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在耶路撒冷舉行了第一次全球聖公宗前途會議（Global Anglican Future Conference, GAFCON），日期「剛巧」與普世聖公宗（Anglican Communion）精神領袖坎特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每10年召開的蘭柏會議（Lambeth Conference）早一個月，有分析指這些舉動源於較為保守的聖公會群體反對羅賓遜（Gene Robinson）在美國聖公會紐咸西（New Hampshire）教區於2003年當選為主教，同時也表達出他們對時任坎特伯里大主教威廉斯（Rowan Williams）沒有反對這個任命之不滿──翌年北美聖公會教省（Anglican Church in North America, ACNA）更因此從美國聖公會及聖公會分裂出來。是以，當新任坎特伯里大主教穆拉莉（Sarah Mullally）近日履任，其作為女性的身份以及對同性戀的立場成為全球聖公宗前途會議從普世聖公宗分裂出來的導火線，並易命為「全球聖公宗」（the Global Anglican Communion），就不讓人感到意外。

然而，倘若我們嚴肅去看待聖公會的歷史，便會發現她曾有意走向合一。英國聖公會牧師保羅（Paul Avis）回顧聖公會上一世紀的合一歷史時指，該宗派的英國及海外群體早於19世紀中葉已開始加強連繫，蘭柏會議也是在這種氛圍下於1867年首次召開。加上二戰之後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和梵蒂岡第2屆大公會議先後橫空出世，更呈現了當時全球基督教世界的氛圍。曾經因著各種理由而針鋒相對的基督教徒，竟嘗試在體制上表達了彼此合一的渴求。¹ 聖公會在戰後強化內部協作，亦與新教不同宗派、羅馬天主教、東正教加強交流。不過，這股高舉合一的思潮，在愈來愈多關乎教義和倫理的爭議中受到衝擊。普世聖公宗也無例外。當其內部在近20多年面對不同的權威觀念、對人類困境及解決方法的不同理解、對福音闡釋之差異等，成員之間先是出現隔閡，再逐漸發展成公開的分裂。神學學者湯姆森（Mark D. Thompson）續指，二戰後保守聖公會信徒曾有一段時間，仍能聲稱個別領袖觀點並非代表聖公宗官方教義，但隨著省級和教區會議近年就教義、傳統問題上做出一些決定，逐漸被部份成員質疑，甚或認定官方有意扭曲正宗的聖公會教義、轉變聖公會結構、無視聖經教導等，² 普世聖公宗成員之間的張力就愈發不可收拾。任命羅賓遜催生了全球聖公宗前途會議和北美聖公會教省；任命穆拉莉催生了全球聖公宗，結果似乎無可避免。

當然，就如全球衛理公會（Global Methodist Church, GMC）在兩年前亦因為同性戀立場分歧而從美國聯合衛理公會（United Methodist Church，UMC）分裂出來，尤其於在後殖民時代下，無論宗派，不同地區的教會基於自身文化、體制、教義或生活教導等差異而產生爭議甚至分裂的情況只會有增無減；不同地方與光譜的看法撕裂教會群體，未來仍會發生。可是，與其輕率直言「聖經要求信徒群體必須合一」，約翰書信展現出教會若過份開放與執意孤立同樣具潛在危險的圖畫，³ 一方面否定了毫無條件的合一，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孤芳自賞帶來的危機。可見，如何在「拒絕曲解真理的人」及「開放聽取意見」之間取得平衡，素來都是上帝子民群體不能豁免的功課。

註釋：

1. Paul Avis, “Anglicanism and Christian Un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Jeremy Morris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glicanism, Volume IV: Global Western Anglicanism, c. 1910-pres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7), pp. 186-212.
2. Mark D. Thompson, “The Global Anglican Future Conference (GAFCON),” in Ian S. Markham & J. Barney Hawkins IV & Justyn Terry & Leslie Nuñez Steffensen eds.,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Anglican Communion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13), pp. 739-45.
3. 德席瓦爾（David A. Desilva），紀榮智、李望遠譯，《21世紀基督教新約導論》（台北：校園，2013），頁5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