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訊】香港循道、衞理兩公會源自英、美同宗教會，於1975年正式立案聯合成為「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下稱聯合教會），至今50年。該會於2月22日晚上舉辦講座，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前院長邢福增教授分享有關聯合教會的歷史和反思。邢福增表示，由於對福音、教制等理解的不同，歷史中教會分裂是常態，比合一的時間多；當談合一，亦需考慮現實處境。
邢福增指，合一的概念源於約翰福音十七章耶穌的分離禱告，強調「你們要合而為一」，但現實中其實教會是「分多過合」。但分不一定是分裂，而是教制、禮儀、神學上多元的發展。他提及在教會歷史中，有一種排他式的教會論，認為真正的教會只有一個，其他的教會不會得救，這種想法亦是分裂的原因。
另一方面，不同宗派傳統內部亦有合一的嘗試。邢福增舉例指，有1912年創立的中華聖公會及1939年的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而跨宗派合一方面，他特別提到1927年發起的中華基督教會運動，該運動提倡「合一」（unity）非「一律」（uniformity），「合一不是統一，可以容許合一裡面有不同」，使長老會、倫敦會、公理會願意聯合成中華基督教會。邢福增表示，從上述3種合一的理解可見，「有些人認為合作便是合一……但有人認為合作不夠『完完全全』，大家對於合一的目標和理念都各有不同。」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難得的合一
至於聯合教會的成立，邢福增指可以追溯至18世紀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的循道運動，後來演變至英國於1932年由英國循道會、循原會與聖道公會聯合的「英國循道公會」，以及美國在1939年成立的「美國衞理公會」。伴隨著普世合一運動的影響，循道宗和衞理宗亦開始在中國商討合一，但後來遇上國共內戰以及三自運動，合一的商討便戛然而止。
他亦簡介了香港的循道公會與衞理公會同宗合一的背景，可以從上世紀50年代的「合作」到60年代的「合一」去理解，分別是衞理公會黃安素會督（Ralph Ansel Ward）嘗試推動成立「協會」（Hong Kong Methodist Council）不成功，到傳教士唐樂仁（Robert L Turnipseed）就兩會合併提出「特別動議」。邢福增分析，兩會合一的討論到60年代漸見順利，例如在1969年的〈聯合進程草案〉，以及同年的文章〈為甚麼合一？〉，就著兩會合一提出理由，指兩會出自同一源頭，也闡述了合一的力量。到1975年10月25日，聯合教會正式成立。
在比較聯合前的循道與衛理兩會時，邢福增指循道會的歷史較衛理會長，可追溯至俾士（George Piercy）來港。而在堂會數目方面，衛理會（9間）則較循道會（5間）多。而前者的強項是社會服務，後者則較著重興辦教育（特別是九龍及北角兩所循道學校）。另外，從教會植堂的時間可見，兩會的植堂都停在1967年前。邢福增解釋，這是由於當時兩會把合一視為優先事項，為此犧牲了教會自身的發展。
邢福增整理了香港當時3條主要的合一路線，分為是於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汪彼得牧師發起的「香港聯合教會」（1967-1970）、循道公會與衛理公會的聯合（1967-1970年代），以及聖公會港澳教區白約翰會督發起的教會聯合（1969-1971）。邢福增引述唐樂仁的文章，文中提到「衛理公會內對此事的熱情不高，主要原因在於對其他教會某些領袖的個人觀感」，反映當時教內本地群體希望維持對自身宗派的忠誠，可能是導致合一商討難以推進的原因之一。回望這段歷史，邢福增認為循道和衛理公會能成功合一非常難得。
建立同一體制才是合一？
談到兩會商討聯合事宜的階段（1975年前後），邢福增憶述當年安素堂的義務教士江大惠形容教會聯合就好像一場婚禮，「二人成為一體是很浪漫，（但）結婚的時候雙方的家長坐在一起談的是圍數、酒席、禮金」；江大惠在出席相關會議後發現，合一除了理念以外，也得面對許多現實與利益考慮。邢福增提醒，合一可以是政權管治的手段，方便管理，亦可以是同苦相連的合一，例如香港日佔時期的集中營裡，信徒無分宗派，「大家一同祈禱和聚會，已經是很感恩的事」。
回顧整段聯合教會的歷史後，他反問：「教會是否分散一點，會比一個大教會好……（還是）真的要建立一個體制完全相同的聯合教會，才是『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呢？」在回應現場提問時，他指出現時基督徒對合一的理解偏向解作合作、宗派間互相尊重，多於追求組織上的合一，從而避免教派主義的問題。
「從大歷史看聯合教會的前世與今生」講座在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安素堂舉行，大會統計約450人參與。
（編按：文中提及循道會的強項，以及「香港聯合教會」的年份，曾作訂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