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確實全都在同一位聖靈裡受洗，成為一個身體，全都飲了同一位聖靈。身體確實不是僅有一個肢體，而是有許多肢體。」
（林前十二13下-14，《新漢語譯本》）

2024香港教會普查（下作「普查」）公布以後，隨即引起了教內多方援引和議論。不過，即或近年大家都不否認本港華語教會出現了明顯的離堂趨勢，或坊間有不少關於去堂會化的討論，奈何參考普查的數據，近五年僅有7.1%堂會曾作牧養離堂者的事工、3%堂會與具經驗的單位或團體就離堂議題交流合作，¹ 彷彿只有少數堂會對此有深刻的回應。固然要定義「離堂」有相當的難度，而且也不應否定這類文化存在一些危機，不過當傳統堂會必須迎來這個浪潮，又能否體會到箇中有上主的邀請與提醒？

如果今日離堂文化的特徵之一就在於對傳統堂會建制的批判，甚或推動了一些新興信仰群體或方式（forms）的面世，這就讓我想起英格蘭宗教改革（English Reformation）初期出現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當時一班異議者（dissenter，或不從國教者，nonconformist）基於對神學的執著，決心與他們視之前過度天主教化（too Catholic）的英格蘭國教會分道揚鑣，拒絕地方教會受到上而下、外來的教會管轄權（ecclesiastical jurisdiction）所控制，並在非法的「祕密聚會」（conventicle）中逐步建立了嶄新的諸多自由教會（free church）傳統，包括在後世影響深遠的會眾制（congregationalism）。² 後來，隨著英格蘭政治處境的變遷，廢除部分宗教一致性法律框架的《寬容法令》（Toleration Act）被呈上國會，並在1689年獲得御准，異議者終於迎接「遲來的春天」，可以合法地建立自己的堂會、舉行崇拜。單是法令實施首年，接受官方登記的非國教教堂會就高達900多個。³ 但所謂有人歡喜有人愁，縱使國教會仍能享有合法特權、巨額財富以及擁有大批信眾等等，他們自此需要與其他非建制教會競爭。

而當我們回顧這段英格蘭新教趨向多元化的歷史時，會發現：不只是非建制的異議者在嘗試和失敗中經歷悔改與更新，上主對建制的國教會亦有不少修剪與復興。不少聖公會神職人員一開始都對國家的寬容新猷感到厭惡，不過後來有人開始願意轉變眼光，並主張一些新的牧養方法。以梳士巴利主教伯內特（Gilbert Burnet, bishop of Salisbury, 1643-1715）在1692年出版之《牧靈關懷論》（Discourse of the Pastoral Care）為例，書中提倡國教會的神職人員應該需要更賣力，⁴ 以贏得異議者的尊重和愛戴。 就算國教會依然不乏反對異議者的領袖，聖公會不少主教於團結與和諧的工作上的確花了不少功夫，除了在牧養的工作上盡力履行職責， ⁵ 也推動了一些從事慈善工作的社會團體（societies）之出現。⁶ 更重要的是，就算這類改革未能使國教會全然有力應對理性主義和工業革命帶來的種種新時代挑戰，但已為往後更大的復興埋下了種子——上主後來又分別在聖公會脈絡中發展出了三種各有特色的運動，包括較受阿米念主義（Arminianism）影響的衛斯理兄弟（John and Charles Wesley）、較受加爾文主義影響的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以及持更溫和的加爾文主義之聖公會福音派（Anglican Evangelicalism）⁷ 。

縱觀而言，或者我們可以說，異議者的興起除了是一場涉及政教關係爭論的運動，在更長遠的角度來看，更是關乎上主重建聖公會以致英格蘭土地上各教會的工具；是一個推進眾信徒重新思索自己身份與召命的過程。事實上，參考英國聖經公會近期發表的《寧靜復興》（The Quiet Revival）報告，⁸ 直到如今，我們仍然見到上主沒有放棄英國各類形態的教會。可見，無論是哪一個時代、哪一種光譜的教會，上主都願意引領他們在校正自己的過程中建立更忠於祂的群體。同理，今日香港的傳統堂會當然可以剖析離堂文化有甚麼限制，但誠然需要重思「我們與真教會的距離有多遠」等課題，以及歸回根本且扎實的屬靈操練。任何形態的教會都不可能指向個人主義或去神學化，傳統堂會也無例外。因此，堂會在此時更不該只把問題聚焦在不同類型的離堂主張者（包括新興教會）身上，或過快武斷對方的教會論，而是努力修正自己的神學及信仰踐行，好回應上主的督責，使自己得以在建立真教會的事上與祂有份。

註解：

1.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5），頁41。
2. 關於這段歷史，可參考作者於《時代論壇》發表的文章〈異議與自由：2024香港教會普查後再思堂會及離堂〉
3. Gerald Bray,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Britain and Ireland: From the First Century to the Twenty-First (London: Inter-Varsity, 2021), p. 498.
4. Ralph Stevens, Protestant Pluralism: The Reception of the Toleration Act, 1689-1720 (Woodbridge: The Boydell, 2018), p. 24, ref. 51: Gilbert Burnet, A Discourse of the Pastoral Care (London, 1692), p. xxix–xxx.
5. William Gibson, The Church of England 1688-1832: Unity and Accor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16-7.
6. David Manning, “Anglican Religious Societies, Organizations, and Missions,” in Jeremy Gregory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glicanism, Volume II: Establishment and Empire, 1662 -18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7), pp. 433-5.
7. Hervé Picto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2015), pp. 76-7.
8. https://bible-society.directus.app/assets/3c454227-05e0-4ae6-aedc-67e2b452c83d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堂會幹事，2023香港教會形態發展趨勢研究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