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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由德慧文化舉辦的「傷痛．失去．盼望」對談會，圍繞著近期出版的新作《傷痛紀事》，邀請了作者鄧紹光博士及三位學者郭偉聯博士、駱頴佳博士、陳家富博士作交流分享，既是一場豐富的神學人對話，亦是一場難得的「朋友聚會」。對談由鄧紹光以「妳的離去，留下了空間」開始，分享到自身的喪妻經歷，以及種種悔疚和掙扎。整個分享猶如一場「哀悼」，既是向著早已不在的他者傾訴，同時是一段為著往事的深情「懺悔」；並且從各自的傷痛，到因失去而成的缺失，最後找著盼望。近年來，社會開始關注創傷，四人都強調整個信仰歷程，乃至上帝對人類歷史的救贖都不一定是線性的，而是可開拓更多可能，是一種「終末」或「彌賽亞式」的時間。

鄧紹光：妳的離去，留下了空間

經歷過喪妻之痛，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思想（神學與文化）教授鄧紹光提到自己有近三年的時間，需要找相熟的基督教輔導員，指妻子離世帶來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整個過往的現實都被粉碎。談到這段失去的經歷，鄧紹光引述新作中第二部份的第八篇〈妳的離去，留下了空間〉，當中有一段說話：「甚麼時候，我在想起自己對妳的種種愧疚，可以不再悔恨自己，因為最終得著寬恕包容擁抱接納？」在整個發言中，鄧紹光不斷提及對妻子的「愧疚」。當他提及「我總係感到對妻子嘅愛唔夠」，這種愧疚指的是當妻子在生時沒有好好地愛她，以及「將許多的愛給予曾經愛過的女生」。人已離去，如果人總是失去時才懂得去愛，留下的是否只有無盡的悔恨和愧疚？在引用納蘭性德的《山花子．風絮飄殘已化萍》中的「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真箇悔多情」時，鄧紹光表示這句詞在他心中像一道不解之謎，為何「情多」後卻出現「情薄」？

直到最近，在了解到納蘭性德的生平後，鄧紹光才明白納蘭是對早逝的表妹多情，對妻子薄情。這使他想到其老師牟宗三所講的「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他不禁想到情感或許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氣質之性」。氣有其盡，指的便是氣有其「限度」；結合到「亢龍有悔」的教訓，鄧紹光表示，付出感情不能不留餘地，亢龍有悔的下半句是「盈不可久」，故情感需要有發有收。這般的感悟，當初不懂「亢龍有悔」，如今只能帶著悔疚繼續生活。或許生命中總有一些事是悔恨一生，這痛苦的領悟最後總結為一句：「妳的離去，留下了悔疚的空間。」（講稿參1927期眾議園）

郭偉聯：面對苦難，最重要是「你」的聆聽

承接著鄧紹光的分享，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系主任郭偉聯教授表示，可以理解鄧紹光的新作為對「人生的反思」，並置之於西方文學的懺悔傳統。郭偉聯提及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各自都有撰寫《懺悔錄》，並解釋兩者其實都是個人生命的剖白，赤祼地把自身的罪和不堪的事敘述出來，表現出一種真實的人性。郭偉聯提出有三個進路去理解懺悔這個主題，分別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傅柯（Michel Foucault）與斯湯普（Eleonore Stump）的角度。

從佛洛伊德的角度去看，郭偉聯指出在閱讀別人的懺悔時，人會有一種偷窺式（voyeuristic）的快感，因為聽到別人坦認罪惡，而得到一種慰藉，懺悔者與聆聽者之間存在著一種這樣的關係。而對傅柯而言，基督教的懺悔則是一種管治的工具，用作思想控制。透過懺悔，信徒與赦罪者有著一種權力關係，當認罪者告白自己的罪行時，赦罪者以真理的名義去赦免對方，懺悔因此並沒有鼓勵人們成為自己的主人。相反，傅柯認為基督教的懺悔提倡的是一種自我中心的道德，實際是讓人逃避自己的責任，並沒有為他人承擔責任的面向。透過提出這兩個角度，郭偉聯解釋懺悔雖然有它的問題，但基督教的傳統仍然有其出路。

郭偉聯介紹女哲學家斯湯普的著作Wandering in Darkness: Narrative and the Problem of Suffering，書中提到每個人心碎的狀態，這狀態是由於某些慾望無法被滿足。而書中批評西方基督教的神義論並不足以回應身處苦難的人的情況，因為身處苦難的人並不是需要一個命題式的答案。郭偉聯歸納到，「喺苦難裡面嘅人，其實佢最重要嘅唔係一個解釋，佢願意分享佢嘅故事畀人聽，係因為佢希望呢個故事遇著你，唔係一個他者，唔係一個偷窺者，唔係一個透過呢一樣去獲得快感嘅人，係一個『你』，係一個你願意同佢一齊承擔嘅『你』。」面對著難以承受的傷痛，最重要的「唔係對方有冇罪，有冇犯錯，做得好唔好」，而是當你聆聽到一個苦難的故事，已經表示說故事的對方願意開放自己，盼望大家可以更多聆聽。

駱頴佳：人是一個創傷的主體

在分享中，現於多倫多大學Regis St. Michael's College進修神學的駱頴佳博士，談及鄧紹光新作中所呈現的「脆弱性」，書中對自我的剖白都很「深」，不是指內容艱澀，而是對自我挖掘的深度。這令他想起牛津大學的文學評論家約翰貝利（John Bayley）悼念其亡妻──著名女哲學家及文學家艾瑞斯梅鐸（Iris Murdoch）的作品Elegy for Iris，但令他驚訝的是鄧紹光在書中呈現的感性。駱頴佳表示，社會上對學者的刻板印象都是很理性，精於處理概念，而忽略了其情感的面向。「好多嘅哲學家都係精於處理概念……好鍾意進入一個好抽象、好概念性嘅世界」，但後來在自省後，發現自己「其實係將一個難以言狀……充滿混沌嘅世界同現象，透過一個好概念化、系統化嘅方法去整理」，建立一種思想體系，有點像創世記中的「從混沌到秩序」。但駱頴佳表示，這種嘗試透過命名和分類去把握世界，其實背後有一種誘惑，會容易令人陷入「屬靈驕傲」，「以為自己可以把握住成個世界，以為自己有一種權力，將一個變動世界，變成一個不變嘅系統」。

在分享到拉岡（Jacques Lacan）的鏡像理論時，駱頴佳指出在拉岡的精神分析理論中，當小朋友尚未對世界有認識時，看見鏡子中自己的投影，會誤以為鏡子中完整的形象是自我，但拉岡心目中的自我實際是一個「創傷的主體」，自我不是完整的，而是破碎和匱乏的。駱頴佳進一步指出，學術的世界不是一個鼓勵揭示自身創傷性的地方，揭示自身的創傷被視作一種矮化自己的表現。「有時候學者好容易將自己呃埋一邊⋯⋯表面是好概念性，識好多嘢，但內心其實係脆弱不堪。」但人不是純理性的主體，他借用內地學者劉小楓的說法，指出每個人都帶著「沉重的肉身」，其實每一個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駱頴佳表示十分佩服鄧紹光的勇氣，敢於表達自己的軟弱，「我哋每一個都係活喺一個充滿苦難、破碎嘅世界，包括我哋自己都係一種破碎」，但駱頴佳在書中看見的是鄧紹光「跟創傷掙扎的經驗」，以及解構一種「生命可以把握的幻象」。駱頴佳鼓勵眾人雖然創傷有一種否定性，會令固有的世界崩潰，但從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哲學中可以看見，否定性同樣「可以激活我們的意識，擴闊我們的思想世界」，在這些經驗中人甚至可以建立新的主體，在傷痛中體會上帝恩典的臨在。

陳家富：愛往往只能在失去時才出現

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陳家富博士從鄧紹光新作的副題入手：與失去共存的日子，在終末期盼之下，分別以兩位他研究的思想家，田立克（Paul Tillich）與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去回應。在第一部份，他想要叩問的是：到底人能否不負疚地生活。陳家富解釋到，負疚直指我們生命的本相，是「一種活在道德完美和有限自由之間的狹縫，在生命命途中總有無數可能，和無數錯過的可能；前者是人的潛能，後者是人的限制，中間卻橫亙著這種負疚。人被切割成兩部份：控訴者與被指責者，前者是一種應然的存在，後者是一種實然的存在。」負疚本身就是一種割裂，人的自我被切割，無法縫合，這也是罪的「割裂」的特質。負疚和虧欠的生命儼如一個分裂的生命，被指控又控訴，無法逃脫。

陳家富認為，如果人想要逃離指控，便需要證明自己的清白，跟自己說「我盡力了」，這是基督教中「自義」的行為。「自義」代表鍥而不捨地想要過一種無疚的生活，或是承認自己無力償還。這樣往往帶來更深的自我批判。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法利賽人並不是道德敗壞的人，相反，他們是道德高尚的人。每一次他們對耶穌和旁人的指責是來源於內心負疚的投射。面對著愧疚，人需要的是被原諒和被接納。因此，「稱義」是一份禮物：「接納你『已被接納』，即使你冇被接納到。」接納是一種「即使」（in spite of）的信仰，承認人的有限性，單單是生命被接納，同時接納那個負疚的生命。「生命被接納，意味著生命不再被指責；生命被原諒，意味著生命如其所願被敞開；生命得以復和，意味著生命不再是欠債的。其實能夠原諒才能夠放手，先能讓他者真正往其所往處，原來被原諒的生命才懂得愛，不是以他的『能夠』去愛，而是以他的『無能』去愛⋯⋯可能的是，當我真正知道我們無法憑自己的力量去愛時，愛才開始。」

到第二部份，陳家富借用鄧紹光新作副題的下半部份：在終末期盼之下，以阿甘本對於彌賽亞時間的思考去理解終末。借用小說家卡夫卡（Franz Kafka）的名句「所有失去的愛都會以另外的方式回來」，陳家富講述到Kafka and the Doll的故事，並表示阿甘本所指的彌賽亞時間（messianic time）非「時間的終結」而是「終結的時間」，是一種將時間懸置的時間；「終末」並非指末後和完成，而是在時間每一瞬間的重置和轉身。引用阿甘本在《剩餘的時間》對羅馬書的解讀，陳家富指出「彌賽亞如果真係好似賊一樣嚟到，就係嚟咗我哋都唔會知，佢嘅嚟到會好似冇嚟到一樣。」阿甘本引用潘霍華（Bonhoeffer）晚期有關終極（ultimate）與次終極（penultimate）的觀點，他認為兩者的關係跟「時機」（kairos）和「編年時間」（chronos）一樣並非對立的關係，因為前者永遠要在後者中才能呈現。彌賽亞時間並非另一種時間，而是編年時間的整合性轉化，終極經驗其實是次終極經驗的轉化。

呼應有關終末的討論，陳家富引述卡夫卡在Parables and Paradoxes（1946）中一段謎語般的文字：「彌賽亞只會在不再需要時才來臨，在他到達之後的一天才出現，他不會在最後一天出現，而是在真正的最後一天才出現。」他解釋，卡夫卡想要帶出的，是我們先要扭轉我們對時間圖式（schema）的想像，只有我們對時間的理解被撕破，才能夠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一樣，時間才能夠被救贖。只有在時間不再被切割成線性時間，人才能捕捉到愛在被逆轉的時間中出現。