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由德慧文化举办的「伤痛.失去.盼望」对谈会,围绕着近期出版的新作《伤痛纪事》,邀请了作者邓绍光博士及三位学者郭伟联博士、骆頴佳博士、陈家富博士作交流分享,既是一场丰富的神学人对话,亦是一场难得的「朋友聚会」。对谈由邓绍光以「妳的离去,留下了空间」开始,分享到自身的丧妻经历,以及种种悔疚和挣扎。整个分享犹如一场「哀悼」,既是向着早已不在的他者倾诉,同时是一段为着往事的深情「忏悔」;并且从各自的伤痛,到因失去而成的缺失,最后找着盼望。近年来,社会开始关注创伤,四人都强调整个信仰历程,乃至上帝对人类历史的救赎都不一定是线性的,而是可开拓更多可能,是一种「终末」或「弥赛亚式」的时间。

邓绍光:妳的离去,留下了空间
经历过丧妻之痛,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基督教思想(神学与文化)教授邓绍光提到自己有近三年的时间,需要找相熟的基督教辅导员,指妻子离世带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整个过往的现实都被粉碎。谈到这段失去的经历,邓绍光引述新作中第二部份的第八篇〈妳的离去,留下了空间〉,当中有一段说话:「什么时候,我在想起自己对妳的种种愧疚,可以不再悔恨自己,因为最终得着宽恕包容拥抱接纳?」在整个发言中,邓绍光不断提及对妻子的「愧疚」。当他提及「我总系感到对妻子嘅爱唔够」,这种愧疚指的是当妻子在生时没有好好地爱她,以及「将许多的爱给予曾经爱过的女生」。人已离去,如果人总是失去时才懂得去爱,留下的是否只有无尽的悔恨和愧疚?在引用纳兰性德的《山花子.风絮飘残已化萍》中的「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箇悔多情」时,邓绍光表示这句词在他心中像一道不解之谜,为何「情多」后却出现「情薄」?
直到最近,在了解到纳兰性德的生平后,邓绍光才明白纳兰是对早逝的表妹多情,对妻子薄情。这使他想到其老师牟宗三所讲的「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他不禁想到情感或许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气质之性」。气有其尽,指的便是气有其「限度」;结合到「亢龙有悔」的教训,邓绍光表示,付出感情不能不留馀地,亢龙有悔的下半句是「盈不可久」,故情感需要有发有收。这般的感悟,当初不懂「亢龙有悔」,如今只能带着悔疚继续生活。或许生命中总有一些事是悔恨一生,这痛苦的领悟最后总结为一句:「妳的离去,留下了悔疚的空间。」(讲稿参1927期众议园)
郭伟联:面对苦难,最重要是「你」的聆听
承接着邓绍光的分享,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系主任郭伟联教授表示,可以理解邓绍光的新作为对「人生的反思」,并置之于西方文学的忏悔传统。郭伟联提及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各自都有撰写《忏悔录》,并解释两者其实都是个人生命的剖白,赤祼地把自身的罪和不堪的事叙述出来,表现出一种真实的人性。郭伟联提出有三个进路去理解忏悔这个主题,分别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傅柯(Michel Foucault)与斯汤普(Eleonore Stump)的角度。
从佛洛伊德的角度去看,郭伟联指出在阅读别人的忏悔时,人会有一种偷窥式(voyeuristic)的快感,因为听到别人坦认罪恶,而得到一种慰借,忏悔者与聆听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这样的关系。而对傅柯而言,基督教的忏悔则是一种管治的工具,用作思想控制。透过忏悔,信徒与赦罪者有着一种权力关系,当认罪者告白自己的罪行时,赦罪者以真理的名义去赦免对方,忏悔因此并没有鼓励人们成为自己的主人。相反,傅柯认为基督教的忏悔提倡的是一种自我中心的道德,实际是让人逃避自己的责任,并没有为他人承担责任的面向。透过提出这两个角度,郭伟联解释忏悔虽然有它的问题,但基督教的传统仍然有其出路。
郭伟联介绍女哲学家斯汤普的着作Wandering in Darkness: Narrative and the Problem of Suffering,书中提到每个人心碎的状态,这状态是由于某些欲望无法被满足。而书中批评西方基督教的神义论并不足以回应身处苦难的人的情况,因为身处苦难的人并不是需要一个命题式的答案。郭伟联归纳到,「喺苦难里面嘅人,其实佢最重要嘅唔系一个解释,佢愿意分享佢嘅故事畀人听,系因为佢希望呢个故事遇着你,唔系一个他者,唔系一个偷窥者,唔系一个透过呢一样去获得快感嘅人,系一个『你』,系一个你愿意同佢一齐承担嘅『你』。」面对着难以承受的伤痛,最重要的「唔系对方有冇罪,有冇犯错,做得好唔好」,而是当你聆听到一个苦难的故事,已经表示说故事的对方愿意开放自己,盼望大家可以更多聆听。
骆頴佳:人是一个创伤的主体
在分享中,现于多伦多大学Regis St. Michael's College进修神学的骆頴佳博士,谈及邓绍光新作中所呈现的「脆弱性」,书中对自我的剖白都很「深」,不是指内容艰涩,而是对自我挖掘的深度。这令他想起牛津大学的文学评论家约翰贝利(John Bayley)悼念其亡妻──着名女哲学家及文学家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的作品Elegy for Iris,但令他惊讶的是邓绍光在书中呈现的感性。骆頴佳表示,社会上对学者的刻板印象都是很理性,精于处理概念,而忽略了其情感的面向。「好多嘅哲学家都系精于处理概念……好锺意进入一个好抽象、好概念性嘅世界」,但后来在自省后,发现自己「其实系将一个难以言状……充满混沌嘅世界同现象,透过一个好概念化、系统化嘅方法去整理」,建立一种思想体系,有点像创世记中的「从混沌到秩序」。但骆頴佳表示,这种尝试透过命名和分类去把握世界,其实背后有一种诱惑,会容易令人陷入「属灵骄傲」,「以为自己可以把握住成个世界,以为自己有一种权力,将一个变动世界,变成一个不变嘅系统」。
在分享到拉冈(Jacques Lacan)的镜像理论时,骆頴佳指出在拉冈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当小朋友尚未对世界有认识时,看见镜子中自己的投影,会误以为镜子中完整的形象是自我,但拉冈心目中的自我实际是一个「创伤的主体」,自我不是完整的,而是破碎和匮乏的。骆頴佳进一步指出,学术的世界不是一个鼓励揭示自身创伤性的地方,揭示自身的创伤被视作一种矮化自己的表现。「有时候学者好容易将自己呃埋一边⋯⋯表面是好概念性,识好多嘢,但内心其实系脆弱不堪。」但人不是纯理性的主体,他借用内地学者刘小枫的说法,指出每个人都带着「沉重的肉身」,其实每一个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骆頴佳表示十分佩服邓绍光的勇气,敢于表达自己的软弱,「我哋每一个都系活喺一个充满苦难、破碎嘅世界,包括我哋自己都系一种破碎」,但骆頴佳在书中看见的是邓绍光「跟创伤挣扎的经验」,以及解构一种「生命可以把握的幻象」。骆頴佳鼓励众人虽然创伤有一种否定性,会令固有的世界崩溃,但从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哲学中可以看见,否定性同样「可以激活我们的意识,扩阔我们的思想世界」,在这些经验中人什至可以建立新的主体,在伤痛中体会上帝恩典的临在。
陈家富:爱往往只能在失去时才出现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陈家富博士从邓绍光新作的副题入手:与失去共存的日子,在终末期盼之下,分别以两位他研究的思想家,田立克(Paul Tillich)与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去回应。在第一部份,他想要叩问的是:到底人能否不负疚地生活。陈家富解释到,负疚直指我们生命的本相,是「一种活在道德完美和有限自由之间的狭缝,在生命命途中总有无数可能,和无数错过的可能;前者是人的潜能,后者是人的限制,中间却横亘着这种负疚。人被切割成两部份:控诉者与被指责者,前者是一种应然的存在,后者是一种实然的存在。」负疚本身就是一种割裂,人的自我被切割,无法缝合,这也是罪的「割裂」的特质。负疚和亏欠的生命俨如一个分裂的生命,被指控又控诉,无法逃脱。
陈家富认为,如果人想要逃离指控,便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跟自己说「我尽力了」,这是基督教中「自义」的行为。「自义」代表锲而不舍地想要过一种无疚的生活,或是承认自己无力偿还。这样往往带来更深的自我批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利赛人并不是道德败坏的人,相反,他们是道德高尚的人。每一次他们对耶稣和旁人的指责是来源于内心负疚的投射。面对着愧疚,人需要的是被原谅和被接纳。因此,「称义」是一份礼物:「接纳你『已被接纳』,即使你冇被接纳到。」接纳是一种「即使」(in spite of)的信仰,承认人的有限性,单单是生命被接纳,同时接纳那个负疚的生命。「生命被接纳,意味着生命不再被指责;生命被原谅,意味着生命如其所愿被敞开;生命得以复和,意味着生命不再是欠债的。其实能够原谅才能够放手,先能让他者真正往其所往处,原来被原谅的生命才懂得爱,不是以他的『能够』去爱,而是以他的『无能』去爱⋯⋯可能的是,当我真正知道我们无法凭自己的力量去爱时,爱才开始。」
到第二部份,陈家富借用邓绍光新作副题的下半部份:在终末期盼之下,以阿甘本对于弥赛亚时间的思考去理解终末。借用小说家卡夫卡(Franz Kafka)的名句「所有失去的爱都会以另外的方式回来」,陈家富讲述到Kafka and the Doll的故事,并表示阿甘本所指的弥赛亚时间(messianic time)非「时间的终结」而是「终结的时间」,是一种将时间悬置的时间;「终末」并非指末后和完成,而是在时间每一瞬间的重置和转身。引用阿甘本在《剩馀的时间》对罗马书的解读,陈家富指出「弥赛亚如果真系好似贼一样嚟到,就系嚟咗我哋都唔会知,佢嘅嚟到会好似冇嚟到一样。」阿甘本引用潘霍华(Bonhoeffer)晚期有关终极(ultimate)与次终极(penultimate)的观点,他认为两者的关系跟「时机」(kairos)和「编年时间」(chronos)一样并非对立的关系,因为前者永远要在后者中才能呈现。弥赛亚时间并非另一种时间,而是编年时间的整合性转化,终极经验其实是次终极经验的转化。
呼应有关终末的讨论,陈家富引述卡夫卡在Parables and Paradoxes(1946)中一段谜语般的文字:「弥赛亚只会在不再需要时才来临,在他到达之后的一天才出现,他不会在最后一天出现,而是在真正的最后一天才出现。」他解释,卡夫卡想要带出的,是我们先要扭转我们对时间图式(schema)的想像,只有我们对时间的理解被撕破,才能够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一样,时间才能够被救赎。只有在时间不再被切割成线性时间,人才能捕捉到爱在被逆转的时间中出现。
香港非「死局」 上帝历史充满可能
在交流环节中,有参加者问到当日的分享跟这个时代的关系,四位神学人都认为要思考另类的可能,不应故步自封。邓绍光从「宏大叙事」(metanarrative)入手,解释到任何「大故事」都会把「每一个特殊的个体忽略」,而使个体消融至集体之中。不过邓绍光表示,他看见香港电影从过往的「类型电影」演变至近年不同个体的故事,而不是否定宏观的层次。承接着关于宏大与微观的讨论,郭伟联亦从「叙事」方面指出,「栽种和平」正正便是强调一种「我和你」的关系,不是议题式的回应。
陈家富亦提醒众人,在回应社会时不宜反应太快,要作「深层次和认真的思考」。现时的敌人已不是一种对立式的关系,它已经进化到一个可怕的地步,假如我们反应太快,很可能看不清敌人的全貌(参1925期头版专题)。骆頴佳补充,莫特曼的神学回应,正正是历史主义的问题,其背后是一种封闭的史观。「好多人觉得香港系一个死局」,但莫特曼描述的上帝历史是充满可能。邓绍光认为莫特曼对历史的看法跟阿甘本的弥赛亚时间有沟通的可能,因为普遍人们理解的历史时间是过去决定将来,但莫特曼与同时代的潘宁博(Wolfhart Pannenberg)的时间是都由终末决定现在,终末具备转化现在的可能。

是次聚会于七月廿五日在基督教铭恩堂九龙湾堂举行,约七十人出席。(图:德慧文化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