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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又三个月过去了。谁会想到这场战争会持续这般久，以巴双方的死伤数目也高得如此可怕，最近就连相差二千公里的也门，亦连二接三的发射导弹或以装上炸弹的无人机入侵，导致中部地区的居民连续几周，每两晚就要从睡梦中醒来往防空室躲避，名副其实令人「疲于奔命」。这种现实，令不少人郁闷，得出病来，我也已经多月充满了无力感和罪咎感，提不起劲做事。

早前达成短暂停火和交换人质协议的消息，稍让人心振奋。特别是笔者执笔之际，新闻报道哈马斯同意所有条件，而以色列政府内阁也开绿灯通过方案，协议于一月十九日生效，而当天第一批人质（三人）回到以色列。那刻街上我听到市民谈论的，都是希望星期日（即十九日）快点到来，即使不是所有人质会获释，但有协议就是有盼望，有人质能回家总比没有好，我心里也暗暗的祝愿加沙居民，也得过稍为平静的日子。

这四百七十天以来，每天除了对当下的灾难感到痛心外，看着加沙每天增加的死者数目（我们获得的只是加沙的医疗部统计数字），看到流离失所的难民所受的苦难，渐渐令我背负着一份罪咎感，感觉我和千千万万的以色列人的沉默／漠视，就是这场大灾难——死难／饥荒和寒冷煎熬／医疗人员物资短缺——的帮凶。

自身为人母后，这是第一次的以色列和加沙冲突（女儿只有两岁，她十个月大时就发生十月七日的灾难）。下一代的孩子们将来会如何看我们？他们会否因我们没有对加沙的灾难发出反抗之声，而对我们发怒、对我们失望呢？我如何能成为孩子们的榜样？我就连反对战争的意见也不敢公开发表，还有资格去教导女儿要关爱世界吗？将来的我又能面对自己今天的沉默吗？

偶尔读到专门研究纳粹大屠杀后遗影响的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巴昂（Dan Bar-On）的解说：「暴力冲突会导致社会出现沉默区。肇事者的行为和责任被掩盖。受害者的痛苦、旁观者的角色也是如此……沉默往往会传递给下一代」。的确，我深感这份沉默已经在我身上和在以色列社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