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在耶路撒冷举行了第一次全球圣公宗前途会议（Global Anglican Future Conference, GAFCON），日期「刚巧」与普世圣公宗（Anglican Communion）精神领袖坎特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每10年召开的兰柏会议（Lambeth Conference）早一个月，有分析指这些举动源于较为保守的圣公会群体反对罗宾逊（Gene Robinson）在美国圣公会纽咸西（New Hampshire）教区于2003年当选为主教，同时也表达出他们对时任坎特伯里大主教威廉斯（Rowan Williams）没有反对这个任命之不满──翌年北美圣公会教省（Anglican Church in North America, ACNA）更因此从美国圣公会及圣公会分裂出来。是以，当新任坎特伯里大主教穆拉莉（Sarah Mullally）近日履任，其作为女性的身份以及对同性恋的立场成为全球圣公宗前途会议从普世圣公宗分裂出来的导火线，并易命为「全球圣公宗」（the Global Anglican Communion），就不让人感到意外。

然而，倘若我们严肃去看待圣公会的历史，便会发现她曾有意走向合一。英国圣公会牧师保罗（Paul Avis）回顾圣公会上一世纪的合一历史时指，该宗派的英国及海外群体早于19世纪中叶已开始加强连系，兰柏会议也是在这种氛围下于1867年首次召开。加上二战之后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和梵蒂冈第2届大公会议先后横空出世，更呈现了当时全球基督教世界的氛围。曾经因着各种理由而针锋相对的基督教徒，竟尝试在体制上表达了彼此合一的渴求。¹ 圣公会在战后强化内部协作，亦与新教不同宗派、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加强交流。不过，这股高举合一的思潮，在愈来愈多关乎教义和伦理的争议中受到冲击。普世圣公宗也无例外。当其内部在近20多年面对不同的权威观念、对人类困境及解决方法的不同理解、对福音阐释之差异等，成员之间先是出现隔阂，再逐渐发展成公开的分裂。神学学者汤姆森（Mark D. Thompson）续指，二战后保守圣公会信徒曾有一段时间，仍能声称个别领袖观点并非代表圣公宗官方教义，但随着省级和教区会议近年就教义、传统问题上做出一些决定，逐渐被部份成员质疑，什或认定官方有意扭曲正宗的圣公会教义、转变圣公会结构、无视圣经教导等，² 普世圣公宗成员之间的张力就愈发不可收拾。任命罗宾逊催生了全球圣公宗前途会议和北美圣公会教省；任命穆拉莉催生了全球圣公宗，结果似乎无可避免。

当然，就如全球卫理公会（Global Methodist Church, GMC）在两年前亦因为同性恋立场分歧而从美国联合卫理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UMC）分裂出来，尤其于在后殖民时代下，无论宗派，不同地区的教会基于自身文化、体制、教义或生活教导等差异而产生争议什至分裂的情况只会有增无减；不同地方与光谱的看法撕裂教会群体，未来仍会发生。可是，与其轻率直言「圣经要求信徒群体必须合一」，约翰书信展现出教会若过份开放与执意孤立同样具潜在危险的图画，³ 一方面否定了毫无条件的合一，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孤芳自赏带来的危机。可见，如何在「拒绝曲解真理的人」及「开放听取意见」之间取得平衡，素来都是上帝子民群体不能豁免的功课。

注释：

1. Paul Avis, “Anglicanism and Christian Un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Jeremy Morris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glicanism, Volume IV: Global Western Anglicanism, c. 1910-pres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7), pp. 186-212.
2. Mark D. Thompson, “The Global Anglican Future Conference (GAFCON),” in Ian S. Markham & J. Barney Hawkins IV & Justyn Terry & Leslie Nuñez Steffensen eds.,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Anglican Communion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13), pp. 739-45.
3. 德席瓦尔（David A. Desilva），纪荣智、李望远译，《21世纪基督教新约导论》（台北：校园，2013），页5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