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聯會的回憶
1977年，我當了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下面簡稱聯會）第十七屆幹事會的會長，動機主要是為了參與學生運動。1974年我成功入讀中文大學崇基書院歷史系，參加了崇基書院的天主教同學會，我便聽到聯會的名字。當我第一次踏足位於界限街明愛中心的聯會會址時，所見面孔都是陌生的，但我隱約知道他（她）們是幹事會的成員。我的第一個印象，也是最深刻的印象：這些人十分認真啊！後來我知道聯會原是香港大專學院天主教同學的聯誼組織，但由第十四屆幹事會開始（1974年）改變方向，積極參與當時的學生運動。至於改變方向的原因則是為了「與貧窮及被壓迫者站在一起」，怎樣實踐？以我自己的經驗，做得最多的是：但凡聽到有關當局準備清拆某處的小販攤檔，便趕去聲援，但聲援與否，攤檔依然被拆掉。很明顯，當年的我只是憑著一股道德使命感，亦很可能加上一種大學生的優越感，完全沒有想過須要發展一套支持保留那些小販攤檔的論述，畢竟只是剛過了二十歲的學生而已！
在聯會的會址有一本古鐵雷斯（Gutierrez）有關解放神學的著作。不過那本書一直放在聯會的書櫃裡，好像沒有人曾拿來認真閱讀。至於聯會中人對信仰的認知，大概是我們相信的天主不是創造了宇宙萬物後便神遊去了，而是留意到祂揀選的選民在埃及被壓迫，於是以祂的大能拯救了祂的選民。我們偶然也會談論解放神學，但連瞎子摸象也談不上。後來我聽聞解放神學不但沒有排斥馬克斯主義，反而認為假如馬克斯主義有助理解資本主義的弊端，便應借助馬克斯主義。我不知道解放神學是否真有此見解，如有便未免過於天真，完全忽略了馬克斯或馬克斯主義何其複雜的一面。馬克斯年輕時在巴黎寫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帶有濃厚的人本主義思想，而他說社會主義是一套科學理論，他原本的意思是說無產階級的政治實踐便是社會主義的理論，亦即是說理論和實踐是結合的。但馬克斯忽略了盧卡奇（Georg Lukacs）在《歷史與階級意識》提出class in itself和class for itself的分別。反而列寧看到這一點，索性提出「先鋒黨」的概念，自此馬克斯主義便成了一套專制主義。不過這些都是我在若干年後的認知！
《曙暉》的故事
另有一事值得一提，聯會出版一份類似大學學生報的刋物，名為《曙暉》，出版經費則須聯會中人自行籌募。《曙暉》由一個出版委員會負責，身為會長的我亦參與其中。在一次討論《龧暉》出版經費的會議上，有人提出自行訂購英文學術書籍，然後在大學校園舉辦書展。意見提出後，與會人士一致叫好。我既是會長，於是一馬當先，在大學圖書裡的哲學、歷史、社會科學等書架上，逐本書翻開，看看有沒有出版該書的出版社地址（那是1978年，互聯網還未出現）。經過一番努力，共找到二、三十家出版社的地址。接著我以聯會會長的名義寫了封信，信中說了一個謊言，我說天主教大專聯會這學生團體正籌劃一系列讀書組，但苦於在香港找不到相關的書籍，希望出版社能以優惠折扣提供書籍。我把信件複製後，分別寄給我搜集到地址的出版社。相隔兩、三個星期，收到四、五家出版社的回覆，全部答允以六折優惠供應書籍，並附上其出版書籍的相關資訊。
若干年後，我回想當時答允提供書籍的出版社其實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左翼出版社，另一類則是有宗教背景的出版社。左翼出版社分別為International Publishers和Merlin Press兩家小型出版社，各自出版了十本八本書而已。但International Publishers這家隸屬第四國際（即托洛斯基鬥不過史太林後逃亡海外所組織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出版社，竟然出版了意大利共產黨思想家葛蘭西的Prison Notebook；而Merlin Press這家獨立的左翼出版社則出版了匈牙利思想家盧卡奇的大部份著作，包括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和Theory of the Novel這兩部最重要的著作。有宗教背景的出版社分別為Beacon Press和Continuum Publishing，前者隸屬被稱為Quaker的清教徒組織，是一家中型出版社，出版書籍合共四、五十種。最矚目的書籍無疑是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的One Dimensional Man和Eros and Civilization，亦出版了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早期著作。至於Continuum Publishing則聞說有天主教背景，出版的書籍不多，但卻出版了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奠定社會批判理論的著作Critical Theory和他跟阿多諾（Theodore Adorno）合著的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當然以我個人的有限見識，只曾聽聞以上列舉的部份著作，但當時聯會內有讀哲學的，有讀社會科學的，更有一位米蘭外方傳教會的年輕修士（即周偉文神父）；因此能識別以上列舉的著作。每當我回想這段經歷，總覺得妙不可言。我們只是個學生團體，決定自行訂購英文學術書籍後，我們大約籌集了港幣三數千元作為訂購書籍的資金。答允供應書籍的出版社恰好只有四、五家，而且全是中、小型出版社，當中卻包羅了當時被稱作「西方馬克斯主義」的經典著作。假如當時有更多出版社答允供應書籍，在花多眼亂的情況下，恐怕會訂購了不少無人問津的書。但我們收到的數量卻剛好是我們有能力應付的；我們訂購了上面列舉的所有著作，葛蘭西的Prison Notebook和馬庫色的One Dimensional Man這兩部著作更是重鎚出擊。當我們拿著這批自行訂購回來的書籍在大學校園以書展的形式出售時，大受歡迎之餘，參觀或購買的同學以至個別講師都嘖嘖稱奇，奇怪我們可以找到這些書籍在校園舉辦書展。由於香港的大學校園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經歷了一場不大也不小的學生運動，校園內的個別活躍份子對Prison Notebook和One Dimensional Man這兩部著作都早已聞名；而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和Critical Theory這兩部著作亦有不少捧場客，我們舉辦的書展亦因而一炮而紅，當然籌募出版經費的目的亦順利達到。由於自行訂購英文學術書籍，然後舉辦書展出售的模式十分成功，因此自1978年後，每年都照辦煮碗。到了1980年，有人提出不如索性拿一張商業登記證，名正言順地聯絡更多出版社，訂購更多不同類型的書籍。
雖然我早已畢業，但我非常享受訂購英文學術書籍的工作，而且當我每次回想我懷著一顆赤子之心，找了數十家出版社的地址，然後狡猾地寫了封信，竟然解決了《曙暉》的出版經費！是巧合？還是天主的計劃？我相信是後者！於是我專誠跑到位於銅鑼灣的稅務中心，花了數百元拿了一張商業登記證。登記證上寫的店舖名稱為「曙光圖書公司」。這個名稱是一班參與《曙暉》編輯和出版工作的同學在聯會開會時決定的，也是我後來經營了超過二十年的書店的名稱。
（分題由編者所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