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督教圈子對歷史神學（historical theology）較為陌生。台灣神學研究學院教會歷史及系統神學助理教授吳國安博士在一個講座上分享，神學史是關於上帝身份之爭論與妥協的歷史，而歷史神學便是針對這些衝突作出有條理的分析和詮釋。
吳國安指歷史神學其實有不同的門派，例如教義／教理史（history of dogma）、教義史（history of doctrine﹝s﹞）、（基督教）神學（history of ﹝Christian﹞theology）和基督教思想史（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在教義／教理史方面，代表人物有阿道夫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他把早期基督教教義的發展追溯至希臘的形而上學，而這些發展卻對基督教有害，需要透過分辨把這些有害物質去除。而教義史方面，代表人物有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跟教理（doctrine）相比，教義（dogma）較為權威性，前者偏向於教導。
而神學史（history of ﹝Christian﹞theology）方面，吳國安指出這必定無法避免是某些精英份子的討論，但其涉及的範圍十分廣闊，不限於基督教教理的討論，代表人物是威廉普拉徹 （William Placher）。至於基督教思想史，這跟神學史類似，只是範圍限於基督教，代表人物是岡薩雷斯（Justo L. González）。
吳國安指出，神學史是針對「上帝是誰」這個問題爭論和妥協的歷史。從消極角度看，它具批判功能，指出神學在歷史發展中的限制和不足；從積極意義看，它具教育功能，並讓我們看清神學發展的脈絡。
歷史是神學和聖經之間的媒介
而歷史神學其中一個要問的問題是，既然有聖經，為甚麼要談神學？他解釋，認為不需要神學的人都有一個假設：人跟聖經之間是有一種直接的認識（direct access），忽略了我們其實是通過神學作為媒介（medium）去認識聖經。神學作為媒介的表達在兩方面：聖經包含神學，聖經的作者在寫作時把他們的「神學」表達出來；另一方面，神學中亦包含聖經，古代教父的著作裡經常引用聖經。
吳國安引述特土良（Tertullian）的名句「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何相干」，指這也是神學跟歷史之間的問題所在，因有些人認為歷史是動態、曖昧的，不應該跟神學有關係。他區分聖經至上主義和神學至上主義，指兩者認為歷史危害到自身的本真性，並同樣面對著一個問題：如果啟示是一次永遠有效，且已經顯明了，為甚麼還要追求？他表示，我們需要承認真理有待人們在歷史中去尋索，而這無礙真理的永恆性。
他指出，要處理上述張力，需要回到道成肉身的教義，明白永恆的上帝會進到歷史啟示衪自身。他又認為，人們往往想要把「歷史踩在腳下，才顯得永恆有多麼偉大」，但這卻貶低了基督的道成肉身，以及《迦克墩信經》中宣認的，上帝沒有因為進入歷史失卻其永恆性。「某某至上主義」的危險，正正在於人無知地認為自己能像上帝一樣高於歷史，而忘記了自己置身於歷史當中。
神學式批判實在論：日光之上有上帝
在介紹其方法論時，吳國安引介了在神學認知論（theological epistemology）中的不同進路，而他亦借用羅伊巴斯卡（Roy Bhaskar）提出的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區分了一個客觀的、實在的世界，以及一個可被主觀認識的世界。批判實在論認為，要被批判的不是實在的世界，而是我們主觀的認知。
吳國安認為人應謙卑地承認在「日光之下」因著墜落的緣故，其主觀性受制於歷史。但參照其多年來研究的巴特（Karl Barth）神學，他同時提出人應相信「日光之上」，真理在被人認識時有著客觀實在性（objective reality），也有著主體性（subjectivity），因此上帝不是單純地被認識的客體，而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又提醒，神學式批判實在論幫助我們不落入相對主義（relativism）和觀點主義（perspectivism）中，既容讓所認識的對象有著其處境，但同時肯定上帝是那位客觀實在，且有其主體性。
有參加者在問答環節問道，會否有人批評歷史神學過於「歷史至上」。吳國安表示，在學界的確有人（例如Samuel V. Adams）批評賴特（N.T. Wright）過於重視歷史，會失去神學或聖經的確定性，他也很期待此書出版後學界會有何反應。
「歷史神學的內容及正當性──我的心跡與言說」由德慧文化主辦，於十一月二十日在沙田浸信會合一堂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