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确实全都在同一位圣灵里受洗，成为一个身体，全都饮了同一位圣灵。身体确实不是仅有一个肢体，而是有许多肢体。」
（林前十二13下-14，《新汉语译本》）

2024香港教会普查（下作「普查」）公布以后，随即引起了教内多方援引和议论。不过，即或近年大家都不否认本港华语教会出现了明显的离堂趋势，或坊间有不少关于去堂会化的讨论，奈何参考普查的数据，近五年仅有7.1%堂会曾作牧养离堂者的事工、3%堂会与具经验的单位或团体就离堂议题交流合作，¹ 彷佛只有少数堂会对此有深刻的回应。固然要定义「离堂」有相当的难度，而且也不应否定这类文化存在一些危机，不过当传统堂会必须迎来这个浪潮，又能否体会到箇中有上主的邀请与提醒？

如果今日离堂文化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对传统堂会建制的批判，什或推动了一些新兴信仰群体或方式（forms）的面世，这就让我想起英格兰宗教改革（English Reformation）初期出现的分离主义（separatism）。当时一班异议者（dissenter，或不从国教者，nonconformist）基于对神学的执着，决心与他们视之前过度天主教化（too Catholic）的英格兰国教会分道扬镳，拒绝地方教会受到上而下、外来的教会管辖权（ecclesiastical jurisdiction）所控制，并在非法的「秘密聚会」（conventicle）中逐步建立了崭新的诸多自由教会（free church）传统，包括在后世影响深远的会众制（congregationalism）。² 后来，随着英格兰政治处境的变迁，废除部分宗教一致性法律框架的《宽容法令》（Toleration Act）被呈上国会，并在1689年获得御准，异议者终于迎接「迟来的春天」，可以合法地建立自己的堂会、举行崇拜。单是法令实施首年，接受官方登记的非国教教堂会就高达900多个。³ 但所谓有人欢喜有人愁，纵使国教会仍能享有合法特权、巨额财富以及拥有大批信众等等，他们自此需要与其他非建制教会竞争。

而当我们回顾这段英格兰新教趋向多元化的历史时，会发现：不只是非建制的异议者在尝试和失败中经历悔改与更新，上主对建制的国教会亦有不少修剪与复兴。不少圣公会神职人员一开始都对国家的宽容新猷感到厌恶，不过后来有人开始愿意转变眼光，并主张一些新的牧养方法。以梳士巴利主教伯内特（Gilbert Burnet, bishop of Salisbury, 1643-1715）在1692年出版之《牧灵关怀论》（Discourse of the Pastoral Care）为例，书中提倡国教会的神职人员应该需要更卖力，⁴ 以赢得异议者的尊重和爱戴。 就算国教会依然不乏反对异议者的领袖，圣公会不少主教于团结与和谐的工作上的确花了不少功夫，除了在牧养的工作上尽力履行职责， ⁵ 也推动了一些从事慈善工作的社会团体（societies）之出现。⁶ 更重要的是，就算这类改革未能使国教会全然有力应对理性主义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种种新时代挑战，但已为往后更大的复兴埋下了种子——上主后来又分别在圣公会脉络中发展出了三种各有特色的运动，包括较受阿米念主义（Arminianism）影响的卫斯理兄弟（John and Charles Wesley）、较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以及持更温和的加尔文主义之圣公会福音派（Anglican Evangelicalism）⁷ 。

纵观而言，或者我们可以说，异议者的兴起除了是一场涉及政教关系争论的运动，在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更是关乎上主重建圣公会以致英格兰土地上各教会的工具；是一个推进众信徒重新思索自己身份与召命的过程。事实上，参考英国圣经公会近期发表的《宁静复兴》（The Quiet Revival）报告，⁸ 直到如今，我们仍然见到上主没有放弃英国各类形态的教会。可见，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哪一种光谱的教会，上主都愿意引领他们在校正自己的过程中建立更忠于他的群体。同理，今日香港的传统堂会当然可以剖析离堂文化有什么限制，但诚然需要重思「我们与真教会的距离有多远」等课题，以及归回根本且扎实的属灵操练。任何形态的教会都不可能指向个人主义或去神学化，传统堂会也无例外。因此，堂会在此时更不该只把问题聚焦在不同类型的离堂主张者（包括新兴教会）身上，或过快武断对方的教会论，而是努力修正自己的神学及信仰践行，好回应上主的督责，使自己得以在建立真教会的事上与他有份。

注解：

1. 香港教会更新运动，《2024香港教会普查简报》（香港：香港教会更新运动，2025），页41。
2. 关于这段历史，可参考作者于《时代论坛》发表的文章〈异议与自由：2024香港教会普查后再思堂会及离堂〉
3. Gerald Bray,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Britain and Ireland: From the First Century to the Twenty-First (London: Inter-Varsity, 2021), p. 498.
4. Ralph Stevens, Protestant Pluralism: The Reception of the Toleration Act, 1689-1720 (Woodbridge: The Boydell, 2018), p. 24, ref. 51: Gilbert Burnet, A Discourse of the Pastoral Care (London, 1692), p. xxix–xxx.
5. William Gibson, The Church of England 1688-1832: Unity and Accor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16-7.
6. David Manning, “Anglican Religious Societies, Organizations, and Missions,” in Jeremy Gregory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glicanism, Volume II: Establishment and Empire, 1662 -18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7), pp. 433-5.
7. Hervé Picto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2015), pp. 76-7.
8. https://bible-society.directus.app/assets/3c454227-05e0-4ae6-aedc-67e2b452c83d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堂会干事，2023香港教会形态发展趋势研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