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今時今日，植堂對很多香港教會來說是一個既陌生又遙遠的概念。回顧香港教會的發展，八、九十年代是植堂的高峰期，教會的數目在這二十年間接近倍增，但在隨後的二十年已大大放緩，期間只有15%的增長，平均每年0.7%。放緩的程度在近年尤為嚴重，植堂╱擴堂的動力大幅滑落。¹

植堂帶來教會更新

經過疫情和移民潮的衝擊，不少教會已處於挨打狀態，只要不萎縮已非常感恩，又那有空間和心力去植堂呢？而且香港已有1,300多間教會，比7-Eleven更多，為甚麼還要植堂，而不將資源和時間投放在現存的教會，予以更新及鞏固？提摩太凱勒牧師（Timothy Keller）在《21世紀教會成長學》一書指出，建立大量新的教會，其實就是更新現有教會最好的方法：²

1. 新建教會為整個身體帶來新的觀念
   
   新建教會有更大的空間和自由來創新，是整個基督身體的「研發部門」。對於新的做法，歷史較長的教會通常望之卻步，認定「在我們這兒行不通」。可是當這些新建教會採取新的做法而取得成功，其他教會可能就會鼓起勇氣嘗試。

2. 新建教會為城市興起新的基督徒領袖
   
   歷史較久的教會吸引一些支持傳統、資歷深厚、欣賞常規慣例、有地緣人脈的領袖。新成立的教會，則吸引看重創意、冒險、勇於改革的人士。歷史較久的教會往往把這些人拒諸門外，因此他們在傳統環境中，並不自在。新建的教會反倒能吸引並善用這些人才。如果沒有這樣的機會，他們的恩賜就無法在基督的身體裡面得到發揮。

3. 新建教會挑戰其他教會自我省察
   
   有些時候，只有透過跟新成立的教會對照，歷史較長的教會才能夠釐清自己的異象、專長和身份。新興教會的成長，往往帶來謙卑、悔改，激勵人摒棄自我挫敗、悲觀消極的態度。事實上，當新教會蓬勃發展的時候，母會往往因為接收到它的影響、資源、興奮、異象，而經歷更新。新興的領袖、事工、新增會友及收入，從各種不同管道「回沖」到母會，使它更強壯、更復興。

4. 新教會可能成為提供整個社區「福音果子」的體系
   
   新教會往往產生不少新信徒，因為種種原因，最後進了現存的教會。有些時候，新興的教會很令人興奮、充滿外展的活力，但它的領導階層也頗不穩定、頗不成熟。有些初信者無法忍受新成立教會經常發生的混亂與改變，因此轉移到現有的教會去。有些時候，新教會領人歸信基督，但新信徒很快發現，並不適應這年輕教會的社經環境，於是遷移到其他現有的教會，在那裡找到自己比較接受的習慣和文化。一般來說，新建的教會不只會為自己注入新血，也會為現存的教會注入新血。

香港需要多少間教會？

在教會增長的研究上提到 「百份之一定律」，即是每一個地區或宗派，如不能做到每年增加1%的堂會數目，整體人數便會下滑。要在每一代增加50%的信徒，每年的堂會增長，便需要有2%到3%。 ³

要增加一個城市中信徒的人數，主要的方式不是透過教會復興，而是透過建立教會。研究證實，新成立的教會有三份之一到三份之二的新成員，來自原本不參加任何崇拜團體的背景。而成立十至十五年以上的教會，其新成員則有80％-90％，是從其他教會轉會過來的。⁴因此，就同樣大小的教會而言，新成立的教會帶人進入基督身體的數量，比起歷史較久的教會平均大六至八倍。香港自回歸以來，人口的結構已產生極大的改變，新來港人士已超過15%，但針對這些群體的教會寥寥可數，我們絕不能期望他們適應現存教會的文化，更有效的方法是往他們的社群/社區植堂。

研究及一些案例顯示，如果一萬個居民中有一間教會，總人口中大約會有1％的人上教會。如果比例提高到每一千個居民中有一所教會，城市人口中會有15％-20％人上教會。如果教會數量再提高到每五百人有一間教會，上教會的比例會達到40％以上。所以，教會數量與上教會的人數，兩者之間是「指數關係」而非「線性關係」。 ⁵

香港現在每5,636人中有一間教會，如果我們想維持現時上教會的人數（約人口的3.6%），堂會最少每年要有1%的增長，即每年13間，但香港只有3.5間。⁶如果我們渴望福音對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有15至20%人上教會（約每一千人有一間教會），教會的數目便需要大大倍增。對現時的教會來說，這不免是天方夜譚，但相對於八十年代的紐約，我們的情況還是好得多的。

紐約的植堂運動

「暴力、破產、無人上教會」是皮亞博士（Mac Pier）在八十年代剛抵達紐約市時，描述該城的三個形容詞。當時只有少於1%的人上教會。在這個看似絕望的年代，不同的領袖被召到這個極度世俗和黑暗的城市，開展不同的祈禱運動和植堂。⁷凱勒牧師就是在1989年被差派在當地建立長老會救贖主教會。他以聆聽進入當地的文化，以處境化的福音宣講和服侍、轉化社群，深信植堂乃將福音遍傳城市的最佳途徑，並將異象傳遞和結網，為全城的福音運動奠下了基礎。這些發展漸漸受到世界各地的注意，在一群來自荷蘭的牧者的要求下，凱勒牧師創辦了City The City（CTC），培育植堂者在各大城市以處境化的福音開拓教會和城市福音運動。他在2017年從救贖主教會退下來，全身投入這個事工。至今CTC已在全球訓練了接近160,000的領袖，開拓超過2,100間教會。⁸在紐約上教會的人數亦由1989年的不足1%，增加到2019年的7%，⁹而且勢頭強勁，相信離凱勒牧師百份之十的遺願並不遠矣。

將植堂編織在事工的經緯中

當然紐約在很多地方都跟香港不同，其實當時紐約的情況比我們糟得多。求神張開我們的眼睛，在城中找到希望的展示。畢竟在香港，我們仍擁有傳福音和植堂的自由。植堂不應是一件痛苦或不尋常的事；就如保羅傳福音、栽培門徒，總是接著建立教會。期盼教會將植堂編織在事工的經緯中，讓它持續、穩定、自然地發展。

隨著時代的變遷，植堂的範式也有很大的轉移。門檻也不像從前那麼高，新形態的教會比較著重處境化，關係和使命，甚具彈性，¹⁰有不少的植堂者更是織網者或斜槓一族，屬靈的覆蓋和人手的支援可能比財務更重要。源自英國的新鮮形態得到主流宗派的支持，銳意招募和培育先鋒者（Pioneers），加上在資源和制度上的調配，支持不同的信徒群體建立教會，將當時的頹勢扭轉。¹¹

結語

教會拓植不再只是針對偏遠的地區或者異教的社會，已經有教會的社會，需要保持活潑、廣泛的教會拓植事工，才能將福音遍傳、影響城市和轉化社會。一間教會，不論有多大，絕對無法滿足一個多元城市的不同需要。惟有建立數以百計大大小小的教會，蔚為運動，才能無孔不入地接觸到城市中每一個社區、每一個階層及每一個族群。¹²

1.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9香港教會普查簡報》
2. 提摩太凱勒著、何明珠譯。《21世紀教會成長學》。(校園 2018) P.681
3. Lyle Schaller, 44 Questions for Church Planters (Nashville, Abingdon, 1991), P. 12
4. 見Donald McGavran and George q. Hunter III. eds., Church Growth: Strategies That Work (Nashville: Abingdon, 1980), 100; 亦可參考 C. Kirk Hadaway, New Churches and Church Growth in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Nashville: Broadman, 1987); Ed Stetzer, Planting Missional Churches: Planting a Church That’s Biblically Sound and Reaching People in Culture (Nashville: Broadman and Holman, 2006). Stetzer寫道：「建立三年以內的教會，每年帶人信主的比例，是每一百位會友帶領十人信主；而十五年以上的教會，每一百位會友只帶三人信主」P. 8
5. 這些數字是根據一項研究——由the Values Research Institute of New York進行，Redeemer City to City委託——檢視紐約市過去幾十年教會出席人數和教會增長情況。這些數字，儘管不精確，應該認真視為概略模式。它們基本上也與美國其他地區上教會人數、教會人口比例等數字相符——其他那些遠比紐約市更傳統、宗教氣息更濃的地區。我們目前尚未在其他國家作研究。
6.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9香港教會普查簡報》
7. Mac Pier, A Disruptive Gospel (Baker, Grand Rapids, 2016), P. 41
8. https://redeemercitytocity.com  accessed on Dec 19, 2024
9. https://www.newyorkproject.com/why-new-york accessed on Dec 19, 2024
10. 陳敏斯主編。《神學.轉化.行動:城市 X 生命的 12 個實踐》。(柏祺城巿轉化中心、基道,  2022) P. 171-180
11. https://www.churchofengland.org/about/fresh-expressions-church-england accessed on Dec 19, 2024
12. 提摩太凱勒著、何明珠譯。《21世紀教會成長學》。(校園 2018) P.683

（陳敏斯教授為城巿轉化學院院長。文章原載該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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