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今时今日，植堂对很多香港教会来说是一个既陌生又遥远的概念。回顾香港教会的发展，八、九十年代是植堂的高峰期，教会的数目在这二十年间接近倍增，但在随后的二十年已大大放缓，期间只有15%的增长，平均每年0.7%。放缓的程度在近年尤为严重，植堂╱扩堂的动力大幅滑落。¹

植堂带来教会更新

经过疫情和移民潮的冲击，不少教会已处于挨打状态，只要不萎缩已非常感恩，又那有空间和心力去植堂呢？而且香港已有1,300多间教会，比7-Eleven更多，为什么还要植堂，而不将资源和时间投放在现存的教会，予以更新及巩固？提摩太凯勒牧师（Timothy Keller）在《21世纪教会成长学》一书指出，建立大量新的教会，其实就是更新现有教会最好的方法：²

1. 新建教会为整个身体带来新的观念
   
   新建教会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来创新，是整个基督身体的「研发部门」。对于新的做法，历史较长的教会通常望之却步，认定「在我们这儿行不通」。可是当这些新建教会采取新的做法而取得成功，其他教会可能就会鼓起勇气尝试。

2. 新建教会为城市兴起新的基督徒领袖
   
   历史较久的教会吸引一些支持传统、资历深厚、欣赏常规惯例、有地缘人脉的领袖。新成立的教会，则吸引看重创意、冒险、勇于改革的人士。历史较久的教会往往把这些人拒诸门外，因此他们在传统环境中，并不自在。新建的教会反倒能吸引并善用这些人才。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的恩赐就无法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得到发挥。

3. 新建教会挑战其他教会自我省察
   
   有些时候，只有透过跟新成立的教会对照，历史较长的教会才能够釐清自己的异象、专长和身份。新兴教会的成长，往往带来谦卑、悔改，激励人摒弃自我挫败、悲观消极的态度。事实上，当新教会蓬勃发展的时候，母会往往因为接收到它的影响、资源、兴奋、异象，而经历更新。新兴的领袖、事工、新增会友及收入，从各种不同管道「回冲」到母会，使它更强壮、更复兴。

4. 新教会可能成为提供整个社区「福音果子」的体系
   
   新教会往往产生不少新信徒，因为种种原因，最后进了现存的教会。有些时候，新兴的教会很令人兴奋、充满外展的活力，但它的领导阶层也颇不稳定、颇不成熟。有些初信者无法忍受新成立教会经常发生的混乱与改变，因此转移到现有的教会去。有些时候，新教会领人归信基督，但新信徒很快发现，并不适应这年轻教会的社经环境，于是迁移到其他现有的教会，在那里找到自己比较接受的习惯和文化。一般来说，新建的教会不只会为自己注入新血，也会为现存的教会注入新血。

香港需要多少间教会？

在教会增长的研究上提到 「百份之一定律」，即是每一个地区或宗派，如不能做到每年增加1%的堂会数目，整体人数便会下滑。要在每一代增加50%的信徒，每年的堂会增长，便需要有2%到3%。 ³

要增加一个城市中信徒的人数，主要的方式不是透过教会复兴，而是透过建立教会。研究证实，新成立的教会有三份之一到三份之二的新成员，来自原本不参加任何崇拜团体的背景。而成立十至十五年以上的教会，其新成员则有80％-90％，是从其他教会转会过来的。⁴因此，就同样大小的教会而言，新成立的教会带人进入基督身体的数量，比起历史较久的教会平均大六至八倍。香港自回归以来，人口的结构已产生极大的改变，新来港人士已超过15%，但针对这些群体的教会寥寥可数，我们绝不能期望他们适应现存教会的文化，更有效的方法是往他们的社群/社区植堂。

研究及一些案例显示，如果一万个居民中有一间教会，总人口中大约会有1％的人上教会。如果比例提高到每一千个居民中有一所教会，城市人口中会有15％-20％人上教会。如果教会数量再提高到每五百人有一间教会，上教会的比例会达到40％以上。所以，教会数量与上教会的人数，两者之间是「指数关系」而非「线性关系」。 ⁵

香港现在每5,636人中有一间教会，如果我们想维持现时上教会的人数（约人口的3.6%），堂会最少每年要有1%的增长，即每年13间，但香港只有3.5间。⁶如果我们渴望福音对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有15至20%人上教会（约每一千人有一间教会），教会的数目便需要大大倍增。对现时的教会来说，这不免是天方夜谭，但相对于八十年代的纽约，我们的情况还是好得多的。

纽约的植堂运动

「暴力、破产、无人上教会」是皮亚博士（Mac Pier）在八十年代刚抵达纽约市时，描述该城的三个形容词。当时只有少于1%的人上教会。在这个看似绝望的年代，不同的领袖被召到这个极度世俗和黑暗的城市，开展不同的祈祷运动和植堂。⁷凯勒牧师就是在1989年被差派在当地建立长老会救赎主教会。他以聆听进入当地的文化，以处境化的福音宣讲和服侍、转化社群，深信植堂乃将福音遍传城市的最佳途径，并将异象传递和结网，为全城的福音运动奠下了基础。这些发展渐渐受到世界各地的注意，在一群来自荷兰的牧者的要求下，凯勒牧师创办了City The City（CTC），培育植堂者在各大城市以处境化的福音开拓教会和城市福音运动。他在2017年从救赎主教会退下来，全身投入这个事工。至今CTC已在全球训练了接近160,000的领袖，开拓超过2,100间教会。⁸在纽约上教会的人数亦由1989年的不足1%，增加到2019年的7%，⁹而且势头强劲，相信离凯勒牧师百份之十的遗愿并不远矣。

将植堂编织在事工的经纬中

当然纽约在很多地方都跟香港不同，其实当时纽约的情况比我们糟得多。求神张开我们的眼睛，在城中找到希望的展示。毕竟在香港，我们仍拥有传福音和植堂的自由。植堂不应是一件痛苦或不寻常的事；就如保罗传福音、栽培门徒，总是接着建立教会。期盼教会将植堂编织在事工的经纬中，让它持续、稳定、自然地发展。

随着时代的变迁，植堂的範式也有很大的转移。门槛也不像从前那么高，新形态的教会比较着重处境化，关系和使命，什具弹性，¹⁰有不少的植堂者更是织网者或斜槓一族，属灵的覆盖和人手的支援可能比财务更重要。源自英国的新鲜形态得到主流宗派的支持，锐意招募和培育先锋者（Pioneers），加上在资源和制度上的调配，支持不同的信徒群体建立教会，将当时的颓势扭转。¹¹

结语

教会拓植不再只是针对偏远的地区或者异教的社会，已经有教会的社会，需要保持活泼、广泛的教会拓植事工，才能将福音遍传、影响城市和转化社会。一间教会，不论有多大，绝对无法满足一个多元城市的不同需要。惟有建立数以百计大大小小的教会，蔚为运动，才能无孔不入地接触到城市中每一个社区、每一个阶层及每一个族群。¹²

1. 香港教会更新运动：《2019香港教会普查简报》
2. 提摩太凯勒着、何明珠译。《21世纪教会成长学》。(校园 2018) P.681
3. Lyle Schaller, 44 Questions for Church Planters (Nashville, Abingdon, 1991), P. 12
4. 见Donald McGavran and George q. Hunter III. eds., Church Growth: Strategies That Work (Nashville: Abingdon, 1980), 100; 亦可参考 C. Kirk Hadaway, New Churches and Church Growth in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Nashville: Broadman, 1987); Ed Stetzer, Planting Missional Churches: Planting a Church That’s Biblically Sound and Reaching People in Culture (Nashville: Broadman and Holman, 2006). Stetzer写道：「建立三年以内的教会，每年带人信主的比例，是每一百位会友带领十人信主；而十五年以上的教会，每一百位会友只带三人信主」P. 8
5. 这些数字是根据一项研究——由the Values Research Institute of New York进行，Redeemer City to City委托——检视纽约市过去几十年教会出席人数和教会增长情况。这些数字，尽管不精确，应该认真视为概略模式。它们基本上也与美国其他地区上教会人数、教会人口比例等数字相符——其他那些远比纽约市更传统、宗教气息更浓的地区。我们目前尚未在其他国家作研究。
6. 香港教会更新运动：《2019香港教会普查简报》
7. Mac Pier, A Disruptive Gospel (Baker, Grand Rapids, 2016), P. 41
8. https://redeemercitytocity.com  accessed on Dec 19, 2024
9. https://www.newyorkproject.com/why-new-york accessed on Dec 19, 2024
10. 陈敏斯主编。《神学.转化.行动:城市 X 生命的 12 个实践》。(柏祺城巿转化中心、基道,  2022) P. 171-180
11. https://www.churchofengland.org/about/fresh-expressions-church-england accessed on Dec 19, 2024
12. 提摩太凯勒着、何明珠译。《21世纪教会成长学》。(校园 2018) P.683

（陈敏斯教授为城巿转化学院院长。文章原载该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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