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以什么方式来量度：不管是九七前抑或九七后，香港社会贫富悬殊的趋势皆惹人关注。近日乐施会公布最新一份香港贫穷状况报告，当中根据统计处今年第一季的住户入息数据来作出分析，若以家庭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的一半来计算，香港有逾一百卅九万人处于贫穷状态，贫穷率达20.2%。倘若将住户按收入分成十等份，与疫情前的一九年相比，收入中位数最低的住户每月有1,600元，跌54.3%；而在另一端，收入最高的住户每月有131,000元，同期上升9.3%。两者的贫富差距，由一九年的 34.3倍上升至今年第一季的81.9倍。即使公众对于贫穷状态应如何定义有不同看法，数字所显示的贫富悬殊趋势，确实为社会响起警号，不容忽视。
从另一角度看，本地的贫穷问题与人口老化趋势，正互相交叠，极须正视。同一份报告指出，十五岁或以上人口成为非经济活跃贫穷人口的原因，以「退休」占最大比例，高达61%（合共609,100人），与一九年相比增幅达38%。香港缺乏完整的退休保障制度，基层长者过去在职期间所得的强积金原本就不算多，而综援制度需经资产审查，门槛亦较高。如何能让长者过有尊严的生活，安享晚年，问题不可谓不迫切。
这些问题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过去民间社会就着如何解决有关问题所作出的讨论──无论是制定生活工资水平，以雇员及家属能否满足基本需要并过上有体面的生活来作衡量；抑或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使长者能有尊严地度过晚年生活──相关讨论追源溯本起来，往往也已经累积了数以十年计的日子。这些社会问题，并不会因为时局变迁而消失于无形。只是不少昔日活跃于讨论的公众人物和意见领袖，今天都消失于公共空间的视线之外；今后的相关讨论里，民间社会要取得有意义的成果，所要付出的努力和衡量的风险，皆截然不同。到底一个个社会警号，如何才能获得正视？
看在昔日先知眼中，一个贫穷者得不到关顾的社会，一个通达人也不敢开声的社会，本就是罪恶，要寻求上主的赦免与怜悯。过去曾经有论调指，只要经济有所发展，所得成果总会自然而然地如同滴漏般，渗透到社会不同阶层，以至基层巿民亦得均沾。走过以往数十年经济情况的起起跌跌，讨论扶贫及防贫措施的反反覆覆，再回望这些年香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实况，上述这种倾向自求利益多于弱势福祉的说法，到底有多少能站得住脚，实在清楚明白。当然反过来看，即使未来本地经济前景起跌难料，并不明朗，要公开讨论和设立各项长期扶贫及防贫的制度，惠及巿民，总是为时未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