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以甚麼方式來量度：不管是九七前抑或九七後，香港社會貧富懸殊的趨勢皆惹人關注。近日樂施會公佈最新一份香港貧窮狀況報告，當中根據統計處今年第一季的住戶入息數據來作出分析，若以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來計算，香港有逾一百卅九萬人處於貧窮狀態，貧窮率達20.2%。倘若將住戶按收入分成十等份，與疫情前的一九年相比，收入中位數最低的住戶每月有1,600元，跌54.3%；而在另一端，收入最高的住戶每月有131,000元，同期上升9.3%。兩者的貧富差距，由一九年的 34.3倍上升至今年第一季的81.9倍。即使公眾對於貧窮狀態應如何定義有不同看法，數字所顯示的貧富懸殊趨勢，確實為社會響起警號，不容忽視。
從另一角度看，本地的貧窮問題與人口老化趨勢，正互相交疊，極須正視。同一份報告指出，十五歲或以上人口成為非經濟活躍貧窮人口的原因，以「退休」佔最大比例，高達61%（合共609,100人），與一九年相比增幅達38%。香港缺乏完整的退休保障制度，基層長者過去在職期間所得的強積金原本就不算多，而綜援制度需經資產審查，門檻亦較高。如何能讓長者過有尊嚴的生活，安享晚年，問題不可謂不迫切。
這些問題的出現，並非一朝一夕的事。而過去民間社會就著如何解決有關問題所作出的討論──無論是制定生活工資水平，以僱員及家屬能否滿足基本需要並過上有體面的生活來作衡量；抑或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使長者能有尊嚴地度過晚年生活──相關討論追源溯本起來，往往也已經累積了數以十年計的日子。這些社會問題，並不會因為時局變遷而消失於無形。只是不少昔日活躍於討論的公眾人物和意見領袖，今天都消失於公共空間的視線之外；今後的相關討論裡，民間社會要取得有意義的成果，所要付出的努力和衡量的風險，皆截然不同。到底一個個社會警號，如何才能獲得正視？
看在昔日先知眼中，一個貧窮者得不到關顧的社會，一個通達人也不敢開聲的社會，本就是罪惡，要尋求上主的赦免與憐憫。過去曾經有論調指，只要經濟有所發展，所得成果總會自然而然地如同滴漏般，滲透到社會不同階層，以至基層巿民亦得均霑。走過以往數十年經濟情況的起起跌跌，討論扶貧及防貧措施的反反覆覆，再回望這些年香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實況，上述這種傾向自求利益多於弱勢福祉的說法，到底有多少能站得住腳，實在清楚明白。當然反過來看，即使未來本地經濟前景起跌難料，並不明朗，要公開討論和設立各項長期扶貧及防貧的制度，惠及巿民，總是為時未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