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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又三個月過去了。誰會想到這場戰爭會持續這般久，以巴雙方的死傷數目也高得如此可怕，最近就連相差二千公里的也門，亦連二接三的發射導彈或以裝上炸彈的無人機入侵，導致中部地區的居民連續幾週，每兩晚就要從睡夢中醒來往防空室躲避，名副其實令人「疲於奔命」。這種現實，令不少人鬱悶，得出病來，我也已經多月充滿了無力感和罪咎感，提不起勁做事。

早前達成短暫停火和交換人質協議的消息，稍讓人心振奮。特別是筆者執筆之際，新聞報道哈馬斯同意所有條件，而以色列政府內閣也開綠燈通過方案，協議於一月十九日生效，而當天第一批人質（三人）回到以色列。那刻街上我聽到市民談論的，都是希望星期日（即十九日）快點到來，即使不是所有人質會獲釋，但有協議就是有盼望，有人質能回家總比沒有好，我心裡也暗暗的祝願加沙居民，也得過稍為平靜的日子。

這四百七十天以來，每天除了對當下的災難感到痛心外，看著加沙每天增加的死者數目（我們獲得的只是加沙的醫療部統計數字），看到流離失所的難民所受的苦難，漸漸令我背負著一份罪咎感，感覺我和千千萬萬的以色列人的沉默／漠視，就是這場大災難——死難／饑荒和寒冷煎熬／醫療人員物資短缺——的幫兇。

自身為人母後，這是第一次的以色列和加沙衝突（女兒只有兩歲，她十個月大時就發生十月七日的災難）。下一代的孩子們將來會如何看我們？他們會否因我們沒有對加沙的災難發出反抗之聲，而對我們發怒、對我們失望呢？我如何能成為孩子們的榜樣？我就連反對戰爭的意見也不敢公開發表，還有資格去教導女兒要關愛世界嗎？將來的我又能面對自己今天的沉默嗎？

偶爾讀到專門研究納粹大屠殺後遺影響的以色列心理學家丹巴昂（Dan Bar-On）的解說：「暴力衝突會導致社會出現沉默區。肇事者的行為和責任被掩蓋。受害者的痛苦、旁觀者的角色也是如此……沉默往往會傳遞給下一代」。的確，我深感這份沉默已經在我身上和在以色列社會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