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香港循道、衞理两公会源自英、美同宗教会，于1975年正式立案联合成为「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联合教会」（下称联合教会），至今50年。该会于2月22日晚上举办讲座，邀请了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前院长邢福增教授分享有关联合教会的历史和反思。邢福增表示，由于对福音、教制等理解的不同，历史中教会分裂是常态，比合一的时间多；当谈合一，亦需考虑现实处境。
邢福增指，合一的概念源于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的分离祷告，强调「你们要合而为一」，但现实中其实教会是「分多过合」。但分不一定是分裂，而是教制、礼仪、神学上多元的发展。他提及在教会历史中，有一种排他式的教会论，认为真正的教会只有一个，其他的教会不会得救，这种想法亦是分裂的原因。
另一方面，不同宗派传统内部亦有合一的尝试。邢福增举例指，有1912年创立的中华圣公会及1939年的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而跨宗派合一方面，他特别提到1927年发起的中华基督教会运动，该运动提倡「合一」（unity）非「一律」（uniformity），「合一不是统一，可以容许合一里面有不同」，使长老会、伦敦会、公理会愿意联合成中华基督教会。邢福增表示，从上述3种合一的理解可见，「有些人认为合作便是合一……但有人认为合作不够『完完全全』，大家对于合一的目标和理念都各有不同。」
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难得的合一
至于联合教会的成立，邢福增指可以追溯至18世纪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的循道运动，后来演变至英国于1932年由英国循道会、循原会与圣道公会联合的「英国循道公会」，以及美国在1939年成立的「美国衞理公会」。伴随着普世合一运动的影响，循道宗和衞理宗亦开始在中国商讨合一，但后来遇上国共内战以及三自运动，合一的商讨便戛然而止。
他亦简介了香港的循道公会与衞理公会同宗合一的背景，可以从上世纪50年代的「合作」到60年代的「合一」去理解，分别是衞理公会黄安素会督（Ralph Ansel Ward）尝试推动成立「协会」（Hong Kong Methodist Council）不成功，到传教士唐乐仁（Robert L Turnipseed）就两会合并提出「特别动议」。邢福增分析，两会合一的讨论到60年代渐见顺利，例如在1969年的〈联合进程草案〉，以及同年的文章〈为什么合一？〉，就着两会合一提出理由，指两会出自同一源头，也阐述了合一的力量。到1975年10月25日，联合教会正式成立。
在比较联合前的循道与卫理两会时，邢福增指循道会的历史较卫理会长，可追溯至俾士（George Piercy）来港。而在堂会数目方面，卫理会（9间）则较循道会（5间）多。而前者的强项是社会服务，后者则较着重兴办教育（特别是九龙及北角两所循道学校）。另外，从教会植堂的时间可见，两会的植堂都停在1967年前。邢福增解释，这是由于当时两会把合一视为优先事项，为此牺牲了教会自身的发展。
邢福增整理了香港当时3条主要的合一路线，分为是于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汪彼得牧师发起的「香港联合教会」（1967-1970）、循道公会与卫理公会的联合（1967-1970年代），以及圣公会港澳教区白约翰会督发起的教会联合（1969-1971）。邢福增引述唐乐仁的文章，文中提到「卫理公会内对此事的热情不高，主要原因在于对其他教会某些领袖的个人观感」，反映当时教内本地群体希望维持对自身宗派的忠诚，可能是导致合一商讨难以推进的原因之一。回望这段历史，邢福增认为循道和卫理公会能成功合一非常难得。
建立同一体制才是合一？
谈到两会商讨联合事宜的阶段（1975年前后），邢福增忆述当年安素堂的义务教士江大惠形容教会联合就好像一场婚礼，「二人成为一体是很浪漫，（但）结婚的时候双方的家长坐在一起谈的是围数、酒席、礼金」；江大惠在出席相关会议后发现，合一除了理念以外，也得面对许多现实与利益考虑。邢福增提醒，合一可以是政权管治的手段，方便管理，亦可以是同苦相连的合一，例如香港日占时期的集中营里，信徒无分宗派，「大家一同祈祷和聚会，已经是很感恩的事」。
回顾整段联合教会的历史后，他反问：「教会是否分散一点，会比一个大教会好……（还是）真的要建立一个体制完全相同的联合教会，才是『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呢？」在回应现场提问时，他指出现时基督徒对合一的理解偏向解作合作、宗派间互相尊重，多于追求组织上的合一，从而避免教派主义的问题。
「从大历史看联合教会的前世与今生」讲座在循道衞理联合教会安素堂举行，大会统计约450人参与。
（编按：文中提及循道会的强项，以及「香港联合教会」的年份，曾作订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