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联会的回忆
1977年，我当了香港天主教大专联会（下面简称联会）第十七届干事会的会长，动机主要是为了参与学生运动。1974年我成功入读中文大学崇基书院历史系，参加了崇基书院的天主教同学会，我便听到联会的名字。当我第一次踏足位于界限街明爱中心的联会会址时，所见面孔都是陌生的，但我隐约知道他（她）们是干事会的成员。我的第一个印象，也是最深刻的印象：这些人十分认真啊！后来我知道联会原是香港大专学院天主教同学的联谊组织，但由第十四届干事会开始（1974年）改变方向，积极参与当时的学生运动。至于改变方向的原因则是为了「与贫穷及被压迫者站在一起」，怎样实践？以我自己的经验，做得最多的是：但凡听到有关当局准备清拆某处的小贩摊档，便赶去声援，但声援与否，摊档依然被拆掉。很明显，当年的我只是凭着一股道德使命感，亦很可能加上一种大学生的优越感，完全没有想过须要发展一套支持保留那些小贩摊档的论述，毕竟只是刚过了二十岁的学生而已！
在联会的会址有一本古铁雷斯（Gutierrez）有关解放神学的着作。不过那本书一直放在联会的书柜里，好像没有人曾拿来认真阅读。至于联会中人对信仰的认知，大概是我们相信的天主不是创造了宇宙万物后便神游去了，而是留意到他拣选的选民在埃及被压迫，于是以他的大能拯救了他的选民。我们偶然也会谈论解放神学，但连瞎子摸象也谈不上。后来我听闻解放神学不但没有排斥马克斯主义，反而认为假如马克斯主义有助理解资本主义的弊端，便应借助马克斯主义。我不知道解放神学是否真有此见解，如有便未免过于天真，完全忽略了马克斯或马克斯主义何其复杂的一面。马克斯年轻时在巴黎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思想，而他说社会主义是一套科学理论，他原本的意思是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便是社会主义的理论，亦即是说理论和实践是结合的。但马克斯忽略了卢卡奇（Georg Lukacs）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提出class in itself和class for itself的分别。反而列宁看到这一点，索性提出「先锋党」的概念，自此马克斯主义便成了一套专制主义。不过这些都是我在若干年后的认知！
《曙晖》的故事
另有一事值得一提，联会出版一份类似大学学生报的刋物，名为《曙晖》，出版经费则须联会中人自行筹募。《曙晖》由一个出版委员会负责，身为会长的我亦参与其中。在一次讨论《龧晖》出版经费的会议上，有人提出自行订购英文学术书籍，然后在大学校园举办书展。意见提出后，与会人士一致叫好。我既是会长，于是一马当先，在大学图书里的哲学、历史、社会科学等书架上，逐本书翻开，看看有没有出版该书的出版社地址（那是1978年，互联网还未出现）。经过一番努力，共找到二、三十家出版社的地址。接着我以联会会长的名义写了封信，信中说了一个谎言，我说天主教大专联会这学生团体正筹划一系列读书组，但苦于在香港找不到相关的书籍，希望出版社能以优惠折扣提供书籍。我把信件复制后，分别寄给我搜集到地址的出版社。相隔两、三个星期，收到四、五家出版社的回覆，全部答允以六折优惠供应书籍，并附上其出版书籍的相关资讯。
若干年后，我回想当时答允提供书籍的出版社其实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左翼出版社，另一类则是有宗教背景的出版社。左翼出版社分别为International Publishers和Merlin Press两家小型出版社，各自出版了十本八本书而已。但International Publishers这家隶属第四国际（即托洛斯基斗不过史太林后逃亡海外所组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出版社，竟然出版了意大利共产党思想家葛兰西的Prison Notebook；而Merlin Press这家独立的左翼出版社则出版了匈牙利思想家卢卡奇的大部份着作，包括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和Theory of the Novel这两部最重要的着作。有宗教背景的出版社分别为Beacon Press和Continuum Publishing，前者隶属被称为Quaker的清教徒组织，是一家中型出版社，出版书籍合共四、五十种。最瞩目的书籍无疑是马库色（Herbert Marcuse）的One Dimensional Man和Eros and Civilization，亦出版了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的早期着作。至于Continuum Publishing则闻说有天主教背景，出版的书籍不多，但却出版了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奠定社会批判理论的着作Critical Theory和他跟阿多诺（Theodore Adorno）合着的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当然以我个人的有限见识，只曾听闻以上列举的部份着作，但当时联会内有读哲学的，有读社会科学的，更有一位米兰外方传教会的年轻修士（即周伟文神父）；因此能识别以上列举的着作。每当我回想这段经历，总觉得妙不可言。我们只是个学生团体，决定自行订购英文学术书籍后，我们大约筹集了港币三数千元作为订购书籍的资金。答允供应书籍的出版社恰好只有四、五家，而且全是中、小型出版社，当中却包罗了当时被称作「西方马克斯主义」的经典着作。假如当时有更多出版社答允供应书籍，在花多眼乱的情况下，恐怕会订购了不少无人问津的书。但我们收到的数量却刚好是我们有能力应付的；我们订购了上面列举的所有着作，葛兰西的Prison Notebook和马库色的One Dimensional Man这两部着作更是重鎚出击。当我们拿着这批自行订购回来的书籍在大学校园以书展的形式出售时，大受欢迎之馀，参观或购买的同学以至个别讲师都啧啧称奇，奇怪我们可以找到这些书籍在校园举办书展。由于香港的大学校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经历了一场不大也不小的学生运动，校园内的个别活跃份子对Prison Notebook和One Dimensional Man这两部着作都早已闻名；而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和Critical Theory这两部着作亦有不少捧场客，我们举办的书展亦因而一炮而红，当然筹募出版经费的目的亦顺利达到。由于自行订购英文学术书籍，然后举办书展出售的模式十分成功，因此自1978年后，每年都照办煮碗。到了1980年，有人提出不如索性拿一张商业登记证，名正言顺地联络更多出版社，订购更多不同类型的书籍。
虽然我早已毕业，但我非常享受订购英文学术书籍的工作，而且当我每次回想我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找了数十家出版社的地址，然后狡猾地写了封信，竟然解决了《曙晖》的出版经费！是巧合？还是天主的计划？我相信是后者！于是我专诚跑到位于铜锣湾的税务中心，花了数百元拿了一张商业登记证。登记证上写的店铺名称为「曙光图书公司」。这个名称是一班参与《曙晖》编辑和出版工作的同学在联会开会时决定的，也是我后来经营了超过二十年的书店的名称。
（分题由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