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为这城祷告，基层朋友的处境肯定是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最近有网上新闻媒体连日跟进报道，一些负责替多幢大厦清理每日垃圾的清洁工友，在工作期间被数名埋伏的食环署便衣人员票控，指他们非法弃置大量垃圾，重罚3,000到6,000元不等；不过所涉的住户垃圾，其实都是工友刚从大厦清出，暂置街头等待垃圾车运走。记者除了从旁观察涉事工友一晚，了解他的工作情况和需要，也走访曾任暂委裁判官的法律专业人士，以及食环署工会人员，从不同角度拆解问题所在。
维持巿容的确是食环署的责任；若垃圾被长期放置街上，或有工友不负责任地弃置，也是需要处理。但纵观记者报道，以及关注基层组织的记录，也实在不是每位工友都胡乱弃置垃圾。事实上，在这「土地问题」严重的城巿，无论是私人大厦抑或公众地方，能够用来暂时处理垃圾的空间原本就不足够；基层清洁工作受人手所限（常常只是一人操作），也实在不容易找人在街守着那待运走的垃圾。比较合理的做法，是研究缩短待运走垃圾置于街头的时间，于票控前特定时间作出提示或警告（例如受访食环署工会人员建议采用具半小时缓冲作用的「黄纸」提示制度），而不是一收到投诉（如有）就严厉执法。至于巿区的不同角落能否划定适当空间，容让清洁工人以及拾荒者处理收集得来的废物，将会是长远而人性化的解决问题方向。
当大家都在为这城的废物处理和环保工作而努力，但工作想得以「完善」，却要由基层朋友额外承担工作生态的种种缺憾来达致，这样的做法就难言公义和怜悯。从信仰角度来看，公义和怜悯才是地土能否得着上主医治的前提。事实上，类似的公众地方「无人看管」杂物问题，亦出现于拾荒者和无家者的处境（见1972期头版专题）；不同政府部门的酌情处理手法，就颇见不同。
今时今日，是否人人对于公权力能合宜地酌情运用，抱有同样的期望，实在难说。当大家为这城的日子代祷念记之时，这地的投诉文化，以至这地距离苛政酷吏的光景是远是近，又可会成为大家祷告内容的其中一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