是因為公義敘事若無更高的敘事（如十字架的擁抱）來矯正，就會自我絕對化，變成「純淨」的暴力。沃爾夫在自白中寫道：「我發現自己被兩股力量撕扯：無辜者的血在向上帝呼求公義，被害者的血在為罪人流出寬恕。我在兩種背叛之間被夾住——背叛受苦者、被剝削者、被排除者的公義要求，或者背叛我信仰的核心」（Volf, 1996, EPUB e-book）。這段話戳穿了公義的幻覺：公義本身無法解決「我該如何與殺害我同胞的兇手共存」這個最根本的問題。公義可以懲罰兇手，卻無法讓受害者與加害者重新在同一個世界裡呼吸。沃爾夫因此主張，公義必須被置於「擁抱」的敘事之下，成為通往和好的階梯，而非終點（Volf, 1996, EPUB e-book）。韋爾斯同樣強調：「公義絕非終極目標，而永遠是通向更高境界的階梯：那境界即是『同在』」（Hauerwas, Wells）。

鑒於公義敘事的多元性與衝突性，人們容易期待公義一旦實現便能解決所有社會弊病。然而，侯活士與韋爾斯均警示公義存在侷限：它既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也無法保證所有希望的實現。追求公義有時會危及其他善；即便公義得以實現，也並非人類繁榮的全部可能。韋爾斯（2020）尤其強調公義絕非終極目標，而永遠是通向更高境界的途徑。「公義絕非終極目標，而永遠是通向更高境界的階梯：那境界即是『同在』」。（p. ix）因此，公義之爭必須伴隨其他德性的培育——仁慈、謙卑、忍耐、盼望——這些德性能在未竟的渴望與持久的模糊中維繫生命。

4.3 追求公義的危險

更嚴重的是，追求公義本身可能成為危險之源。當公義被絕對化，便容易導致自以為是、排斥他人，甚至引發暴力。歷史上充斥著公義運動淪為壓迫或破壞力量的案例，其根源恰恰在於未能審視自身敘事的侷限，或忽視維繫真正公正社群所需的德性。沃爾夫反覆警告，沒有悔改的公義會變成「無辜的仇恨」（innocent hatred），受害者合理的憤怒若不經十字架的轉化，最終便會複製加害者的暴力邏輯（Volf, 1996, EPUB e-book）。他在南斯拉夫戰爭的觀察中發現，各方都以「公義」之名行排除之實，結果便製造出更多受害者與加害者的無盡輪迴。沃特斯托夫雖然從權利理論出發，卻同樣警惕：若將權利話語與上帝賦予人的尊嚴（imago Dei）切割，權利就會變成可交易的資產，而非不可侵犯的聖禮，最終淪為強者的工具（Wolterstorff, p.342–361）。

歷史上充斥著公義運動淪為壓迫或破壞力量的案例，其根源恰恰在於未能審視自身敘事的局限，或忽視維繫真正公正社群所需的德性。因此，持續進行自我、社群及社會的修正工作至關重要。這需要謙遜之心，需要傾聽、學習的意願，需要根據新經驗、新洞見及他人見證來修正自身敘事。

韋爾斯（2020）寫道：「本書探討了如何思考公義，如何平衡法律所涵蓋與未涵蓋的公義領域，如何圍繞共同目標凝聚共識，以及教會雖有缺陷，基督徒仍可如何理解這些共同事業」（vii）。因此，追求公義並非通向終極狀態的線性進程，而是行動與反思、批判與建構、抗爭與和好的迴圈過程。正如韋爾斯所言，這是通往「同在之道」的旅程，是與上帝、他人及造物建立更深層共融的征途。

因此，真正的矯正不是放棄公義，而是將公義置於更廣大的救贖敘事之中：公義必須向擁抱敞開，向悔改敞開，向不可能的和好敞開。沃爾夫所說的「將劍插入鞘中」（Volf, p.303–306）。只有當公義承認自己的有限、接受十字架的羞辱與軟弱，才不會變成新的暴政。矯正的方向不是「超越公義」，而是「穿透公義」——讓公義在基督的傷口裡被轉化，成為真正醫治世界的力量。

5. 沉浸式公義：韋爾斯教會論與日常實踐 

5.1 教會作為敘事塑造的共同體

公義的本質是敘事性的、德性的，而非一套可脫離傳統而獨立運作的抽象原則，則教會作為「由故事所塑造的共同體」（a community shaped by the story）便具有典範性的地位（Hauerwas 1981, p.36–53）。耶穌基督的生平、受難、復活與升天構成一個不可還原、不可替代的敘事框架，此框架不只提供公義的內容，更塑造能承載並實踐該公義的品格與想像力。侯活士指出，教會的使命不在於向世界提供另一套更優越的倫理方案，而在於「成為一個其形式與實質皆由聖經故事所規範的共同體」（Hauerwas 1981, p.1–3），其本身即是對世間權力政治的替代性見證。

韋爾斯完全承接並深化此一教會論。他反覆強調：「追求公義最重要的舉措在於培育教會」（Wells 2020, vii; 2015, p.248）。此話並非退守教會內部，而是將教會重新定位為公義最原初、最沉浸的演練場域。教會的洗禮把人納入基督的身體，聖餐使人持續記念並參與十字架與復活的敘事，彼此洗腳、分享財物、七十個七次的赦免、為仇敵禱告——這些禮儀與生活實踐並非「宗教儀式」與「社會公義」的二分，而是公義最本真的發生現場。韋爾斯寫道：「教會的崇拜與聖禮本身就是公義之舉，因為它們把人重新置放於與上帝、與鄰舍、與受造界正確的關係之中」（Wells 2020, p.182–184）。因此，教會不只是「推動公義的團體」，更應是「公義得以棲居的共同體」（a community in which justice dwells）。

5.2 建構性與沉浸式公義

韋爾斯最關鍵的理論貢獻，在於區分「糾錯性公義」（corrective justice）與「建構性公義」（constructive justice），並以前者為後者的基礎與優先項（Wells 2020, p.3–15）。糾錯性公義屬於反應性、危機導向，常伴隨憤怒與對抗，目標在矯正明顯的不公；建構性公義則是創造性的、生成性的（generative）、預嚐性（anticipatory）的，旨在「創造使關係得以繁榮的條件」（Wells 2020, 14）。他坦率指出，當代大多數社會運動（包括許多教會參與的運動）實際上停留在糾錯性層次：發現問題→動員→施壓→爭取政策→宣告階段性勝利→進入下一議題。此路徑雖不可或缺，卻本質上是第二階的、衍生的。若無建構性公義作為根基，糾錯性努力極易變質為另一種權力技術，甚至複製其所反對的排除與暴力邏輯（Wells 2020, p.14–15; 2020, p.208）。

建構性公義的核心特徵正是其「沉浸性」（immersiveness）。它不侷限於抗議現場或危機時刻，而是深植於日常、長期、看似無效的關係實踐之中。韋爾斯寫道：「公義是一種德性，旨在勾勒人們為成為公義之人——或如我所稱，成為公義的夥伴——所能培養的習慣」（Wells 2020, p.vii）。公義因此不再是活動家或改革者的專屬領域，而是每一位願意在自身崗位上付出「過剩關懷」（over-accepting）者的共同使命（Wells 2006, p.44–58）。沉浸式公義意味著：公義不是偶發事件，而是生活方式；不是專案，而是習慣；不是宏大姿態，而是每日忠心的小行動累積成可承載系統變革的土壤。

5.3 公義的日常踐行

韋爾斯最激進的倫理轉向之一，是將公義的真正戰場從「英雄時刻」拉回「平凡日常」。他明確拒絕公義僅屬於社會運動領袖、牧師或神學家的精英論述，而將其重新安置於瑣碎、可重複、看似無足輕重的日常實踐之中：「律師深夜逐行閱讀卷宗、教師放學後陪伴受霸凌的孩子、清潔工擦拭別人視而不見的高處灰塵、教會執事每週探訪獨居長者——這些才是公義最真實的發生現場」（Wells 2020, p.165–167）。這些行動並不期待立即的制度成果，卻在無聲中織出一張信任、慷慨與盼望的關係之網，而這張網正是任何制度變革最終得以著陸的唯一土壤（Wells 2020, p.97–98）。

此一轉向帶來兩項深遠後果。其一為公義的徹底民主化：公義不再是少數英雄的壯舉，而是每一位在自己崗位上忠心者皆可參與的生命方式（Wells 2020, p.165）。其二為對自義與燃盡的雙重預防：若公義被理解為宏大敘事與短期衝刺，實踐者極易陷入道德優越感或精疲力竭；反之，若公義被還原為一輩子的修行與關係經營，則必須以謙卑、耐心、以及對他者福祉的持續承諾為支撐（Wells 2020, p.208–210）。日常踐行因此成為沉浸式公義最具體的形狀

5.4 敬拜、品格與公義存有論

侯活士與韋爾斯皆堅持：德性（包括公義這一德性）無法離開敬拜與共同體生活而獨立培養。韋爾斯引用奧古斯丁的名言：「正確的敬拜乃真正公義之開端」（Wells 2020, p.128）。在敬拜中，信徒首先被上帝無條件接納、赦免、重新命名，始有能力以同樣的眼光看待被世界遺棄者；在聖餐中，信徒承認自身亦為「靠恩典存活的乞丐」，方能避免在助人時居高臨下（Wells 2015, p.201–215）。認罪、頌讚、餅與杯在弟兄姊妹間的傳遞、彼此洗腳——這些禮儀實踐構成公義最深刻的訓練場域，將公義從「主體對客體的施為」轉化為被上帝同在浸透之後自然流出的生命樣式。

此轉化具有明確的存有論意義：公義不再是外在的規範或可量化的目標，而是信徒在基督裡「被構成」（being constituted）的樣式。洗禮將人納入一個蒙召成為「上帝公義僕人」的群體（羅六18），而教會的共同生活——好客、和好、彼此擔當——正是未來國度的「預演」，是理想世界應有的樣貌在歷史中的提前顯現（Wells 2020, p.92-101）。公義因此從「我們要去達成的事」轉化為「我們正在被塑造而成的事」。

5.5 制度建構與公義的預演

韋爾斯最後將「制度建構」（institution-building）提升至策略與存有論的雙重高度。單靠個人德性不夠，單靠臨時抗議亦不足，公義必須落地生根為持久、可繼承、可修正的結構：教會、合作社、社區廚房、修復式正義圈、長期陪伴弱能者的信仰社群等。這些替代性制度不僅批判現行秩序的不公，更以具體行動展示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Wells 2020, p.97–103）。韋爾斯指出，一戰期間英國女性創辦的和平醫院不僅是慈善行為，更是「在舊世界的殼中構築新世界」的替代性空間（Wells 2020, p.57-58）。此類機構的創建與維繫本身即是一種公義實踐——具有建設性、預見性與沉浸性的實踐。

他常用「預演」一詞形容此類機構的存有論功能：教會與其延伸機構是上帝國度的排練廳，在其中提前練習無恐懼的共享、無羞辱的寬恕、無遺棄的同在（Wells 2020, p.98）。這種預演並非逃避現實，而是最徹底的現實介入，因為它向世界宣告：「另一個世界並非僅僅可能，它已在我們中間開始了。」制度建構因此成為沉浸式公義最高也是最具體的實現形式——公義不再是遙遠的目標，而是我們已經可以居住、品嘗、並以血肉之軀參與的現實。

6. 「黑夜聲音」的隱喻：曖昧、哀歎與盼望

公義從來不只在陽光普照的白晝進行。當代公義論述慣於聚焦可見的行動、可量化的成果、可複製的方案，卻往往刻意迴避那更深、更頑固、也更真實的向度：曖昧不明的灰色地帶、無法被制度完全吸納的痛苦、被壓抑的哀悼，以及在漫長黑夜中仍不肯熄滅的盼望。布魯格曼以「黑夜聲音」這一充滿詩意卻極其尖銳的隱喻，為公義事業標示出一個不可或缺、卻經常被壓抑的場域。

在布魯格曼對舊約先知傳統的經典解讀中，真正的先知事工從來不是單一頻道，而是同時運作於兩個不可分割的向度。白晝屬於勞作與建造：組織社群、批判王權、提出替代方案、制定律法、建立新秩序；黑夜則屬於聲音——哀歎之聲、哀悼之聲、對上帝的控訴與怒問，以及那看似徒勞卻永不沉默的盼望之聲。布魯格曼指：白晝屬於勞作，黑夜則屬於聲音——哀歎之聲、哀悼之聲、抗議之聲、永無止境的盼望之聲。黑夜聲音承載著人類境遇的深層矛盾，承載著僅憑白晝的勞作無法醫治的創傷。若公義只是白晝的工程，它最終會蛻變為另一種功能主義，甚至成為新的光明霸權，把哭泣太久、傷口太醜、憤怒太深的人再次排除在外。真正的公義必須學會在黑夜中棲居，學會傾聽、承接、甚至與那些聲音共存。

布魯格曼將黑夜聲音安置在聖經敘事最核心的位置：出埃及記三章7–8節裡，上帝說他聽見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他也記得與他們的約。受壓迫者的呼聲先於摩西的呼召、先於十災、先於西奈律法、先於任何制度重建，成為上帝介入歷史的起點（Brueggemann, 2016）。詩篇則成為以色列最公開、最頑強的黑夜聲音檔案，從第廿二篇「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到第一三七篇「我們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都在宣告：真正的公義從不要求受害者先閉嘴。

萊德拉克從當代和平建設的血腥現場，把這一洞見推進到更具操作性與藝術性的層次。他提出「道德想像力」（moral imagination）概念，並給出一個令人震動的定義：「那種立足於現實世界的嚴酷挑戰，卻仍保有孕育尚未存在之物的能力；它必須在地面上落地，卻又必須超越我們眼前的所見；它必須接受關係的破裂，卻又拒絕放棄對關係本該有的樣貌的信念。」（Lederach, 2005, p.ix–x）萊德拉克強調，若公義與和平只靠技術、談判桌上的妥協、制度設計的精巧，最終只能達到「負和平」（negative peace）——沒有戰爭，卻仍有仇恨、恐懼與疏離。真正的轉化必須經過「創新的混亂」（creative chaos），必須允許哀悼、怒吼、荒謬、沉默與眼淚在同一個空間中共存。他甚至指出：詩人比談判專家更接近和平的核心。（Lederach 2005, p.114）因為詩人懂得在黑夜中讓聲音繼續發響，而不急於把一切翻譯成可管理的方案。

當布魯格曼的黑夜聲音與萊德拉克的道德想像力相遇，一個更飽滿、更立體的公義圖像便顯現出來：公義從來不是線性進展的凱旋進行曲，而是一條在白晝勞作與黑夜哀歌之間不斷擺盪的螺旋。真正的公義共同體必須同時具備白晝的能力與黑夜的能力：既能組織、建制、批判、預演未來，又能為無法被解決的痛苦留出空間，允許哀歌不被壓制，承接那些「不合理」的憤怒與眼淚，在看似徒勞的盼望中繼續發聲。若缺少黑夜的能力，白晝的勞作遲早變成新的法利賽主義——以公義之名，卻再次把稅吏與妓女擋在國度之外。歷史上最可怕的壓迫，往往不是赤裸的邪惡，而是「為了更光明未來」而要求受害者「先忍耐、先沉默、先配合」的善良暴力。

因此，黑夜聲音不是公義的附屬品或過渡階段，而是其存有論的核心向度。它提醒我們：公義永遠不會到達一個不再有人哭泣的終點；有些傷口只能被承接，不能被治癒；真正的盼望不是「問題終於解決」的樂觀主義，而是「在問題尚未解決時仍拒絕絕望」的忠心；教會若不能成為黑夜聲音的容器，就失去了成為公義共同體的資格。

正因如此，禮拜堂裡的哀歌、守靈夜的沉默、為死去陌生人點燃的蠟燭、每年聖周五的黑暗崇拜、難民營裡母親對著帳篷外星空唱的搖籃曲、監獄探訪後志工回家路上止不住的眼淚——這些看似「沒有效率」、無法寫進計畫報告的時刻，才是公義最隱秘、也最真實的發生現場。它們宣告：即使在最深的黑夜，復活的盼望也從未沉默。黑夜聲音最終指向一個顛覆性的結論：公義的完成不在於消音，而在於和聲——讓所有聲音，包括最刺耳、最破碎、最不合時宜的聲音，都被納入上帝正在譜寫的那首終極大合唱。這才是我們在曖昧、哀歎與盼望中所棲居的真正盼望。

「黑夜聲音」由此成為公義隱秘、模糊卻充滿希望維度的隱喻。這是拒絕被失敗、疲憊或絕望扼殺的聲音；是即便正義事業看似徒勞仍堅持哀歎與期盼的聲音。由此觀之，公義不僅關乎白晝所為，更關乎黑夜如何堅守與夢想。

7. 結論：正義作為沉浸式實踐與正義共同體的建構

追求公義是永恆而複雜的終極開放課題。它既不能簡化為慈善與改革的二元對立，亦非抽象原則的機械實施或孤立不公的糾正。公義實為沉浸式敘事進程，在社群生命中展開並通過社群生命得以實現。

本文借鑒侯活士、韋爾斯、布魯曼格與萊德拉克的洞見，主張將公義重新構想為一種被實踐的、對話性的，並具有預嚐性的現實。公義植根於日常的社區服務實踐、真實故事的講述與踐行、德性的培育、替代性制度的想像性構建，以及在模糊性與盼望中安居的意願。

社區服務絕非制度改革的附庸或幫手，而是公義的基石——正是這片生機勃勃的土壤，賦予制度與結構以意義與合法性。教會作為由故事塑造的共同體，在崇拜、聖禮與共同生活中踐行公義，為理想世界的實現提供「預演」。替代性機構的建構——教會、合作社、社區組織——既是批判也是示範，構成「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一鮮活論據。

然而，公義亦帶有多元性與衝突性。相互競爭的敘事催生出對善的不同願景，公義事業始終需要修訂、修正與更新。不存在終極狀態，沒有能化解所有張力的完美秩序。公義實為持續進行的建造、修補、哀歎與盼望之工——這工程由謙卑、耐心、想像力與信仰所維繫。

最終，「我們追求何種正義？」的命題無法一勞永逸地解答。它必須在社群、敬拜與日常實踐的紛繁、多元且充滿爭議的空間中被踐行。我們的使命不僅在於批判現狀，更要構築可能；不僅向他人索求公義，更要自身踐行公義；不僅日間勞作，更要傾聽黑夜聲音。

真正的公義必須植根於正確的敬拜與社群生活，因為公義終究關乎正確的關係——與上帝、與他人、與自我的關係。正是通過日常生活中沉浸式、敘事性、制度化的實踐，公義社群的種子才得以播撒、滋養並結出碩果。追求公義既是旅程亦是歸家——這是終生塑造理想社群的過程，在期待未來世界的過程中，逐步成為我們嚮往的共同體。

參考書目

Brueggemann, Walter. To Act Justly, Love Tenderly, Walk Humbly: An Agenda for Ministers.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Hauerwas, Stanley.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Toward a Constructive Christian Social Ethic.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1.

Lederach, John Paul. The Moral Imagination: The Art and Soul of Building Peace. Oxford: Oxford UP, 2005.

MacIntyre, Alasdair.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3rd ed.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EPUB e-book.

Volf, Miroslav. Exclusion and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t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 Nashville, TN: Abingdon Press, 1996. EPUB e-book.

Wells, Samuel. Act Justly: Learning from the Prophets. Norwich, UK: Canterbury Press, 2020.

Wells, Samuel. A Nazareth Manifesto: Being with God. Chichester, UK: Wiley-Blackwell, 2015.

Wells, Samuel. God’s Companions: Reimagining Christian Ethic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Wolterstorff, Nicholas. Justice: Rights and Wrong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P,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