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選戰》（Conclave）在香港上映時似乎沒有引來太多評論，然而，《時代論壇》亦有數篇文章。筆者讀後，暗嘆本地無人看懂這齣戲。也難怪，說的事遠在太平洋彼岸，倘若找一個美國人來談談，大家便可能看到一些以前未看到過的軌跡，順道而上，相信會見到很多比「權力會叫人腐敗」更精采的信息。
戲中的幾個主要人物，都代表著今日美國社會（包括教會在內）的幾種心態。首先，羅馬教廷樞機團團長Lawrence代表的，是一個對教會失去了信心的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他正說出了今天很多美國基督徒的心聲。這些信徒並非對神沒有信心，而是對一個已經慣於依附著政治權力的教會難再信任，透過擁戴現今的掌權者，教會得著了從未有過的權力，因而不再講謙卑、犧牲、仁慈、仁愛等基督教的傳統價值觀。反而，我們會看見保守的福音派專欄作家David French在《紐約時報》寫下一篇題為〈為何這麼多基督徒是如此殘酷？〉的文章。但同時，也是這位沒有信心的主教講了一篇相當重要的道！在選新一任教宗前的一場彌撒中，他說「我最害怕的罪就是確信無疑。」（"There is one sin I have come to fear above all else: Certainty."）他的話探討了信仰的複雜性，強調真正的信仰往往涉及與疑惑的掙扎。他挑戰其他樞機主教接受不確定性，指出堅定不移的確信可能是一種傲慢的表現，換句話說，疑惑有時可能是謙卑的表現。（這種講法，正迴響著神學家Peter Enns的一本近作The Sin of Certainty，是否湊巧得很？）再想想戲中已故的教宗在臨終前指定要Lawrence主持選舉大會，是否可圈可點呢？
來自米蘭的主教Bellini是代表自由派（liberal）。自由派的人相信他們的議題是為了大眾公益，所以他們在整個人類的文明中有著助長進步的角色（progressive）。世俗化的自由主義可以說是來自基督教，他們相信人的生命是寶貴的，但他們卻希望將神創造人的前設取消；然而「拿走了」神之後，自由主義仍然能夠為人類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嗎？Bellini與Lawrence的一場對話叫筆者捧腹大笑。本來整天說不想當教宗的Bellini終於說出了心裡話：「當然想，我們人人都想！」Lawrence錯愕地回答：「我以為我們在事奉神。」「不要天真了！」Bellini回斥了一句。這場戲將自由派的外衣脫下，還它一個本來面目，可以說奚落得體無完膚，但竟然有影評人說這電影是woke，實在有點啼笑皆非。
自由派的對比當然是保守派，角色是Tedesco主教。保守的意思就是立場傳統，幾千年走下來的路是經過千錘百煉，自然有其道理，自然不會錯、自然是肯定的（certainty）！但前面已經說過，正因為如此肯定，而可能變成傲慢，因為看不到自己的無知。肯定的聲音往往會帶來一種強而有力的感覺，當Tedesco主教憤怒地表示不能讓恐怖份子肆虐，教會必須要帶領群眾作戰，他馬上有很多附和者。畢竟，面對身體被危害之際，誰不想有一個強人去保護自己？然而，一個柔和謙卑的阿富汗主教Benitez問了一句：「我尊敬的請問，你知道戰爭是怎麼一回事嗎？」說話的人，一生在戰火當中事奉神，他才是戰爭的權威！一番話下來，暴露了前者的無知。以暴易暴可能是本能反應，但卻失去了屬靈的本質，若教會的行為與世俗一樣，那耶穌基督的生命又在何處落實？
另外一個對比是Adeyemi和Tremblay，前者是一位少數族裔（黑人）主教，後者是一位白人主教，導演這一安排相信是想反映一些族裔之爭。自由主義的wokeism往往將少數族裔描繪成受害者，因此少數族裔就不會是壓迫者，而且有點自然而然的站在道德高地。戲中的Adeyemi是一位有多人擁戴的教宗候選人，無論在事奉崗位或人格上，都備受尊重，而且既為少數族裔，作為新一任的屬靈領袖就更有代表性。誰知一個道貌岸然的樞機主教，背後原來有著不可告人的性醜聞，但最叫人吃驚的，就是當面對當年曾經與之有染，並且拋棄了的女人，唯一的反應就是否認和遮瞞事實，為要保護自己的勝算，這樣的行徑與一個政客一模一樣，於是wokeism所說的「道德高地」夢幻完全破滅。
Tremblay這個角色其實最傳統，也是所有觀眾都在期待出場的人物。在這一場教宗選戰，人人都知道背後必然有假冒為善，暗中渴慕權力的「法利賽人」，Tremblay就是滿足了這個角色的人物。從頭到尾，他都是「循規蹈矩」，雖然有謠言說前任教宗要將他罷免，畢竟，只是一人之言，不能就信。到了最後，揭發了原來從一開始，Tremblay就已經部署去打垮所有其他有聲望的候選人，《論壇》數篇文章中講到「權力可以使人腐化」的講法，其實就只有這個人物。
導演在整齣戲裡面明顯地說出了「罪」這個主題，他沒有放過屬靈領袖，也沒有刻意去羞辱他們，只是平實地敘述了他們的人性。平心而論，除了Tremblay之外，其他幾位候選人在他們的「罪」被揭露出來之後，都為此懺悔或沉默，這其實是相當正面的。
阿富汗主教Benitez這個角色一開始就以神祕人物的姿態出現，人人都知道是異數，他所代表的是「不配」。改編自同名的小說，沒有把這角色寫成跨性人，也沒有說他是同性戀者，卻將他安排作一個雙性人。如此，取消了LGBTQ是否「天生」的爭議，但將這個議題放在一個弔詭的位置上，去迫使觀眾超越這個角色的性身份（sexual identity）來了解他的整全人格。在傳統的價值觀底下，這是一個不正常的人，有如一個太監（申廿三1），但比太監更屬醜聞的一個人。也許，他可以在教會裡有一個位置，但他只能作最小的，最好不要讓人知道他的底蘊，他或者可以事奉，但只能作一些烹茶、掃地、倒垃圾之類的工作。弔詭之處，乃在於當他發現了自己生理上的本質後，他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去隱瞞，反而向教會的最高領袖剖白，因為他願意作最小的、他願意在後，結果他成了在前、成為了最大的。
最後，有一個人物在整齣戲裡面一直沒有出現的，就是已經身故的上一任教宗。這個角色的重要性在於它代表了逝去的智慧。他雖然人已不在，但卻洞察世情，臨終前的安排，仍然在帶領著整個教會要如何按著基督的教訓向前走。
看《教宗選戰》這齣戲有如去欣賞一幅人像畫，畫中每一個人物都在刻劃著背後所要代表的一個小故事，這些小故事加在一起，組成了一幅大圖畫，說出了導演想要講的。似乎教會門外的人望進教會門內，也有點心得知道教會應該如何運作。假如按照聖經所說，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太十九30），那麼，荷里活的結論是：「教會的前途是光明的。」在當今面對這麼多挑戰的世代下，這種樂觀的想法豈不令人振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