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选战》（Conclave）在香港上映时似乎没有引来太多评论，然而，《时代论坛》亦有数篇文章。笔者读后，暗叹本地无人看懂这齣戏。也难怪，说的事远在太平洋彼岸，倘若找一个美国人来谈谈，大家便可能看到一些以前未看到过的轨迹，顺道而上，相信会见到很多比「权力会叫人腐败」更精采的信息。
戏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代表着今日美国社会（包括教会在内）的几种心态。首先，罗马教廷枢机团团长Lawrence代表的，是一个对教会失去了信心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他正说出了今天很多美国基督徒的心声。这些信徒并非对神没有信心，而是对一个已经惯于依附着政治权力的教会难再信任，透过拥戴现今的掌权者，教会得着了从未有过的权力，因而不再讲谦卑、牺牲、仁慈、仁爱等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反而，我们会看见保守的福音派专栏作家David French在《纽约时报》写下一篇题为〈为何这么多基督徒是如此残酷？〉的文章。但同时，也是这位没有信心的主教讲了一篇相当重要的道！在选新一任教宗前的一场弥撒中，他说「我最害怕的罪就是确信无疑。」（"There is one sin I have come to fear above all else: Certainty."）他的话探讨了信仰的复杂性，强调真正的信仰往往涉及与疑惑的挣扎。他挑战其他枢机主教接受不确定性，指出坚定不移的确信可能是一种傲慢的表现，换句话说，疑惑有时可能是谦卑的表现。（这种讲法，正迴响着神学家Peter Enns的一本近作The Sin of Certainty，是否凑巧得很？）再想想戏中已故的教宗在临终前指定要Lawrence主持选举大会，是否可圈可点呢？
来自米兰的主教Bellini是代表自由派（liberal）。自由派的人相信他们的议题是为了大众公益，所以他们在整个人类的文明中有着助长进步的角色（progressive）。世俗化的自由主义可以说是来自基督教，他们相信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他们却希望将神创造人的前设取消；然而「拿走了」神之后，自由主义仍然能够为人类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吗？Bellini与Lawrence的一场对话叫笔者捧腹大笑。本来整天说不想当教宗的Bellini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当然想，我们人人都想！」Lawrence错愕地回答：「我以为我们在事奉神。」「不要天真了！」Bellini回斥了一句。这场戏将自由派的外衣脱下，还它一个本来面目，可以说奚落得体无完肤，但竟然有影评人说这电影是woke，实在有点啼笑皆非。
自由派的对比当然是保守派，角色是Tedesco主教。保守的意思就是立场传统，几千年走下来的路是经过千锤百炼，自然有其道理，自然不会错、自然是肯定的（certainty）！但前面已经说过，正因为如此肯定，而可能变成傲慢，因为看不到自己的无知。肯定的声音往往会带来一种强而有力的感觉，当Tedesco主教愤怒地表示不能让恐怖份子肆虐，教会必须要带领群众作战，他马上有很多附和者。毕竟，面对身体被危害之际，谁不想有一个强人去保护自己？然而，一个柔和谦卑的阿富汗主教Benitez问了一句：「我尊敬的请问，你知道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吗？」说话的人，一生在战火当中事奉神，他才是战争的权威！一番话下来，暴露了前者的无知。以暴易暴可能是本能反应，但却失去了属灵的本质，若教会的行为与世俗一样，那耶稣基督的生命又在何处落实？
另外一个对比是Adeyemi和Tremblay，前者是一位少数族裔（黑人）主教，后者是一位白人主教，导演这一安排相信是想反映一些族裔之争。自由主义的wokeism往往将少数族裔描绘成受害者，因此少数族裔就不会是压迫者，而且有点自然而然的站在道德高地。戏中的Adeyemi是一位有多人拥戴的教宗候选人，无论在事奉岗位或人格上，都备受尊重，而且既为少数族裔，作为新一任的属灵领袖就更有代表性。谁知一个道貌岸然的枢机主教，背后原来有着不可告人的性丑闻，但最叫人吃惊的，就是当面对当年曾经与之有染，并且抛弃了的女人，唯一的反应就是否认和遮瞒事实，为要保护自己的胜算，这样的行径与一个政客一模一样，于是wokeism所说的「道德高地」梦幻完全破灭。
Tremblay这个角色其实最传统，也是所有观众都在期待出场的人物。在这一场教宗选战，人人都知道背后必然有假冒为善，暗中渴慕权力的「法利赛人」，Tremblay就是满足了这个角色的人物。从头到尾，他都是「循规蹈矩」，虽然有谣言说前任教宗要将他罢免，毕竟，只是一人之言，不能就信。到了最后，揭发了原来从一开始，Tremblay就已经部署去打垮所有其他有声望的候选人，《论坛》数篇文章中讲到「权力可以使人腐化」的讲法，其实就只有这个人物。
导演在整齣戏里面明显地说出了「罪」这个主题，他没有放过属灵领袖，也没有刻意去羞辱他们，只是平实地叙述了他们的人性。平心而论，除了Tremblay之外，其他几位候选人在他们的「罪」被揭露出来之后，都为此忏悔或沉默，这其实是相当正面的。
阿富汗主教Benitez这个角色一开始就以神秘人物的姿态出现，人人都知道是异数，他所代表的是「不配」。改编自同名的小说，没有把这角色写成跨性人，也没有说他是同性恋者，却将他安排作一个双性人。如此，取消了LGBTQ是否「天生」的争议，但将这个议题放在一个吊诡的位置上，去迫使观众超越这个角色的性身份（sexual identity）来了解他的整全人格。在传统的价值观底下，这是一个不正常的人，有如一个太监（申廿三1），但比太监更属丑闻的一个人。也许，他可以在教会里有一个位置，但他只能作最小的，最好不要让人知道他的底蕴，他或者可以事奉，但只能作一些烹茶、扫地、倒垃圾之类的工作。吊诡之处，乃在于当他发现了自己生理上的本质后，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隐瞒，反而向教会的最高领袖剖白，因为他愿意作最小的、他愿意在后，结果他成了在前、成为了最大的。
最后，有一个人物在整齣戏里面一直没有出现的，就是已经身故的上一任教宗。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在于它代表了逝去的智慧。他虽然人已不在，但却洞察世情，临终前的安排，仍然在带领着整个教会要如何按着基督的教训向前走。
看《教宗选战》这齣戏有如去欣赏一幅人像画，画中每一个人物都在刻划着背后所要代表的一个小故事，这些小故事加在一起，组成了一幅大图画，说出了导演想要讲的。似乎教会门外的人望进教会门内，也有点心得知道教会应该如何运作。假如按照圣经所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太十九30），那么，荷里活的结论是：「教会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当今面对这么多挑战的世代下，这种乐观的想法岂不令人振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