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督教圈子对历史神学（historical theology）较为陌生。台湾神学研究学院教会历史及系统神学助理教授吴国安博士在一个讲座上分享，神学史是关于上帝身份之争论与妥协的历史，而历史神学便是针对这些冲突作出有条理的分析和诠释。
吴国安指历史神学其实有不同的门派，例如教义／教理史（history of dogma）、教义史（history of doctrine﹝s﹞）、（基督教）神学（history of ﹝Christian﹞theology）和基督教思想史（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在教义／教理史方面，代表人物有阿道夫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他把早期基督教教义的发展追溯至希腊的形而上学，而这些发展却对基督教有害，需要透过分辨把这些有害物质去除。而教义史方面，代表人物有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跟教理（doctrine）相比，教义（dogma）较为权威性，前者偏向于教导。
而神学史（history of ﹝Christian﹞theology）方面，吴国安指出这必定无法避免是某些精英份子的讨论，但其涉及的範围十分广阔，不限于基督教教理的讨论，代表人物是威廉普拉彻 （William Placher）。至于基督教思想史，这跟神学史类似，只是範围限于基督教，代表人物是冈萨雷斯（Justo L. González）。
吴国安指出，神学史是针对「上帝是谁」这个问题争论和妥协的历史。从消极角度看，它具批判功能，指出神学在历史发展中的限制和不足；从积极意义看，它具教育功能，并让我们看清神学发展的脉络。
历史是神学和圣经之间的媒介
而历史神学其中一个要问的问题是，既然有圣经，为什么要谈神学？他解释，认为不需要神学的人都有一个假设：人跟圣经之间是有一种直接的认识（direct access），忽略了我们其实是通过神学作为媒介（medium）去认识圣经。神学作为媒介的表达在两方面：圣经包含神学，圣经的作者在写作时把他们的「神学」表达出来；另一方面，神学中亦包含圣经，古代教父的着作里经常引用圣经。
吴国安引述特土良（Tertullian）的名句「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何相干」，指这也是神学跟历史之间的问题所在，因有些人认为历史是动态、暧昧的，不应该跟神学有关系。他区分圣经至上主义和神学至上主义，指两者认为历史危害到自身的本真性，并同样面对着一个问题：如果启示是一次永远有效，且已经显明了，为什么还要追求？他表示，我们需要承认真理有待人们在历史中去寻索，而这无碍真理的永恒性。
他指出，要处理上述张力，需要回到道成肉身的教义，明白永恒的上帝会进到历史启示他自身。他又认为，人们往往想要把「历史踩在脚下，才显得永恒有多么伟大」，但这却贬低了基督的道成肉身，以及《迦克墩信经》中宣认的，上帝没有因为进入历史失却其永恒性。「某某至上主义」的危险，正正在于人无知地认为自己能像上帝一样高于历史，而忘记了自己置身于历史当中。
神学式批判实在论：日光之上有上帝
在介绍其方法论时，吴国安引介了在神学认知论（theological epistemology）中的不同进路，而他亦借用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提出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区分了一个客观的、实在的世界，以及一个可被主观认识的世界。批判实在论认为，要被批判的不是实在的世界，而是我们主观的认知。
吴国安认为人应谦卑地承认在「日光之下」因着坠落的缘故，其主观性受制于历史。但参照其多年来研究的巴特（Karl Barth）神学，他同时提出人应相信「日光之上」，真理在被人认识时有着客观实在性（objective reality），也有着主体性（subjectivity），因此上帝不是单纯地被认识的客体，而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又提醒，神学式批判实在论帮助我们不落入相对主义（relativism）和观点主义（perspectivism）中，既容让所认识的对象有着其处境，但同时肯定上帝是那位客观实在，且有其主体性。
有参加者在问答环节问道，会否有人批评历史神学过于「历史至上」。吴国安表示，在学界的确有人（例如Samuel V. Adams）批评赖特（N.T. Wright）过于重视历史，会失去神学或圣经的确定性，他也很期待此书出版后学界会有何反应。
「历史神学的内容及正当性──我的心迹与言说」由德慧文化主办，于十一月二十日在沙田浸信会合一堂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