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2024香港教会普查结果于上月底公布。当中发现堂会增长动力欠奉，什至出现规模收缩的情况。虽然2024年香港的堂会数目（1,318间）较2019年轻微增加（1,305间），但年均增幅却进一步由0.3%下降至0.2%，崇拜人数及会众数目亦同样下跌。今届普查研究组成员之一、城市转化学院院长陈敏斯博士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现时香港堂会平均超过40年历史，难以大幅革新堂会。她认为堂会应摒弃传统「带人返教会」的想法，转而培养信徒领袖并提供支援，让他们因应其处境建立教会。
拥有金融专业背景的陈敏斯形容，植堂是教会的leading indicator（领先指标），这犹如经济数据一样，假如就业率差，即使GDP数字未出台，已可预计经济增长情况不理想。她指出，假如没有新增教会，下一届教会普查的数据也不会理想。不过，她认为毋须对今次普查的结果太悲观，皆因是次普查主要集中于主流教会的工作，她形容「许多事情发生在堂会之外」，一些最前沿、最具动力的事工尚未涵盖在是次普查之中。此外，「教会更新运动的普查以量化研究为主，（我认为）事工或以质性研究（效果）较佳，皆因许多事工并非单凭数据可以解释。数据或可反映大方向，但亦有其限制，当再问及事工中的细项，当中有很多细微差异（nuance），故质性研究或较为适合。」
具活力事工尚未涵盖 吁毋须对普查过份悲观
尽管普查结果显示教会增长动力、扩展幅度正萎缩，但正正由于今天许多新形态的教会和事工出现，故陈敏斯强调，基督信仰群体更需要建立新教会，教会更需要植堂。「 最大问题是，现时堂会的平均年期已有42.7年，即大部份教会是在40多年前年成立。（但）40年来，香港已出现莫大变化，无论是人口结构、科技、经济、文化、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等。」她认为，大部份参与这些教会的信徒什至是领导，都是昔日返教会的人，故教会可作的改革十分有限。
「要拥有40多年历史的教会革新，老实说，十分困难。所以要革新，便需要新堂会；新堂会才能兴起新领袖，才能接触到新群体。」她引述研究指，拥有10年以上历史的堂会，比创立10年以下的堂会，前者吸引人的能力较后者低8倍。「可以想像，新堂会能不断外展，不会将太多传统加诸在人身上。若是成熟的堂会，会众也有一定要求。」
勿以8、90年代方式植堂 考虑範式转移
陈敏斯又认为，传统教会在设立新堂会方面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习惯了80至90年代的植堂模式──购置或租借地方，动用许多人力物力资源。事实上，今天的新堂会并不需要这些硬件配套，即使透过网络同样可以举行聚会。故她认为建立新堂会最需要的资源并非金钱，而是训练信徒领袖，「他们就是祭司，服侍他们身处的地方……我并非反对建制（institution），但现在我们太集中于建制，我们如何能增加流动性？」
她提醒教会，「带人返来」其实并非想像中容易，建议教会摒弃这种传统想法，认真考虑範式转移（paradigm shift），鼓励并支援信徒领袖在他们的处境中，例如职场，领人归主并作出牧养。「为何他们（年轻人）会返教会？因为其他年轻人参与，所以他们也想参与。但今天许多教会很难营造出那种文化、氛围，吸引没有返教会的人或年轻人到来……现在愈来愈多新堂会，是（信徒）看到某些需要；例如职场中许多人未信主，在职场中办Alpha（启发课程），领人归主，但（人们信主后）难以投入教会，最后决定在公司办教会牧养这些群体。」
陈敏斯并引述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梁国全传道，在普查结果发布后分享题为〈略述「2024香港教会普查」──低处站稳再出发〉的文章，指当中提到多用扩堂、 灵活变革是很好的方向。她重申，教会如要发展服侍新群体、新文化，便该想想如何转化观念，跟一些先峰合作，给予支持并差派他们。
（截稿后编按）4月14日收到陈敏斯的补充资料，全文如下：
教新近日公布的教会普查反映持续下滑的趋势，但普遍的反应却是对这个结果不感到太意外。在过去几年，香港经历社运、疫情及移民潮，大大影响了教会的生态。究竟香港教会是否在一个不冷不热的状态？情况确是持续转差，但却未差到一个地步令教会有迫切悔改和寻求更彻底改革的决心，我想这才是最危险的状态。
普查始于八十年代，也是香港及其教会发展的全盛时期。现时香港教会的平均年龄为42.7岁，自二千年后，植堂已开始大幅放缓。过去五年，新设立并开始崇拜聚会的堂会只有十间，不到总堂会数目的百分之一。最令人担忧的是核心领袖（非受薪）的人数亦减半，远超崇拜人数及教牧同工的跌幅。
究竟实际情况是否真的这样坏？教会普查确是对香港教会最全面的研究，但经过40多年，香港也经历了很大的转变，譬如人口的结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沟通和生活模式等，要更真实捕捉信仰的面貌和实践，量性研究是有一定的限制——从回卷率由以前的八、九成到现在低于六成便可见一斑。多年来，问卷增加了不少问题，希望涵盖更多的範畴，但要更深入了解牧养、培训和事工等较为复杂的课题，质性研究会更合适。如果我们只集中在四幅墙里面，在有限的选项作答，结果未免令人感到沮丧。但如果我们愿意将眼光放远一些到四幅墙以外，很多离开了堂会的人，是仍然有一定的信仰成熟度，并在生活中持续表达，更衍生了不少新鲜形态的教会和群体。
正如宣教学家 Michael Moynagh 一针见血地指出：「《新鲜形态》并非一个理论概念。我们观察到全球愈来愈多的基督徒意识到世界与现今教会之间的差距太大，是他们的朋友及所接触到的都无法跨越。因此，他们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角落和缝隙中，建立新的基督徒社群。」譬如自1997年，有接近15%的人口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但在普查中，在堂会内的新来港人士不足四千人。虽然这批人对信仰开放，但要他们适应现存的教会文化而进入，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教会没有与时并进，在领导、文化和运作模式仍停留在上一个世纪，自然不能够接触到在城市中不停转变和流动的群体。
史耐达（Howard Snyder）提到教会最深度的特质是具有宣教使命（mission）的群体，没有使命的教会，自然会失去生命力，不断萎缩，以致百病重生。能够拥抱使命的群体，可能是在堂会以外，但反而可以更像教会。此刻最重要的可能是如何重拾使命，游淑仪牧师在教会的停滞和复兴的研究就显得更适切和有价值了。究竟我们是以「使命」形塑「教会」，还是以「教会」形塑「使命」？你的教会又是前者还是后者呢？不论是植堂、扩堂、发展新鲜形态教会或使命空间，重点是这群体是否真实地拥抱着使命、让其成为前进的动力。虽然香港教会好像是在寒冬，但寒冬过后是春天，黑云背后是太阳，我们的神从不改变，教会是被召的群体，最重要是抓紧使命，让他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