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訊】2024香港教會普查結果於上月底公佈。當中發現堂會增長動力欠奉，甚至出現規模收縮的情況。雖然2024年香港的堂會數目（1,318間）較2019年輕微增加（1,305間），但年均增幅卻進一步由0.3%下降至0.2%，崇拜人數及會眾數目亦同樣下跌。今屆普查研究組成員之一、城市轉化學院院長陳敏斯博士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現時香港堂會平均超過40年歷史，難以大幅革新堂會。她認為堂會應摒棄傳統「帶人返教會」的想法，轉而培養信徒領袖並提供支援，讓他們因應其處境建立教會。
擁有金融專業背景的陳敏斯形容，植堂是教會的leading indicator（領先指標），這猶如經濟數據一樣，假如就業率差，即使GDP數字未出台，已可預計經濟增長情況不理想。她指出，假如沒有新增教會，下一屆教會普查的數據也不會理想。不過，她認為毋須對今次普查的結果太悲觀，皆因是次普查主要集中於主流教會的工作，她形容「許多事情發生在堂會之外」，一些最前沿、最具動力的事工尚未涵蓋在是次普查之中。此外，「教會更新運動的普查以量化研究為主，（我認為）事工或以質性研究（效果）較佳，皆因許多事工並非單憑數據可以解釋。數據或可反映大方向，但亦有其限制，當再問及事工中的細項，當中有很多細微差異（nuance），故質性研究或較為適合。」
具活力事工尚未涵蓋 籲毋須對普查過份悲觀
儘管普查結果顯示教會增長動力、擴展幅度正萎縮，但正正由於今天許多新形態的教會和事工出現，故陳敏斯強調，基督信仰群體更需要建立新教會，教會更需要植堂。「 最大問題是，現時堂會的平均年期已有42.7年，即大部份教會是在40多年前年成立。（但）40年來，香港已出現莫大變化，無論是人口結構、科技、經濟、文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等。」她認為，大部份參與這些教會的信徒甚至是領導，都是昔日返教會的人，故教會可作的改革十分有限。
「要擁有40多年歷史的教會革新，老實說，十分困難。所以要革新，便需要新堂會；新堂會才能興起新領袖，才能接觸到新群體。」她引述研究指，擁有10年以上歷史的堂會，比創立10年以下的堂會，前者吸引人的能力較後者低8倍。「可以想像，新堂會能不斷外展，不會將太多傳統加諸在人身上。若是成熟的堂會，會眾也有一定要求。」
勿以8、90年代方式植堂 考慮範式轉移
陳敏斯又認為，傳統教會在設立新堂會方面有一個很大的障礙，就是習慣了80至90年代的植堂模式──購置或租借地方，動用許多人力物力資源。事實上，今天的新堂會並不需要這些硬件配套，即使透過網絡同樣可以舉行聚會。故她認為建立新堂會最需要的資源並非金錢，而是訓練信徒領袖，「他們就是祭司，服侍他們身處的地方……我並非反對建制（institution），但現在我們太集中於建制，我們如何能增加流動性？」
她提醒教會，「帶人返來」其實並非想像中容易，建議教會摒棄這種傳統想法，認真考慮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鼓勵並支援信徒領袖在他們的處境中，例如職場，領人歸主並作出牧養。「為何他們（年輕人）會返教會？因為其他年輕人參與，所以他們也想參與。但今天許多教會很難營造出那種文化、氛圍，吸引沒有返教會的人或年輕人到來……現在愈來愈多新堂會，是（信徒）看到某些需要；例如職場中許多人未信主，在職場中辦Alpha（啟發課程），領人歸主，但（人們信主後）難以投入教會，最後決定在公司辦教會牧養這些群體。」
陳敏斯並引述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梁國全傳道，在普查結果發佈後分享題為〈略述「2024香港教會普查」──低處站穩再出發〉的文章，指當中提到多用擴堂、 靈活變革是很好的方向。她重申，教會如要發展服侍新群體、新文化，便該想想如何轉化觀念，跟一些先峰合作，給予支持並差派他們。
（截稿後編按）4月14日收到陳敏斯的補充資料，全文如下：
教新近日公佈的教會普查反映持續下滑的趨勢，但普遍的反應卻是對這個結果不感到太意外。在過去幾年，香港經歷社運、疫情及移民潮，大大影響了教會的生態。究竟香港教會是否在一個不冷不熱的狀態？情況確是持續轉差，但卻未差到一個地步令教會有迫切悔改和尋求更徹底改革的決心，我想這才是最危險的狀態。
普查始於八十年代，也是香港及其教會發展的全盛時期。現時香港教會的平均年齡為42.7歲，自二千年後，植堂已開始大幅放緩。過去五年，新設立並開始崇拜聚會的堂會只有十間，不到總堂會數目的百分之一。最令人擔憂的是核心領袖（非受薪）的人數亦減半，遠超崇拜人數及教牧同工的跌幅。
究竟實際情況是否真的這樣壞？教會普查確是對香港教會最全面的研究，但經過40多年，香港也經歷了很大的轉變，譬如人口的結構、經濟、政治、文化、科技、溝通和生活模式等，要更真實捕捉信仰的面貌和實踐，量性研究是有一定的限制——從回卷率由以前的八、九成到現在低於六成便可見一斑。多年來，問卷增加了不少問題，希望涵蓋更多的範疇，但要更深入了解牧養、培訓和事工等較為複雜的課題，質性研究會更合適。如果我們只集中在四幅牆裡面，在有限的選項作答，結果未免令人感到沮喪。但如果我們願意將眼光放遠一些到四幅牆以外，很多離開了堂會的人，是仍然有一定的信仰成熟度，並在生活中持續表達，更衍生了不少新鮮形態的教會和群體。
正如宣教學家 Michael Moynagh 一針見血地指出：「《新鮮形態》並非一個理論概念。我們觀察到全球愈來愈多的基督徒意識到世界與現今教會之間的差距太大，是他們的朋友及所接觸到的都無法跨越。因此，他們在人們日常生活的角落和縫隙中，建立新的基督徒社群。」譬如自1997年，有接近15%的人口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但在普查中，在堂會內的新來港人士不足四千人。雖然這批人對信仰開放，但要他們適應現存的教會文化而進入，仍然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教會沒有與時並進，在領導、文化和運作模式仍停留在上一個世紀，自然不能夠接觸到在城市中不停轉變和流動的群體。
史耐達（Howard Snyder）提到教會最深度的特質是具有宣教使命（mission）的群體，沒有使命的教會，自然會失去生命力，不斷萎縮，以致百病重生。能夠擁抱使命的群體，可能是在堂會以外，但反而可以更像教會。此刻最重要的可能是如何重拾使命，游淑儀牧師在教會的停滯和復興的研究就顯得更適切和有價值了。究竟我們是以「使命」形塑「教會」，還是以「教會」形塑「使命」？你的教會又是前者還是後者呢？不論是植堂、擴堂、發展新鮮形態教會或使命空間，重點是這群體是否真實地擁抱著使命、讓其成為前進的動力。雖然香港教會好像是在寒冬，但寒冬過後是春天，黑雲背後是太陽，我們的神從不改變，教會是被召的群體，最重要是抓緊使命，讓祂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